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的测度和标准及计算方法

贫困的测度和标准及计算方法

贫困测度是贫困研究的基础，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重要依据。Sen（1976）指出，贫困测度必须要面对以下两个问题：（1）贫困的识别；（2）利用贫困的信息构造贫困指数。建立在正确选择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基础上的贫困测度，才能更好的为反贫困事业做出贡献。

早期的贫困测度中，贫困识别是依据居民收入或支出的高低。（在贫困主体的识别过程中，贫困标准的确定至关重要，一般是根据当地居民生活的最低保障水平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来进行制定，因此各国贫困标准的设置不尽相同。贫困标准（即贫困线制定）上，根据《世界各国贫困标准研究》2010年1期，中国采用2100大卡热量作为农村人口贫困营养标准设定食物贫困线，并用回归计算方法推算出非食品贫困线，再将食品贫困线与非食品贫困线相加得到贫困线。但中国的贫困标准被认为相对较低。）而这种单维贫困测度，以收入或支出作为贫困标准，忽视了个体的脆弱性和贫困的长期性，个体的健康、教育、财产状况以及公共品的可获得性都会影响到个体的贫困程度。

杨改兰一案中，13年其家庭总收入为36585.76元，在12月的低保户动态评议上，因为家庭收入高于当年农村低保标准，核销了低保资格。这就是以收入为贫困标准的体现。虽然在这一惨案中，我认为低保资格的撤销并不是悲剧造成的主要原因，心理的病态和教育的贫穷才是主要的原因。她的生长环境导致她的心理存在缺陷，这种缺陷又缺乏关注和因其缺乏教育而没能及时采取纾解干预手段，种种矛盾叠加，让杨改兰长期处在心理崩溃的边缘无法纾解，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是一种心理健康的“贫穷”。

Sen（1999）认为，贫困应当被视为基本能力的剥夺。“能力贫困”意味着人们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难以借助于现代教育、信息扩散、知识外溢、社会资本积累等效应来充实自身的经济能力，以致人力资源含量、知识与技能水平极低，在发掘经济机会、参与经济政策决策、增加对自身的投资、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从创新性经济活动中获利、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等方面“无能为力”。所以要正确衡量个体的贫困程度，就必须从多个维度来考虑个体被剥夺的状况。

中国的贫困测度起步晚。近些年中国也在进行多维贫困测度方面的尝试。王小林，Alkire（2009）则利用Alkire & Foster提出的方法和2006年中国健康营养调查数据对中国家户多维贫困进行测量，选用住房、饮用水、卫生设施、教育和健康保险等8个维度，结果显示，农村有67%的家户没有卫生设施，55.2%的家户没有任何健康保险，16.8%的家户中至少有1名成人教育年限未满5年，14.2%的家户没有安全饮用水。因此，仅用收入衡量会可能低估个体的实际贫困。

在贫困测度的计算方面需要注意的一是维度的选取；二是权重的设定。在正确选择以上两方面的基础上，借鉴《贫困测度动态研究》一文中的研究成果，将静态的贫困测度转化为动态的统计量，为我国扶贫工作提供决策依据更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