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探究

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探究

2010-08-05 13:53来源: 《批评家》杂志作者：杨简茹网友评论0 条浏览次数176

摘要：符号学的内质可以各有不同。巴特认为，多数符号学系统都具有一种本来不介入意指(signification)作用的表达内质，而社会往往把一些日常用品用于意指目的，如衣服本来是用于御寒的，食物是用来果腹的，然而它们也可以被用来进行意指。比如雨衣是为了防雨的，但这种运用与某种气象状况的符号是不可分的。因此，意指及其符号具有隐喻性特征。

以《流行体系》为例

自20世纪以来，流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传播引起了诸多理论家的兴趣。他们透过缤纷的时装、绚丽的广告，看到其背后隐藏的神秘的文化氛围。法国的文学家、理论家、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给了我们许多启发。从历史上看，近现代一些美学家开始尝试将符号学观念运用于文学艺术领域，为巴特的符号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由于巴特不断将符号学的研究扩展到服装、摄影、日常生活诸领域，巴特由文学界的影响走的更远。他的工作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类似解放的工作，把对象从平庸中解放出来，从常识中解放出来，他让我们领会如何重新看待我们的周遭，如何用不同于常识和习惯的眼光看待一切。

符号学理论是巴特的结构主义阶段最重要的部分，本文即选择符号学时期的巴特，以《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1]为例对于他的理论形成过程进行求证和分析，意在将他的符号学理论置入文化实践中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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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行体系》的写作缘起

1967年，巴特发表了《流行体系》，与以前的著作相比，其中写作的成分更少，科学成分增加。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符号学家、现代文学批评家和结构主义者的巴特功成名就。他与米歇尔·福柯、雅克·拉康以及列维-斯特劳斯被誉为“四个火枪手”[2]。

“结构”一词最初只具有建筑学意义，直到“结构主义”出现，其应用于全部人文学科主要得益于语言学领域的发展。结构主义是一种理论活动，却非以哲学为基础；它是一种跨学科的理论活动。弗朗索瓦·多斯认为，结构主义之所以能显赫一时，原因有二：第一，结构主义承诺提供严密、精确的方法，并希望在寻求科学性的征程中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第二，它是思想史上一个特殊时刻，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批判意识发展的关键时刻。它要达到双重目的：既要大胆竞争，又要反对主流文化。巴特在接受语言学理论后迅速消化并应用这种理论，并发展了符号学理论，带领社会学科迈向科学的境地，成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领军人物。但是巴特没有沉浸在结构主义的网络中不能自拔，在1970年的《符号帝国》和《S/Z》之后陆续发表的著作与他通过格雷马斯发现的索绪尔的理论没有任何关系，在他并不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巴特再次转变了理论：他与结构主义分道扬镳了。

《流行体系》写于巴特在高等研究学院任职期间，它的前身是一本博士论文。巴特宣称这是一本建构方法的书，他把索绪尔的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将借自语言学的符号学理论运用在一种特殊的研究对象上：书写的时装。他把这本书看作是一趟有耐心的旅行，并把它作为证明书写的流行服饰的一种新个体。我们的确能体会到巴特的耐心，他不厌其烦地引用一些语言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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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术语建立起数学公式般的流行系统，并拒绝对意象的诉求，因此全书不用一幅插图。然而，在视觉文化的研究中，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往往被当作理解视觉文化和流行文化的方法，这似乎与他在本书中阐明的拒绝意象的立场有所矛盾，其实不然。巴特正是通过叙述描写来分析书写的时装的符号学意义，并洞悉作为流行文化的时装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地域的社会的、哲学的、宗教的和政治的情境或结构之中产生的意义。

二、从《流行体系》对巴特符号学理论的初步探究

《流行体系》是巴特结构主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实践作品。在巴特开始讨论符号学系统时，他已在“今日神话”以及《符号学原理》和其他这一时期的论文中有所描述。从《流行体系》的结构来看，此时的巴持有强烈的科学化的理想。行文中随处可见数学化的公式和图表，仿佛是一篇富有逻辑的科学论文。往日的幽默和随笔式的松散一扫而空。这给读者带来很大的困扰。在这一章中，笔者尝试从此书的内部结构入手，并重点阐释书中的重要概念，使其以更明晰易读的姿态呈现出来。

1、语言学结构在服饰现象上的应用

巴特解释道，他最初的目标是研究“真实的服装”，他的计划是重建真实服装的语义学（将服装理解为穿着或至少是摄影的），然而很快他就意识到必须在真实系统分析和书写系统分析之间抉择（这个抉择很大可能就是上文所论述过的）。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仅仅集中于书写的时装。正是因为巴特的对象是言说中的衣服，索绪尔早先的构想超出语言但涵盖语言的一般符号理论才有可能实现。如巴特证明的，流行体系怎样运作是精确的：它通过一系列的结构经过真实的服装，直到它最后以一个意义，一个符号与公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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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这完全是语言学的。巴特自问：“是否有什么实体系统，有某种量值系统，可以无需分节语言(language)而存在？言语（speech）是否为任何意指规则不可缺少的中介？……人们注定要依赖分节语言，不论采用什么样的符号学都不能无视这一点。或许，我们应该颠覆索绪尔的体系，宣布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索绪尔最初提出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对立范畴是很有用的，它促使符号学有勇气能自立门户。

于是，巴特把服装分为三种：意象服装(Image-clothing)、书写服装(Written clothing)和真实服装(Real clothing)。

其中，前两种服装都统一于两者所代表的现实中的服装。在此，巴特借助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概念来解释服装体系，这也是符号学直接引用语言学的最主要的内容。巴特之所以没有选择真实服装而选择书写服装来研究就是出于符号学的复杂性的考虑。他应用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知识，将流行服装杂志视为一种书写的服装语言来分析。将这种书写的服装看作制造意义的系统，也就是制造流行神话的系统。所以，他说流行杂志只是一台制造流行的机器。他选择了1958年至1959年（从6月到6月）的《她》（《Elle》）和《时装之苑》（《Le Jardin des Modes》）进行研究。

2、符号学理论的作用：区分服装的能指、所指和意指

在索绪尔的理论中，符号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表示意义的形式，他称之为能指（signifier），被表示的意义，他称之为所指（signified）。索绪尔强调“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能指和所指的具体结合就形成一个任意的实体。”[3]

索绪尔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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