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乡土文学的情感基调

第27卷第3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Vol.27 No.3 2006年3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r.2006
论五四乡土文学的情感基调
吴晓丽
(湖南大学 汉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五四乡土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最早的且较为成熟的现实主义流派之一，在这一流派的作品中，除了客观的写实特征之外，我们从考证作家复杂矛盾的心态和精神状态出发，发现显现在他们作品当中的是反叛与眷恋、苦闷与理性交织的复杂的情感基调。

关键词：五四乡土文学；情感基调
中图分类号：I20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06）03-0058-03
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文坛，当一些批评家在感叹“‘生活’的偏枯，结果是文学的偏枯”[1]时，他们也发现，一种新的文学创作正悄然出现，这些作家表现出描写农村生活，揭示农民的思想的创作倾向，他们的作品迥然不同于当时还在流行的“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的问题小说，作品中也没有很明显地洋溢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特有的青春朝气，而是展示了乡村的风格和破败，深刻揭示了农民的劣根性，这股创作潮流逐渐展开、扩大，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链条上关键的一环，丰富和充实了整个现代文学，这便是五四乡土文学。

这个流派的作家大多在鲁迅的影响下进行创作，尽管他们作品中的思想表现得没有鲁迅那样深广，但同鲁迅的农村题材小说一样，充满了对农村和农民的批判意识，表现出浓厚的悲剧色彩，同时还在作品中表现出对乡村的反叛和眷恋的双重心态以及主体的苦闷和理性的复杂精神状态，这两组交织着矛盾的作家心态和精神状态无不影印在作品当中，成为作品的主要情感基调。

一反叛与眷恋
20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春日一声惊雷，惊醒了一批批蛰居于乡村的知识青年，他们纷纷逃离乡土，走向城市，也走向了自我放逐的精神历程。

当他们接受了西方的文明之后，再用这种西方的城市文明的眼光反观自己生长于斯的乡村时，发现是乡村的破败、落后和愚昧，他们自然会举起批判的武器，试图用现代文明来对农民进行启蒙和拯救，同时又因为身在他乡的游羁心态，以及都市文明对于他们的拒斥又使他们对于家乡充满了依恋，也可以说正是现代与传统两种文明的冲突与撞击，造成了他们反叛与眷恋的复杂心态。

鲁迅可以说是中国封建家庭第一批逆子中的一个，从家
收稿日期：2005－11－15
作者简介：吴晓丽，女，湖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方向2004级硕士研究生。

庭走出后，他学习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当他决心弃医从文之后，首先进入他视野的题材便是他自己家乡的人事风物，正如他自己所说：“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与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

”[2](P389)于是有了以乡村为背景的《狂人日记》、《阿Q 正传》、《故乡》、《祝福》、《明天》、《风波》等等一系列小说，在这些小说当中，他不仅仅是揭示了“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更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封建文化以及由这种文化所孕育出的国民性格，表现了鲁迅坚决的反叛意识。

后来出现的以许钦文、王鲁彦、蹇先艾、许杰、台静农、彭家煌等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作家也同鲁迅一样，都是从乡村的家庭逃离出来的，他们都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如大多在北京一些作为新文化运动重地的高校学习或旁听过，又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鲁迅的影响，在城市文明的熏染下，他们逐渐具备了现代知识者的眼光，再用这种眼光审视乡村时，从中发现沉重的封建文化积淀，发现了当中的种种落后、愚昧、封闭、自欺……诸多同乡村进程相悖的东西，对于这些发现，他们不约而同地以启蒙者和叛逆者的身份，对其进行了不留余地的批判。

从农村各种落后野蛮的风俗，到乡间世态炎凉的人情，从造成农民悲惨生活的乡间恶势力，到农民自身的卑怯和奴性，都成为乡土作家们批判的对象。

潘训的《乡心》“喊出了农村衰败的第一声悲叹”；[2]许杰的《惨雾》演绎了一场因愚昧而造成的惊心动魄的原始械斗，《赌徒吉顺》是对于有阿Q式精神的农民的辛辣鞭笞；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向人们展示了可悲可笑的陋俗——冥婚，《黄金》展示了一幅乡间的嫌贫爱富、趋炎附势的人情图画；彭家煌的《怂恿》更是揭示了农民被播弄的命运，《活鬼》是对于宗法社会不良习俗的讽刺；台静农的《新坟》尖锐抨击了恶势力对农民带来的灾难。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古国的身份造就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恋乡心理，五四那批青年又往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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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长成的，因而他们在奋力抨击农村、农民时，我们也不难发现他们作为离乡之人对生于斯的乡村的某种依恋。

这种依恋之情往往在对故乡的风物和童年的乐趣的描写中流溢出来。

鲁迅在作品《故乡》对回忆中的故乡作了这样的描述：“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期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跨下逃走了。

”在《社戏》中展示了优美的江南水乡独特的风物（外婆家的乡村社戏、醇香悠远的香瓜和罗汉豆）以及和家乡的小伙伴在一起的充满童趣的生活（摇船去看社戏、回家路上偷罗汉豆等），“鲁迅的艺术实践，给‘乡土文学’作家的小说创作提示了宝贵的经验——既要在美丽的故乡景色中写好人物性格发展和故事情节变化，又要唤起读者对于故乡美丽的怀念以至向往。

”[3](P575)对传统的批判的意识和对故乡风物的依恋之情这两种矛盾的心态显现在他的小说中的是“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4](P42)在追求现代文明的意识的驱使下走出家乡，家乡的诱惑使他从异地归来，目睹家乡的衰败与萧条，昔日旧友因麻木而生的隔膜使他终觉没有归宿感而离去，而这种漂泊与放逐的精神状态更加难以消除，隐串在他的小说中，成为小说独特的风格因素之一。

而在其后出现的那些乡土小说中，作者对故乡的眷恋心理绝不亚于鲁迅。

鲁迅曾对这群作家作过这样的界定：“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5]是符合当时乡土文学的实际情况的，这种界定对乡土文学的主体范围做了说明，即作者应是离开家乡通过回忆的方式描写家乡的人事风物的，这些“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却已被故乡所放逐”，“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
[5]此，当读者行走于这些乡土文学作家们的文字之间时，除了看到一幕幕乡村的悲剧、闹剧外，也会体味到一些感伤色彩，这种感伤源于美的有价值的东西被摧毁的无奈，暗含着不灭的乡愁。

他们的这种感情表现在小说中便是用诗一般的语言去描写家乡的所爱。

如许杰的《惨雾》对乡村有这样的描写：“暖风轻拂柳梢，新蝉开始歌唱，善鸣的黄莺儿飞过，正直的投下一个黑影。

”一幅何等清新明丽的画面！谁也不会想到接下来发生的惨剧。

也有《童年的悲哀》对于童年自制二胡乐趣的描绘，以及《喜期》中对于静姑与族弟小三之间美好、纯真的爱情叙述。

这种诚挚的情愫，使小说表现出迷人的韵致。

现代文学史上描写乡土的作家包括鲁迅在内，“反叛”与“眷恋”似乎是一对拆散不开的双胞胎，其间的甜蜜与痛楚，欣喜与忧伤，都是小说中难以摒弃的情感基调，同时对于乡村文化的反叛与眷恋，也成为了他们在创作立意、价值判断、文化选择时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态度和策略。

二苦闷与理性
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了军阀黑暗、混乱的统治之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国当时的文坛更是乱草丛生，占领文坛主潮的是一些毫无理想的鸳鸯蝴蝶派文学、黑幕小说以及侦探、武侠小说，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许多有理想有抱负的文人因终觉声音微弱而不得不陷入缄默。

鲁迅也在这时躲在一间闹鬼的古屋里抄古碑，这对于当时已留过洋、决心用文学唤醒民众的他来说无疑已苦闷到怀疑自己的程度了，正如他在一篇序言中写到：“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6](P455)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钱玄同造访他，并与他有了那段对后来文学界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对话之后，他才又作起小说来。

然而他仍旧是悲观的，因为他已看透了整个国民的污垢非几声呐喊所能去除的，因而他的小说虽为了“须听将令”而时常会在“夏瑜的坟上加上花环”，但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将儿子的命运寄托在人血馒头上的华老栓，一心想跻身长衫客行列的落魄的孔乙己，因丢了辫子被女人当众辱骂的忧愁的七斤，还是在多子、饥荒、苛税折磨得像个木偶的闰土，在祝福钟声中凄然死去的祥林嫂……他们的精神的困苦和麻木却是让人感到已冰凉到骨髓中去的。

如果说鲁迅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后的苦痛沉寂，那么乡土文学作家正赶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退潮所带给人的苦闷和彷徨，这种同感不同境的状况造就了他们小说中与鲁迅小说相似的悲剧意蕴。

同时，五四乡土小说作家大多在家境中落的情况下，带着家庭的重负来到城市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按鲁迅的话说是“被故乡所放逐”，因而在他们的心境上不得不打上悲凉的烙印，来到城市，城市没有向他们张开欢迎的怀抱，他们更多的是遭受了冷眼和不屑，困顿清贫的生活带给他们许多生的苦恼和悲哀。

在这一过程中，乡土作家们不可避免地对都市产生了汲取与排斥的悖向心理，从而导致了其文化心理上的诸多冲突、焦虑和痛苦，于是他们拿起各自的笔叙写了一个又一个带感伤色彩和令人悲愤的悲剧故事和人物，写出了受婆婆虐待而发疯跳水身亡的年轻媳妇，（许钦文《疯妇》）受着主人和周围人的欺压，因丢失了陈四爹的牛而投湖自杀的“猪三哈”，（彭家煌《陈四爹的牛》）以及女儿被大兵奸死，儿子被大兵打死，自己发疯的四太太。

（台静农《新坟》）
然而这一个个让人倍觉苦闷和悲观的故事之后，却有着作者的理性思考。

“理性是一种清醒的理智力量”，[7](P7)五四乡土文学作家这种理性首先来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理性的推崇，新文化运动的旗号是民主、科学，陈独秀、胡适、周作人以及茅盾等要求对中国文学进行革新，建设新文学的主张无不以科学理性作为文学观念的精神支柱，当时受新文化影响从家庭走出来的广大青年不可避免地受了理性之风的洗礼。

同时，他们的理性不仅来于西方，也来源于中国的理性传统，正如李泽厚所言：“这批旧学深厚、饱读诗书的知识者之所以能如此彻底否定传统，接受西方文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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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与自己文化中缺少宗教因素、不受盲目信仰束缚，积极追求改善自己（‘自强’、‘自新’）一切以理性的考虑作标准和依归有关。

即不管传统、外来的，都要由人们的理智来裁定、判决、选择、使用，这种实用理性正是中国人数千年来适应环境而生存发展的基本精神。

”[8](P7)这种理性便是表现在作品中的哲学的批判和变革的思索。

鲁迅推崇“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精神，希望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许杰在《漂泊∙自序》中发出了“实在说一句，因为大多数的‘两脚动物’还没有觉悟到是沉浮在灰色的人生中，听大力的命运的支配而受苦呢！”的呼声，蹇先艾曾提到“我看不惯那种人吃人，人压人的腐朽制度，我觉得我有责任把那些丑恶的东西通通暴露出来，暴露丑恶不也就是一种反抗吗？青年时代，我中改良主义的毒比较深，只盼望社会的痛苦得到治疗。

”[9](P348)可见他们都自觉选择了自己作为启蒙者的角色。

茅盾也在《关于乡土文学》中指出：“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有普通性和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

”所以，王任叔在《疲惫者》当中借主人翁运秧的口喊出了“我为什么要到这步田地？”体现了作者对于社会和包括自己在内的民众命运的思考以及作者的主体精神，同时，这种理性使他们的某些作品隐约透漏着一丝希望之光，鲁迅最后在“夏瑜的坟上加上花环”，王鲁彦在《阿长贼骨头》结尾认为阿长应该会有更好的去处：“新的更好的地方应该有的罢，找到它，在阿长总是可能的罢——”表现了作者对有着阿长经历的人应该能过更好生活的希望和自信。

正是鲁迅以及乡土作家们具有这种理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才没有使他们的小说陷入咀嚼小小悲欢的囹圄之中，从而成为当时现实主义的成熟之作。

五四乡土文学作家处于当时社会混乱的转型期，在那样的现实当中，他们的心中充满痛苦、愁虑，同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下，又显现出启蒙的现代意识。

他们因心身漂泊而感怀故乡，他们的现代意识又使他们不忍目睹乡村的破败和愚昧，所以作品中有着感伤；他们有着悲愤的情绪，但又在理性的支配下的客观写实使作品有着悲凉。

正是乡土文学中的反叛与眷恋、苦闷与理性的情感基调，使乡土文学呈现出丰富的内涵和多样的风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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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鲁迅.《自选集》自序[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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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9]蹇先艾.说话写作甘苦[A].蹇先艾文集:第3卷[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Discuss the Main Emotional Key of the“May 4th”Local Literature
WU Xiao-li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China)
Abstract: The “May 4th” local literature may be said the earliest but mature realism school in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the works, except the characteristic of objective reality, when we research the writer’s complex contradictory point of view and mental condition, we can discover that there is main emotional key which interweaves rebellion and addiction, depression and rationality.
Key words: the “May 4th” local literature; main emotional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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