昭通简史

昭通简史
昭通市，位于金沙江下游东岸的云南省东北部，地处四川盆地至云贵高原的中间过渡地带，居于乌蒙山脉与属横断山脉的凉山山系两大山脉之间。

在历史时期中，以今昭通市、东川市为中心的滇东北区域，曾创造了灿烂的经济、文化。

在历史时期中，这一区域对西南和国家的经济生活曾产生长期的、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并曾产生长期领先于世界的重要的科技成就，在中国冶金史、财政史及科技史上有着重要的贡献及地位。

在历史时期中，这一区域又长期是沟通中原、巴蜀与中国西南以及沟通中、印、缅交通的南方丝绸之路的枢纽之地，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

在近代历史的风云中，这一区域产生了曾经长期统治云南的地方实力派首脑龙云、卢汉。

红军长征途中于1935年2月在昭通威信召开的扎西会议，使遵义会议未能解决的组织、军事等重大问题得以最终解决，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之一。

由于今天昭通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经济、文化发展的落伍和在全省地位的下降，上述事实也湮没而极少为人所知。

简介一下昭通的历史：
昭通人
云南是早期人类的发源地之一，近、现代这里先后发现了元谋人、昭通人、西畴人、丽江人、昆明人等远古人类的遗骨、遗迹。

1982年11月，文物工作者在昭通城北15公里的过山洞中发现一枚人牙化石，经专家鉴定属距今5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化石，被学术界定名为“昭通人”。

昭通人的发现填补了云南从猿人阶段到晚期智人阶段之间的空白，使云南早期人类发展史成为一个连续而不间断的整体。

在出土的昭通人化石的土层中，还杂有粒状的炭屑，这是当时人们利用木制器具或用火的反映。

现代人们在鲁甸野石、马厂和昭通闸心场等地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

这些器具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制作技术较之云南其他地区新石器文化更为进步。

杜宇
如果说黄帝和尧、舜、禹的传说，反映了中原文明的早期情况。

与上述传说相类似，古史记载中关于杜宇王蜀的传说，则反映了西南文明的早期情况。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

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

乃自立为蜀主，号曰望帝。

治汶山下，邑曰郫。

——《蜀王本纪》
蜀在杜宇之前，“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杜宇入蜀成为蜀王，推动蜀迅速进入阶级社会，滇东北农业文明也随之北播于蜀地。

杜宇是西南一个著名的部落联盟领袖。

杜宇部落的发源地及早期活动的中心区域，在今滇东北的古朱提。

杜宇的妻族梁利（朱利）的部落也在这一带活动。

以两个部落为主体构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

后来，部落联盟中的一支在首领杜宇的带领下向北拓展，征服蜀地，建立蜀国。

此后，蜀地由英雄时代过渡到奴隶制国家时代。

杜宇“自立”称帝，不是依靠禅让，而是凭借雄强的武力。

他有固定的都城，统治着广大的疆域，并以“望帝”为专用的尊称。

杜宇是西南早期著名的一个帝王。

杜宇重视农业。

统治蜀国后，他采取措施，“教民务农”，传播、推广农业生产技术。

成都平原靠近岷江正流，水患频繁。

杜宇组织力量加以治理，在岷江出水口处的玉山（今玉垒山）开辟人工河道，分岷江之水流入沱江。

使水患大为减轻。

这一工作奠定了其后著名的都江堰工程的基础。

杜宇统治时期是蜀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时期。

后世巴蜀人民农耕时节总要先祭祀杜宇。

人们把农业生活所必须的历法的发明也归功于杜宇，并把春天鸣叫催耕的杜鹃看作是杜宇的化身。

先秦时期中国的铜材基地
商代以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和相当成熟的甲骨文字著称于世。

要支持巨大的冶铜作坊，需要数量巨大的铜、锡、铅材料。

但研究者发现，大量的铜材并非中原所产。

学者们应用现代技术对商周青铜器中所含特殊成分进行测定比较，认定这些器具之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来自云南东北部永善、巧家、昭阳一带地区的特殊矿质。

也就是说，商周时期滇东北金属矿产，曾大规模运到中原地区。

滇东北冶金业长期成为商、周灿烂的青铜文化的重要支柱。

正如研究者所说：“……滇东北在中国冶金史乃至世界冶金史上都曾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地区，这个地区在很早的时期冶金技术就高度发达，并创造了很多冶金史上的伟大发明，产品还是在商周就大规模地输入内地，并产生过世界性的影响。

无疑这个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冶金发源地之一。

……”
五尺道和南夷道
战国晚期，秦国蜀守李冰以僰道（今四川宜宾）为起点，开始修筑通往滇东北的道路。

秦统一六国后，派人在李冰的基础上，将道路继续向南延伸。

这就是国家在云南修建的第一条官道。

由于山高水险，工程异常艰难，道路仅宽五尺（约合今1米），故称“五尺道”。

五尺道起于僰道，经
近四川高县、筠连，入云南盐津、大关、昭阳，镇雄，折入贵州毕节、威宁，再入云南宣威、抵于曲靖，全长近千公里。

五尺道沿途山崖险峻，难以开凿。

李冰发明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即以柴烧崖，再以水浇，使石迸裂。

道路由此得以开凿，向前延伸。

西汉中期，国力强盛，汉武帝派唐蒙将五尺道往东伸入贵州腹地，直通珠江上游的牂牁江（今北盘江）。

这就成为以五尺道为基础向东南延伸而成的“南夷道”。

朱提郡的设置
汉朝建立后，公元前105年，汉武帝在今川南和滇东北地区设置犍为郡，管辖12个县。

其中的朱提、南广、堂狼三县，大致包括今云南东北部地区。

鉴于这里地位的重要，蜀汉时升朱提为郡，下辖朱提、南广、南昌、汉阳等县。

从汉代开始，直至唐中叶的玄宗时期，除其间少数时期曾有所变化外，“朱提”一直成为滇东北一带行政区的名称。

蜀汉时期朱提郡的范围，大体上以今昭通市为中心，包括今川南、黔西和云南曲靖地区、东川市的部分地区。

繁盛的矿冶
汉晋又是滇东北矿冶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滇东北成为我国铜、银矿冶业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

此一时期，滇东
北冶铜业生产主要集中在朱提和堂狼（今云南巧家、会泽、东川），产品种类繁多，产量巨大，居全国之首。

那时，朱提冶铜炉规模巨大，“高一丈，广一丈五尺”大小已接近清代云南冶铜炉水平。

滇东北地区冶铸技术上一个重大的突破，是白铜的发明。

白铜，一般指铜镍合金。

它银光闪烁，极耐腐蚀，几乎不生锈，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领先世界的伟大科技成就，被誉为“中国银”。

据研究，滇东北生产的镍白铜早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就已传到印度、希腊，至魏晋时期，滇东北生产的云南白铜已经著称于世。

当时的史书记载：“堂狼县（今巧家、会泽、东川），因山名，出银、铅、白铜”。

在欧洲，晚到1823年，才有英国人和德国人分别制造出白铜。

汉晋时期，朱提又是中国重要的白银生产基地。

王莽时期，朱提银被大量开采，铸制货币，流通全国，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当时政府规定朱提银价值高于全国其他地方生产的银58﹪，说明它的质量也居全国之首。

由于朱提银量对质美，名著天下，故古代白银又别称“朱提”。

大姓与封建王朝的斗争
三国两晋时期，西南夷地区被称为“南中”。

魏晋南北朝时
期，朱提和南中很多地区一样存在着太守、大姓和夷帅三种势力。

三国时期，南中为蜀国统治区域。

在同魏、吴的对峙中，诸葛亮实行“南抚夷越（指南中）”政策，以求稳定后方。

公元225年春，诸葛亮分兵三路南征，先后打败朱褒，杀高定元，又采取“攻心”策略，收降孟获。

终于平定南中。

为加强控制，诸葛亮将两汉时期南中地区的五个郡，增设为朱提、建宁、云南、永昌、兴古、越崔又、牂牁等七个郡，即“南中七郡”。

七个郡中，朱提郡以今昭通市为中心，同时包括今云南曲靖地区、东川市及川南、黔西的部分地区。

夷汉部曲
现代在昭通发掘出土了南中大姓霍氏的墓葬，基壁上绘有大姓与“夷汉部曲”等图景，反映了汉晋时期大姓领有“夷”、汉部曲的情况。

《东晋霍氏墓壁画》所绘“夷”人部曲的装束，头梳尖髻身披披毡，与后代彝族很相类似。

这是迄今为止云南发现的唯一一处晋代墓葬壁画，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对蜀汉的贡献
汉晋时期，滇东北一直是宁州（南中）经济文化最为发达和繁荣的地区，号称“宁州冠冕”。

蜀汉政权统治南中期间，
以滇东北为重要的物资供给基地。

“朱提银”、铜等冶金产品，“耕牛，战马”等畜牧业产品，以及大量的人力资源，成为蜀国兵源，税赋的重要来源。

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朱提
南北朝至隋初，国家分裂。

南中（宁州）地区名义上隶属于中央王朝，实际上长期处于地方割据势力爨氏统治之下。

隋和唐朝前期，封建王朝中央在云南恢复了郡县制度，但实际统治权力仍掌握在大姓贵族手里。

唐朝中期至两宋时期，南诏、大理政权先后兴起于滇西，控制了西南广大地区。

滇东北先是被纳入南诏、大理疆域，后来则成为宋王朝间接统治的羁縻之地。

自南北朝至两宋大约800年的漫长历史时期中，这里总的说来处于一种相对的区域性闭关自守的状态，社会发展也陷入长期的倒退、停滞状态。

随着力量的强大，南诏与唐发生尖锐矛盾，爆发了著名的“天宝战争”（公元751年——754年）。

天宝战争以唐军惨败而告终。

天宝战争中，南诏依附于吐蕃。

此后，长期受吐蕃贵族的野蛮榨取，双方开始产生裂隙。

南诏决定重新归附唐朝。

为重订盟约，公元794年（贞元4年）正月，唐朝中央派巡官崔佐时到达南诏首都羊苴咩（今大理城），南诏王异牟寻在点苍山会盟，双方重归于好。

当年10月，
唐德宗派袁滋为“南诏使”赴云南正式册封异牟寻为“南诏（南诏王）”，并向他颁发一颗金印。

为表纪念，袁滋一行在途经有名的石门（今昭通盐津豆沙关）之时，在险峻的临江石壁之上摩崖，郑重题字，把“开路置驿”、册封南诏的事由刻写在石崖之上。

这就是著名的“袁滋摩崖石刻”。

这个石刻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为反映云南与内地关系史的重要实物史料。

宋封乌蒙王
在滇东北，宋朝政府曾封乌蛮乌蒙部首乌领阿杓为乌蒙王。

宋封乌蒙王，建立了对滇东北的间接统治，有助于这里与外界联系、交流的加强，对这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乌蒙府）古为闘地甸，乌蒙乃其酋长之祖名，历代相承皆有其地。

宋时有名阿杓者始封“乌蒙王”。

——《寰宇通志》
文献所记载元代初期的滇东北情况
元代初期，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曾经过云南前往缅甸，路过滇东北，记录了这里的一些情况。

当时，滇东北一带驿道畅通，沿途设有站赤，为过往官、商提供马匹及其他服务。

沿途可见到很多城镇、村庄。

这里商业较兴盛，活跃着一些专门从事大宗贸易的商人。

这里的黄金生
产发达，但当地主要不是使用金属货币，而使用海贝以作为交换媒介。

当地居民食用肉类、乳品和粮食，并以粮食加上香料酿酒饮用。

明清时期的滇东北
从元代到清代初期，封建中央在滇东北等地一直实行土司制度。

这是封建中央为适应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地方统治制度。

土司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保持国家政治统一和促进边疆开发的积极作用，但又存在着严重的落后性和很大的消极面。

随着中央力量的发展，封建国家展开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行动。

从乌蒙到昭通
改土归流后，1731年，鄂尔泰上奏雍正皇帝，将乌蒙府改名昭通府；设恩安县，废旧城天梯城（今昭阳区土城），改建新城于朴窝（今昭阳区）。

昭通府下辖恩安、永善两县，及大关、鲁甸两厅和镇雄州。

此一时期，昭通白银矿冶业也进入盛期。

昭通府鲁甸厅乐马厂银矿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银矿。

这里正是古代著名的“朱提银”的产地。

辛亥革命在昭通
云南“重九起义”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是辛亥革命熊熊烈火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辛亥革命时期，昭通革命志士、昭通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投入了这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斗争。

1905年，孙中山、黄兴在日本组织同盟会，云南留日学生40余名参加。

昭通巧家人张开儒、彝良人禄国藩等也于此一时期先后加入。

张、禄等后来先后回滇，发动和参加云南辛亥革命。

在云南辛亥革命的一系列斗争中，昭通各地革命党人积极活动，成为当时反清革命洪流中的一支。

辛亥革命爆发前夕，镇雄籍讲武堂学生彭吉庵等，秘密将《云南》、《学生军》等书刊传至镇雄，宣传革命。

镇雄县学正（官名）李南斌秘密联络反清人士王慎修、鲁汉云等100余人，歃血盟誓，宣誓效忠同盟、立志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准备发动起义。

不久，因事机泄露，王、鲁被捕，李南斌被迫出亡，未能成功。

1911年6月，同盟会员赵瑞从日本回国，到滇东北组织起义。

他以盐津滩头和回龙场等地为根据地，联络川南反清组织同志军的力量，组织武装起义。

8月，起义队伍1万多人，以川南革命军的名义，组成四个梯团，挥师直指成都。

起义军以赵瑞担任全军都督，李龙醒为总参议，以川南同志军首领胡重义为前敌指挥官，率领部队由盐津取道
安边，北上进入四川。

8月12日，起义军在离犍为县10余公里的公姑沱与清军相遇，展开激战。

义军前线先锋达仑严、司令曾雨亭，梯团长黄金亭等相继牺牲。

赵瑞指挥队伍退守箭板场。

20日，革命军组织力量攻打麻柳湾，“血战破敌”，次日乘胜攻克犍为县，战局得到扭转。

此后，义军先后攻克自流井、屏山、雷波、马边等县城，并于10月9日攻嘉定城。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革命力量纷纷响应。

不久成都革命党宣布成立军政府，赵瑞起义军遂停止向成都开进。

武昌起义爆发后，1911年10月30日夜，革命党人蔡锷、李根源等在昆明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满清云南政权，当天为农历9月9日，故起义称为“重九起义”。

11月1日，起义军在昆明五华山成立了“大中华民国云南省军都督府”，蔡锷任大都督。

为打击满清反动势力，推动革命形势发展，重九起义后，云南军都督府先后派滇军出师援川、援黔。

滇军的反清战争，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出师途中不断有青年参军。

当时加入滇军的青年，后来不少人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其中以龙云、卢汉二人最为著名。

滇军援川军第一梯团经昭通北入四川。

部队进抵叙府（今四川宜宾）时，永善人魏焕章、皱若衡和昭通人龙云、卢汉率领数十人前来投军。

龙、卢当时在四川参加反清的保路同志军。

他们被滇军收编后，编入第三大队，不久随军
回昆。

回昆明后，经梯团长谢汝翼推荐，龙、卢报考军事学校云南讲武堂，分别被取入骑兵科和步兵科。

1914年毕业后，分别分配到滇军部队任排长。

此后，在近代军阀纷争的风云中，龙、卢逐渐崛起，成为云南军政首脑，先后共控制云南达22年之久。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

1913年，民国政府废昭通府，原厅、州一律改为县，撤消昭通府治后，改恩安县为昭通县，隶属云南省。

此后，1943年，设置云南省昭通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下辖昭通、镇雄、彝良、威信、盐津、大关、永善、绥江、鲁甸、巧家、会泽11个县。

护国运动在昭通
1915年冬，袁世凯窃国称帝。

云南人民为维护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于12月25日首举义旗，掀起护国运动。

起义后，滇军在全省人民支持下，出师讨逆，发动护国战争。

云南护国军给予拥袁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各省人民也纷纷响应，袁逆众叛亲离，重病身亡，护国运动取得胜利。

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从1911年的重九起义、出师援蜀，到915年的护国战争和1917年的护法运动，昭通一直是滇军主力入川与北洋反动军阀作战的前沿基地。

军队云集，
战事频繁。

昭通人民出兵、出资，节衣缩食，以种种方式参加和支援革命战争，为推动历史的进步，作出了有力的贡献。

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是中共中央1935年2月在昭通威信扎西境内连续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的统称。

土城之战的失利和红军继续恶化的处境，使人们对继续掌握最高权力的教条主义领导不再抱有希望。

一渡赤水后，193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红军部队进入昭通扎西水田寨，当晚政治局常委会改组中央领导，撤消博古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由张闻天在中央负总的责任。

因当时张闻天化名“洛甫”，故中共中央组织上的这一重大的变动，史称“博洛交接”。

出任“总负责”职务后，张闻天立即果断决策，在扎西连续召开中央会议，迅速地推开一系列重要的调整和转变。

从扎西会议开始，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配合工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卓有成效地领导中国革命脱离困境而走上了不断成功之路。

昭通人民与八年抗日战争
正面战场：
“七·七”事变后，1937年8月，云南省主席龙云将军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龙云，字自舟，昭阳区炎山人，彝族，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早年参加过云南辛亥革命、护国运动。

面对日寇大举入侵，祖国山河大片沦入敌手的危急形势，龙云毅然决定组织20万滇军，“慷慨赴国难，忍痛一孤掷”，出师抗日。

回滇后，仅仅用28天，龙云即在滇军中编成一个军——国民革命军第60军，全军约3.8万人，以卢汉为军长，首先开赴抗日前线。

滇军武器多系西欧进口，装备较为精良；士兵训练有素，多有实践经验，连长以上皆毕业于讲武堂，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

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中，滇军无不所向披靡。

滇军第60军军长卢汉，昭阳区炎山人，彝族，龙云的表亲，是滇军著名将军。

60军下辖182、183、184三个师，其中182师由滇军驻昭通部队安恩溥旅扩编而成。

师长安恩溥，昭通镇雄县花竹沟人，彝族，早年就读于昭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16年护国军入川时加入护国军，后毕业于讲武堂。

安严于治军，注意军民关系，关心地方建设，有爱国思想。

安旅自1929—1937年出师抗日前一直驻防昭通，故军中官兵，尤多昭通子弟。

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

帝国主义，
人民之敌；救国救民，吾辈之职。

——滇军安恩溥旅《吃饭歌》
滇军出师，先驰援浙东，接着即转赴鲁南，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徐州会战。

其中尤以台儿庄战役最为激烈。

1938年春，日军从山东分两路南下，进攻战略要地徐州。

国民政府组织徐州会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将日军一路阻止在山东临沂，一路阻止在山东台儿庄。

日军以精锐部队向台儿庄猛攻，滇军60军奉命驰援。

4月22日，滇军尚未完全到达集结阵地，友军于学忠部、汤恩伯部已支持不住，向左右后撤。

阵地形成一个大缺口，日军趁机突入。

60军仓促中与日寇发生遭遇激战。

日寇拥有坦克、飞机和强大火炮，中国军队既无坦克，又无对付坦克的平射炮，装备与敌极为悬殊。

60军健儿毫不畏惧，与气焰嚣张的日寇展开厮杀。

当晚战斗进入相持阶段。

此后的近20天中，60军在约20平方公里的地带，与敌人逐村逐庄争夺，使日寇始终无法越过台儿庄。

战斗中，滇军和中国军队中涌现出无数英雄事迹。

安恩溥师1080团团长龙云阶（镇雄人）率队增援辛庄，黑夜中与敌肉搏牺牲；1078团团长董文英出滇前预先写下遗书，血战中他率队出击，陷入敌围，壮烈牺牲；司务长周永祥（昭通二甲人）向阵地送饭，与敌相遇，用大刀与敌搏斗牺牲；排长金荣海（昭通小闸乡人），不顾敌机俯冲，坚持
射击，中弹牺牲；……
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军队协同作战，使日军大败溃逃。

此役共歼灭敌人1万多人，是抗日以来国民政府取得的重大胜利。

其中滇军安恩溥182师即消灭敌人2千余人，给予敌人沉重打击。

当时的日本报纸惊呼：“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

由于武器装备、技术等与敌悬殊，60军在保卫祖国神圣土地的战斗中也作出了重大牺牲。

其中牺牲1.83万人，受伤4.5千人，战后182师、183师两师6个团仅能缩编为1个团。

台儿庄战役结束，安恩溥182师等回云南补充重建后，重新开赴抗日前线。

背面战场：
抗战时期，除正面战场外，还有一些昭通健儿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参加敌后游击战争。

其中最著名者为罗炳辉。

罗炳辉，1897年12月——1946年6月，彝族，彝良大河区阿都乡偏坡寨人；16岁时离家出走，投身滇军，并参加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1929年7月，罗炳辉在担任江西吉安靖卫大队长时加入中国***，11也15日率部举行“吉安起义”，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时担任红十二军军长，长征时任红九军团军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派到新四军中工作，曾先后担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新四军第
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等；此期间，他和陈毅等领导新四军和抗日群众在淮南苏皖边区打击日寇，振奋京泸人员，开辟大片抗日根据地，立下卓越战功；1946年21日，罗炳辉病逝于山东，年49岁。

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
抗战时期，昭通各地人民组成了长期性的“抗战后援会”、“耆老救国会”等组织。

各地群众积极捐献，各族子弟踊跃从军，无不各尽其能，各举所长，以实际行动投入抗战、支援抗战，将昭通人民的力量汇入伟大的抗日战争洪流之中。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八年中，昭通各界人民共捐集“献金”100万余元国币；从军参战的昭通子弟仅昭阳区一地即3万余人；青年学生（还有一些教师）投笔从戎、参加抗日军队者，仅昭阳区一地即数百人（其中1942年冬，昭通各中学即有120余人投考参加中国远征军，至印度受训后，参加英军作战）；报考陆、空、医等各类军校者有400余人；昭通妇女也和男子一样，积极支持抗战，其中有一些青年女性还离开家庭，直接投奔抗战前线；1938年云南增建58军准备出师抗战，招收妇女战地服务团，即有蒋继明、陆继英等昭通姑娘报名参加。

昭通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