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性话语分析在翻译政治演说和访谈中的应用

批评性话语分析在翻译政治演说和访谈中的应用
摘要：
自古以来，语言一直被当权者用作一种精巧的装置来传达思想并控制听者的头脑。

正如冯·戴伊克所言“语言最能使意识形态得以传播，因此，通过检验语言来检验意识形态结构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当下的调查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尤其注重费尔克拉夫（1989）所提出的话语分析框架，同时也运用韩礼德提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概念，试图从大体上阐明在翻译中存在的语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更具体地说就是揭露潜在的意识形态假设，但无论在源语文本还是在译语文本中这些假设都是不可见的。

以此弄清楚译者有否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寓于译文当中。

本文的语料包括美国总统布什于2005年至2008年间对伊朗核计划作出的演讲。

数据包含政治性访谈形式的英文原文和8种波斯语译文的目标语文本。

所获结果证实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来分析原语和目标语可以提醒译者注意原文和
译文的体裁规约，社会和情景语境，以及在文本语言学层面概括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的形成。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翻译研究，权力关系，意识形态
1. 介绍
在翻译领域，体裁和文本类型的问题一直以来备受争议。

每一种体裁都有自己的惯例和方法，以区别于其他文本类型。

因此，单纯依靠词汇和结构的选择并不能决定翻译实践中的因素。

为能将原文中说话者的意图高效低传达到目标文本当中，不同的文本类型需要用不同
的翻译技巧和策略。

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本与其产生的社会情况之间的相互关联性。

所有文本都是根据某些概念、信仰和群体、社区或者民族的意识形态而写就的。

这个问题使得翻译难上加难，因为所选单词和单词的排列及其表现出的结构并非随意选择的，且根据文本所写，其中会有主导思想。

不同体裁和政治文本的翻译会显得更加具有挑战性。

首先，它们看起来像是其它文本类型，但是其中的想法却隐藏在词汇选择后边。

这些文本的结构和信息既复杂又微妙。

通过语言（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意识形态、态度和感觉就能被传达出来；通过分析演说稿，我们就能探明说话者对一个事件或者现象的思想和情绪。

当我们发现政治家并非总能阐释清楚自己思想和意图的时候，调查政治家的评论和注释就变得尤为必要了。

如冯·戴伊克所倡导，文本（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就是信息的一小部分，且“顶峰”的一小部分才是词汇和句子真正表达的内容。

因此，他这样总结到：分析隐含信息非常有助于研究潜在的思想。

在翻译中，总会忽视文本背后隐藏的思想。

而批评性话语分析作为一个崭新的语言学派，正好可以针对这一问题，并且尽力揭示这些问题，以及展示非专业人士的标准的确定的特征。

由于在结构和意义两方面，话语具有其复杂性，因此，对文本的理解不仅仅来自于对词汇、语法特征或者衔接手段的分析。

为了完全理解文本，作者和读者的世界观就被带入了文本当中，无论是情景因素还是文本之间的因素都应被考虑在内。

批评性话语分析提供了这个机会来把社会视角和批
判性思维应用到调查中。

因而，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主要目标就是发现并阐明话语中的隐藏部分。

在政治话语当中，词汇就是为传递权力或者思想而服务，从一个团体或民族传递到另一个团体或民族。

全球化要求政治文献翻译成多国语言。

在政治文献翻译中，译者的任务不仅是翻译原文的语言特征，还需要明白潜在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它们贯穿于整个政治文本，起支撑作用，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试图增加、删减或者阐明文本，以使目标语文本读者能够理解。

虽然翻译在政治领域中通常是不可见的，但翻译确实是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Bassnett&schaffner, 2010:22).翻译实际上是话语发展的一部分，在各种话语之间起桥梁作用。

正是翻译才使得信息得以跨出国界，得到共享。

这种情况频繁发生一国对别国的声明做出的反应其实就是对翻译中提供的信息作出的反应。

(schaffner, 2004:118).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出现不仅影响了应用语言学的分支，也影响了翻译研究，并从中找到了自己的方法。

批评性话语分析从社会实践出发，辩证地看待语言。

交际行为受社会实践影响，也用来保持或改变社会实践。

在某些情况下，演说者想要隐藏一个事实；在另一些情况下演说者又可能想放大事实或者歪曲事实。

根据批评性话语分析，文本语言学元素的使用反映了作者对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意图和社会交际关系。

这反过来又可能在交际事件的参与者之间建立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斗争）。

因此，在翻译研究中，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显著目的就是要在话语（书面或者口头上的）中展现
潜在的、经常是隐性的思想关系和权力关系。

因为批评性话语分析是一种全新的方法，所以在翻译研究中，我们认为它不是一种固定的理论，而是一组理论。

它始于功能主义和话语分析理论的早期研究。

将批评性话语分析融入翻译研究使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翻译的概念。

根据社会或组织的标准和价值观，原语文本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这种环境与当时社会或组织的标准和价值观相一致，然而译者的社会文化背景、语言背景和对其他文本或者话语的经历直接影响了目标语文本的最终译文。

这会导致译者在翻译中有意无意地根据自己的预设或者翻译摘要中声明的要求嵌入自己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

2. 翻译的本质和文本分析
“翻译”这个术语可能本来就具有误导性。

在学者们对这个关键术语持有的观点中，差异可能看起来很明显。

杰里米·蒙代认为翻译的概念涉及几件事。

首先，它可能在大体上关乎翻译的领域。

指翻译的成品，也就是一个文本的译文；也可能指的是翻译的过程。

翻译的过程包括译者，他将原语文本的语言变成另一种目标文本语言，也就是说改变语言代码。

From a different viewpoint, regards a text as a translation involves basing it on these three postulates which the third one is as follows: Schjoldager (2008: 18)的视角与众不同，他把文本看做翻译，包含这三种假设，而第三种假设就是关系假设：假定在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比较中可以确定两者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

这种观点可能在大体上没错，但是针对政治话语的翻译，它就可能有
点太简单化了。

在社会环境中，文本被创作出来，译者拿到文本，并将其翻译。

然而以上观点不会考虑两种社会情况，在意识形态、社会和政治上以及经济上的各种差别。

翻译研究就其定义来看是一个多语言研究领域，而今它已经从一种专业或者一种行业发展成一个跨学科领域，受众多语言学分支、比较文学、传播学、哲学和一系列文化学派的影响，包括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包括社会学和历史学。

（杰里米·蒙代2008）来自不同理论背景的研究者们趋向于根据各自的背景来塑造翻译研究，以这样的方法对翻译研究领域做出了贡献。

翻译在全球各地都拥有漫长的历史，一直以来翻译实践和研究都在热议译文的对等程度和忠实程度。

有如直译和意译之争的二分法出现在众多专业领域和学术领域。

(for a review, see杰里米·蒙代2008: 19-22).诸如此类的对翻译理论的争论都很传统地将关注点主要放在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对比上，把“忠实性”作为基本标准。

如今，翻译研究已不再关注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

取而代之的是，如今关注的是社会、文化和交际实践；是翻译和译文的文化和思想意义；是翻译外部的政治；是翻译行为和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

换句话说，人们对翻译现象的复杂性、对社会因果关系和人类能动性（human agency）与日俱增的关注和对影响而非内部结构的关注已经基本达成共识。

引自Bassnett&schaffner(2010:12).
4. 翻译和政治话语
政治话语分析采用的是critical goals/关键性目标，其目的就是denaturalize ideologies/改变意识形态的本质。

这种改变包括展示社会结构决定话语性质的方式和话语决定社会结构的方式(诺曼·费尔克拉夫, 1995). 根据费尔克拉夫的思想，批评性话语分析旨在系统地探索这些不透明的关系是如何成为巩固权力和霸权的因素的，着重探索权力失衡、社会不公、不民主行为和其它不公正行为，期望以此推动人们采取纠正措施。

批评性话语分析应该能够将意识形态和知识区别开来，所以要科学地理解话语是什么，其概念是必要的。

(Van Dijk, 2001). 话语总是包含着权力和意识形态，再加上译者的背景、知识和权力地位的不同，所以他们的译文总是大相径庭。

因此，我们总是得不到所谓绝对正确的译文，但是译文如果基本上合理的话，译文之间的差别也不会很大。

(Fairclough, 2002; Wodak & Ludwig, 1999) (cited in Nahrkhalaji, 2006:6).
虽然翻译研究可被视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但是它与政治话语之间的关系尚未细察。

迄今为止，已有一些研究采用了各种方法分析这一关系，有乔斯勃格(1997;2002) 的文本分析法，还有被频繁使用的政治话语分析法和批评性话语分析法，其代表人物有舍尔夫、哈蒂姆和梅森。

(Christina Schäffner 1997; 2002; 2003; 2004; Hatim and Mason 1990; 1997). 有一个因素备受重视，就是当分析政治话语的时候，需要考虑文本创作时周围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背景。

( 德国学者谢夫纳1997:119). 最近的研究将译者视为调解人一类的角色，他们以自己对原文和社会、政治、文化状况的了解为基础来解读文本，并试图
将其调整，使之适应目标语社会的标准、信仰和意识形态因素。

译者根据自己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来翻译原文，但是其背景可能已经被意识形态所塑造。

因此，分析原文和译文经常要将政治文本中的语言学，翻译和意识形态部分之间的关系放在突出地位。

(Valdeón 2007:100).
一般来讲，政治话语不仅关乎文本生产者的特定文化，也可能是写给更为广泛的读者。

(Schäffner 2004:117).受全球化的影响，政治已经被国际化。

正是翻译才使得信息能够跨出国界，在别国使用。

(ibid. 120).目前，翻译研究是政治话语发展的必要因素。

在翻译研究学者之中，克里斯蒂娜·谢芙娜所做研究价值巨大，展示了翻译和政治话语的关联性。

(1997; 2002, 2003; 2004). 她一心专注于翻译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以及原语和目标语文化的文本生产，并将话语分析应用在翻译之中。

在对译语文化知之不多的情况下，译者使用翻译策略来将满载文化的源语文本转换到目标语环境当中。

可以说，她的研究主要处理的就是翻译策略。

根据谢芙娜(ibid. 127),的研究，政治文本通常反应的是特定的文化条件。

他们的翻译给目标语读者传递出一个交际行为，而这个交际行为早在源语文本社会中就已完成。

在这种条件下，此源语文本可以用在单个目标语文本社会中，也可以用在多个目标语文本社会中。

翻译就是文化间的调解活动。

在此基础上，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翻译，比如目标语社会的读者、处境和文本功能，以及在源语文本中重要性不同的文本类型。

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在各自文化中的功能决定了翻译的策略。

比如说，如果源语文本的功能是说服原语
读者，那么在目标语文化中，目标语文本就只有信息功能。

(ibid. 128). 这个观点认为目标语读者和原语读者的知识不对等。

因此，译者要在目标语文本中对原文做强制性的改变。

换句话说，这个观点认为原语文本对原语读者的语力和影响与异语读者是不同的。

5. 翻译、意识形态和权力
之前的争论一直专注于句子层面的对等，甚至词汇层面的对等。

今天我们从文本分析法的角度，用一种新的方法来研究翻译，即语篇和语域分析方法。

此方法受应用语言学中的话语分析方法的影响，同时也从中汲取了一些精髓。

这些方法建立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的基础上(Munday 2008: 90)，把翻译当作一个过程或者说一个产品来进行研究，主要专注在语域和话语层面。

(see, for instance, Hatim and Mason 1990, Mason 2009).然而，这个研究分支早期的研究主要专注于话语的形式定义，几乎没有意识到话语更为广泛的、超出语言学范畴的影响，并以之来考研翻译中话语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

鉴于意识形态总是在翻译在实践中充当“看不见的手”的角色，影响翻译的因素不仅有语言学的本质，也代表着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传播。

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运动在翻译研究领域的繁盛，体现在从文化研究角度来分析翻译的方法上(Munday 2008: 125)。

根据van Dijk (1997, 2001)的思想，意识形态在话语中表达得很清楚。

因此，翻译也能发声，也就是生产和再生产以及思想形式。

思想形式就是个人信念。

这使得意识形态不同的译者会将同一份政治文本翻译出不同的译本。

支持反对政治党派的译者很可能翻译出不同的政
治话语，也可能对原语文本中表达的思想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因此，不同的译本能够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差别，而意识形态的差别潜在地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差别。

译者也是社会的成员，脱离不了社会。

他们难免被自己国家的规则、价值观和信仰所影响。

因此，译者在翻译文本的时候，就要理解文本，努力过滤原文信息，使得译文能够符合他们社会的标准，然后将源语文本赋予一种新的形式，使源语文本更容易为读者接受。

在国际环境下，翻译可能发挥着很突出的作用，在公布和出版政治议题以及保持政治力量上是重要的交流手段(Banhegy, 2009:5)。

从这个方面来讲，翻译本身可能很容易变成政治工具。

因此，翻译能够被某个政治团体用来获得、保持甚至滥用政治力量，以谋求自己的利益。

赞助人会赞助出版他们认为满意的译文，同时也能有力地阻止出版他们不看好的译文(Lefevere, 1992:20)。

同样，蒙代对意识形态和权力在翻译中的作用做出如下评价：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在词汇/句法层面的原则和意识形态背景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

对韩礼德(1978)来说，就批评性话语分析家，比如费尔克拉夫而言(e.g. 2001),社会文化背景或者权力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词汇语法的选择。

(2008:3)
6. 研究的理论框架
批评性话语分析采用诺曼·费尔克拉夫的研究方法(1995, 2000, 2003).
对于费尔克拉夫来说，与韦瑟雷尔和波特(1992)的社会心理学形成对比，范代克(1993, 1998, 2001) 的社会认知模型和维也纳学派(Reisigl and Wodak, 2001; Wodak, 1996,2002; Wodak et al., 1999), 的话语历史方法，CDA就是分析具体的语言使用和广泛的社会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

[... ]他将每一个话语事件分为三个维度。

它是simultaneously text同时文本，话语实践，也包括文本的生产和解读以及社会实践。

这个分析就是根据这三个维度来进行的。

(Titscher et al., 2000:
149-150)
此外，韩礼德模式达到了当前研究的目标。

因此，此项研究要在这个框架和费尔克拉夫模式内执行。

首先，研究员开始分析美国总统在评论伊朗核计划时的语言选择。

此项分析在韩礼德语言模型的三个功能或者说意义（概念意义，人际功能意义和文本意义）内进行。

主动和被动语态
名词化
情态
主位化
情感语言选择
然后，话语的说明和解释随着费尔克拉夫模型展开。

7. 材料和程序
为了做这个分析，我们收集了大量的布什对伊朗核问题的评述。

这些评论来自布什的演讲和记者招待会。

相关数据下载自白宫网站，网址为.为了使调查得以顺利进行，研究人员必须严格按照评述的样本来做分析。

这样，他决定随意从2005至2008年布什针对伊朗核计划的政治性演说和记者招待会里挑出20篇来，然后专研其摘录内容。

根据以上提到的因素，将所选内容分析完之后，还要分析演讲内容的社会和情景语境。

下一步就是以源语文本中相同的因素为基础，分析用波斯语翻译那些内容，这些内容由一个小组八个译员来翻译，他们都有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学硕士学位。

The data will be shown comparatively and the areas of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 and TTs will be identified to understand in which categories the translator deviated from the dominant ideology of the ST.
数据会以对比的形式展示出来，会给出原语和目标语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以易于理解在哪一种策略中译者偏离了原语的主流意识形态。

因此，研究者选用一种混合的方法来设计这项研究。

定性的部分包括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分析，定量的部分包括数据分析、归类分析因素和展示百分比。

8. 结果
8.1.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在原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中的分析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比原语和八种目标语文本得不出足够的结果。

在原语文本的分析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说话者有意使用主动语态或者被动语态来使美国及其联军的军事行动看起来是正义的，并且谴责伊朗威胁全世界的军事行动。

然而，从译者那里取得的译文，地点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更趋向于追求与说话者相同的思想形式。

在这里展示一些例子Here some examples are displayed the areas the TT deviates from the ST:
Passive Active
ST: So I think there's universal agreement that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weapon. And there is
agreement that they Ushould not be allowedU to learn how to make a weapon. And beyond that, I think
that's all I'm going to say. (December 19, 2005)
ST: You see, a non-transparent society that is the world's premier state sponsor of terror Ucannot be allowedU to possess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weapons. So, as we confront Iran's nuclear weapons ambitions, we're also reaching out to the Iranian people to support their desire to be free; to build a free, democratic, and transparent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