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班固史学观念的转变与《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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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对司马迁开创的史学观念和史学形式做了大幅度的改造，使之能够更加适应王朝政治运作的现实状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汉书》将《史记》及其续书的通史改变为记载单一王朝兴亡的断代史;

⑦在继承《史记》基本体例的同时重建了本纪、列传的文本形式，并删去世家。二者都体现出西汉武帝至东汉明帝时期中国政治思想的巨大变化。司马迁继承了战国秦汉间学术风气，力图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成一家之言”，这是对诸子学术立场的总结。《汉书》则深植于东汉早期的政治现状，聚焦于西汉官僚制度的运行。通过班固的改造，纪传体史书成为来源于王朝政治记录又服务于王朝政治运作的史学形式。正因如此，《权书》成为后代连续不断的正史编纂的真正典范和始祖。

《史记》在司马迁死后不久就开始流传。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其后刘向、向子散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

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询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褂》一总之，从西汉元、成间到东汉初期，《史褂的影响力逐渐扩大，继承使褂体例续写武帝之后的历史，成为这一时代的史学风潮。

使通指出《史记》的续书皆“犹名《史记”。正如铭志》著录的“冯商所续《太史公》”和班彪的著作《史记后传》的书名所显示的，这些续书的性质都是对《史记》的补充。冈村繁指出，这些续书“其内容皆非前汉时代之断代史性质”而应当视为通史。增补《史记、编修通史，这是两汉之间包括班固之父班彪在内的历史学家的共同追求。《权书》是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修而成的，但是与《史记》后褂及此前所有继承使褂体例的史书都不同，它开创了以一朝为断限的纪传体形式。

实际上，断代史并非班固最初的设想。《后汉书·班固传》记载，班彪去世之后“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这表明班固最初所计划的是继续完善其父的通史性著作。改变初衷而以西汉一代为断限创作新史，既意味着班固史学思想的转变，也标志着中国史学的重要转型。在后代，断代史构成一个连续谱系，而在班固的时代，断代史是独一无二的，创立断代史就是将汉代历史从通史中独立出来，它的

深层观念是以汉代为历史的顶点、“通史”的终结，是书写“永恒的当代史”。将汉代历史置于神圣崇高的地位，也就是将东汉王朝置于神圣崇高的地位。历史叙述成为王朝合法性的论证。

史书是站在历史学家特定立场对历史存在的格义，历史书写就是为历史存在赋形和赋义的机制，其文本形式指向特定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背景。正如当代历史哲学家罗伯特·伯克霍福所说的那样，“从讨论历史文本著作转向考察文本、作者，以及各自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就是追问作为一个中介者，历史学者怎样、凭借何种方式啊种权威通过文本这种媒介周旋在被假设出来的过去与被经历的现在之间”。考察断代史成立的时代因素，就是追问这一史学形式与其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

东汉王朝自认为继承了西汉法统，对西汉历史的叙述直接关系到东汉王朝合法性的解释。如果持通史观念，将西汉视作历史长河中的一环，那就意味着东汉王朝同样是历史演变的一个环节，既非受命于天，也无任何政治文化优势。树立断代史的史学形式，就是要论证王朝法统的特殊性和神圣性。促使班固转变史学立场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班固史学观念的转变是受到明帝直接压力的结果。

而汉明帝对班固的压力，与新莽以来的政治局势和政治文化观念直接相关。汉明帝需要用新的历史书写支撑东汉王朝的法统。班固《典引》云: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遴、傅毅、杜矩、展隆、希仔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耶?’’臣对:“此赞贾谊《过秦》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程未宜绝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问:“本闻此论非耶?将见问意开A耶?”臣具对素闻知状。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 明帝专门举出《秦始皇本纪》的赞语要求诸文士加以评判，其用心非常明确，就是反对“秦之社程未宜绝也”。如果秦代的社程可能延续，那么汉朝既非历史的必然，更无天命的眷顾。这是汉明帝不能接受的。因此，班固在权书·叙褂中批判司马迁将汉代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以作为对明帝的回应。在此形势下，班固一方面创作《典引》以颂汉，另一方面则是用断代体的突出西汉的历史地位，使之从“百王”、“秦项”之间独立出来。

汉明帝的要求有其现实的政治指向。西汉末年已

经流行“汉运已衰”的思潮。这一思潮在宣帝时因统治稳定而有所衰退，但在元、成以后愈发扩散，最终引发王莽代汉。一7一新莽时期，西汉宗室受到了巨大打击;更始败亡，又葬送了“民心思汉”的形势，使“汉家当复兴”的观念遭受严重质疑。两汉之际，人们并无“汉受天命”的信念。面对这一形势，刘秀“一面采取措施加强皇权，一面又高擎汉室大旗，大力宣扬汉家当复兴、天命在刘秀等神秘观念”。刘秀与公孙述关于天命的争论就是后者的典型之例。但因为本身实力、权威和号召力先天不足，东汉政权一直缺乏坚固的社会基础。尤其是河北、山东豪族势力在光武帝和明帝时代仍然不断挑战王朝的权威。明帝虽然在刘秀的安排下继承皇位，但其地位并不稳定。在河北、山东豪族势力的策动和参与下，诸王谋反的事件一再发生。明帝对楚王英之狱彻底追查、残酷镇压，就是针对河北、山东的豪族势力。

直到永平十六年，明帝还严厉惩处了淮阳王延之狱。因此，永平十七年明帝询问班固等人对《秦始皇本纪》的看法，并严厉批评司马迁，提出贾谊“秦之社程未宜绝也”的观念是“微文讥讽，贬损当世”，其目的就是要向天下指出汉王朝是天命所归，是历史的神圣终结，其背后指向两汉之际的政治局势和社会思潮。

其次，班固创立断代史，还与班固的出身、其家传观念及个人遭遇有关。班氏在成帝时已跻身于外戚之列。班彪之父班稚与其伯父班伯、班游都受到汉成帝及成帝之母王太后的赏识。班游曾与刘向同校秘书，并被成帝赏赐秘书副本。据《汉书·宣元六王传》，东平王刘宇作为成帝的叔父“求《史公》诸子书”而不许，可见被赐秘书是非同一般的荣耀。因此班氏对于汉朝有着特殊的感恩之情。更始灭亡之后，班彪著有《王命淤以阐发汉室受天命、天下必然归于刘氏的观念。汉书·班彪传》云: 惚乃著《王命淤，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柞，非诈力所致。

这是与贾谊挝秦姗完全对立的历史观念。班固向汉明帝提出《过秦淤的论断是完全错误的，并说明这是自己素所闻知的观点。他的观念显然也来自其父班彪而不全是屈服于压力的迎合之语。在西汉，天命无常、天命不可恃的观念是被普遍接受的，而与阴阳五行观念相融合的儒家思想也认为王朝的盛衰更迭是理所当然的历史进程。贾谊、司马迁的历史观念，刘向、杜邺、谷永等儒臣的奏章，都反复申说这一点，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代弊政展开激烈批判。与之相比，班氏父子的政治、历史观念体现出东汉士人独立性和批判力的严重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