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

同学们好，本次作业由两部分构成：一、研究综述（不少于600字，可分阶段综述，也可根据研究情况分类综述）；二、参考文献（列举不少于20种文献，含著作与论文，需有作者、书名、出版社及出版年，或作者、篇名、期刊名、刊发年份期号）。

以下附录五篇论文word版本及pdf版本，可参考。

目录：1、近三十年大陆及港台简帛发现、整理与研究综述 (2)2、大陆近三十年来庄子美学研究综述 (5)3、唐代乐工歌妓及其对唐诗发展的影响研究综述 (10)4、七十年边塞诗研究综述 (22)5、新时期孙悟空形象研究综述 (28)1、近三十年大陆及港台简帛发现、整理与研究综述于振波二十世纪初，西方探险家纷纷进入我国的西北地区并发现汉晋简牍，揭开了近代简牍帛书出土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简帛发现与整理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边塞遗址到墓葬、井窖，出土地点遍布全国各地；从战国到魏晋，不同时代的简帛陆续被发现；从文书档案到文献、法令，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与此相应，简帛数量也与日俱增。

二十世纪上半叶，由于列强的侵略以及国内战争，研究始终在极度动荡不安的情况下进行；而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地区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学术研究。

直到七十年代后期，简帛研究才逐渐走上正轨。

因此，本文拟对近三十年的简帛研究状况做一概述。

不过，有些地方为了叙述方便，还是要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简帛的发现与整理（一）敦煌汉简敦煌汉简，是指二十世纪初开始在河西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烽燧遗址中陆续出土的简牍。

其中，二十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第二次和第三次中亚考察时所发现的简牍，以及194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夏鼐等人所发现的汉简，经林梅村和李均明整理，成《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一书，于198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该书附有《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遗址概述》、《汉简出土编号与汉简著录编号一览表》等，但不含原简照片。

七十至八十年代，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甘肃省文物工作队、敦煌市博物馆等部门又在这一地区的马圈湾、酥油土、花海等地发现了一大批汉代简牍。

这些简牍，连同斯坦因、夏鼐等人所发现的汉简一起，由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成《敦煌汉简释文》（不含图版）一书，于1991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有图版和释文的《敦煌汉简》上、下册。

（二）悬泉置汉简1990至1992年间，在甘肃省敦煌与安西县之间的甜水井悬泉置遗址出土2万余枚汉简。

内容多与邮驿有关，展示了汉代邮驿的面貌，对“置”的职能、管理组织和人员构成等都有明确记载。

其中100余件麻纸及纸文书向世人证明：纸在中国西汉时期已大量存在，并已用于书写。

发现的《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是国内目前所见唯一保存较完整的壁书原件，具有很高的文物史料研究价值。

出土的帛书信札，共10行，370个字，是目前已知西汉时期最完整和文字最多的私人信件。

这些均是研究汉代历史和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料。

《文物》2000年第5期公布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和《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

这批简牍正在整理之中。

（三）楼兰、尼雅文书这部分文书均出土于东汉至十六国时期鄯善国境内的楼兰地区和尼雅河流域，书写材料既有木简，也有残纸，文字既有汉文，也有佉卢文、粟特文、婆罗迷文，是二十世纪初由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以及日本的大谷光瑞等人发现的。

文书中的绝大部分为魏晋时期遗物，内容非常广泛，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西域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和屯戍活动等，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也为研究这一时期的语言文字、书法艺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其中的汉文文书，林梅村先生将各家刊布的文书编号与原报告出土号逐一核对，并在斯坦因文书编号的基础上进行统一、对原整理者的释文重新校订，并重新编写了《楼兰尼雅遗址概述》，成《楼兰尼雅出土文书》一书，于198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8年，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林梅村先生的《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

这是目前收集我国出土的佉卢文资料最全的一部书，书中有佉卢文书的汉语释文和拉丁文转写。

（四）武威汉简1959年，甘肃省武威磨咀子6号墓中出土汉简480枚，包括《仪礼》简469枚，日忌杂占简11枚；同时，在第18号墓中出土“王杖十简”。

其中，《仪礼》简为《仪礼》的版本、校勘提供了重要资料，由于简册保存完好，墨迹如新，对于复原古代简册制度提供了具体例证。

196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整理的《武威汉简》，公布了这批简牍资料。

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旱滩坡的一座东汉早期墓藏中出土了医药简牍，基本上是一部方书，保存医方三十多个，包含了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的丰富内容，为研究我国古代医学提供了重要资料。

197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整理的《武威汉代医简》。

（五）居延汉简1930—1931年，中国与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边塞遗址中采集到10200枚汉简。

内容涉及西北边塞地区的行政、边防、邮驿、屯田及戍卒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等许多方面。

其整理情况如下：劳榦《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四川南溪石印本，1943年劳榦《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四川南溪石印本，1944年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台北，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陈梦家主持整理），科学出版社，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上、下），中华书局，1980年。

该书发表了这批简牍的全部照片和释文，并附有中文的考古发掘报告。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秦汉魏晋出土文献，文物出版社，1987年）。

该书以《居延汉简甲乙编》的释文为底本，在《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与《居延汉简甲乙编》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重新校订，纠正了不少错误，并注明各版本的异文，对学术研究大有裨益。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行，1998年。

由于采用了先进的红外线摄像技术，一些原来用肉眼无法辨认的字得以识读，因而校正、补充了释文中的不少错误和遗漏，这对于正确理解和使用简牍资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1972—197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又在额济纳河流域，对破城子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燧和肩水金关遗址进行发掘，新获汉代木简2万多枚，绝大部分是木简，内容非常广泛，它不仅记录了居延地区的屯戍活动，而且保存了一批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官方文献资料。

其整理情况如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薛英群、何双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上册为图版，下册为释文，中华书局，1994年肩水金关的简牍尚未公布。

（六）马王堆帛书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发现了大批帛书，内容包括《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老子》甲乙种、《九主图》、《黄帝书》、《刑德》甲乙丙种、《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木人占》、《符箓》、《神图》、《筑城图》、《园寝图》、《相马经》、《五十二病方》、《胎产图》、《养生图》、《杂疗方》、《导引图》、《长沙国南部图》、《驻军图》等。

帛书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以及科学等各个方面，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方面，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目前，这批帛书尚未全部公布，主要整理成果如下：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编辑委员会《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72年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74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老子（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经法（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古地图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7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叁），文物出版社，1978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导引图（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9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叁），文物出版社，198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文物出版社，1985年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周一谋、肖佐桃主编《马王堆医书考注》，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魏启鹏《马王堆帛书·德行校释》，巴蜀书社，1991年魏启鹏、胡翔骅《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一），成都出版社，1992年魏启鹏、胡翔骅《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二），成都出版社，1992年此外，陈鼓应先生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马王堆帛书专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也公布了帛书《系辞》、《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等篇章的释文。

（七）银雀山汉简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二号汉墓中发现4900多枚竹简，一号墓竹简内容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以及不少军事、政治和阴阳杂占等佚书，二号墓竹简内容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

这些竹简的出土，为有关古籍的校刊、辑佚和辨伪等工作有重要意义。

尤其《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的同时出土，结束了长期以来关于这两部书的一些悬而未决的争议。

其整理情况如下：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八开线装本，文物出版社，1975年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膑兵法（银雀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子兵法（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6年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年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秦汉魏晋出土文献，文物出版社，1985年骈宇骞《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春秋校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八）定县汉简1973年，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简牍，竹简炭化成块，残损严重，经整理，共有以下几项内容：《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日书·占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