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说起“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首先得追溯到20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秋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之一。因此，这所大学才会以孙中山的名字出现。尽管这所学校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但其招生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国民党人，而是包括更多的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学生。可以说，中山大学是为当时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特殊学校。

比如，在中山大学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学生名单中，就有如下一些人的名字：

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冯玉祥之女冯弗能、冯弗伐；邵力子之子邵志刚；叶楚伧之子叶楠；于右任之女于秀芝。

当然，与一般人不同，这批国民党要人的子女都是以“保送”的方式被送进中山大学的。与这些“幸运儿”相比，其他人则只能通过另外两种方式实现去中大的愿望：报名考试，接受选拔；或由组织上秘密推荐选派。

从1925年开始，到1929年，每年都有一批人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几年里，莫斯科成为当时中国的革命精英荟萃的地方。 1927年7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1930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宣布解散，走完了短短5年的历程。

根据普遍的说法，都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在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诞生的。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有28个人投票赞成党支部局的意见，还有一个“摇摆不定的人”，忽而赞成，忽而不赞成，“二十八个半”便由此而来。

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可信的，但还存在一些错漏之处。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头头的王明，其实那时候并没有出席“十天大会”。早在1929年3月，王明就被共产国际派回了中国。因此，可以这样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是在“十天大会”上产生出来的，但其具体人物则不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的。也就是说，在大会上投赞成票的人，不一定就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人；没有参加那次大会的人，也不一定就不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人。

事实上，人们是借助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来讥讽和嘲笑

当时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和他的追随者。

笔者曾经看到过六、七份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单，其中涉及到52个人。在不同的人所开列的不同名单中，具体人选各有不同。一般来说，在所有的名单中，至少有两个人是可以确定的：一个是“二十八个半”的头头王明，另一个是被称为“半个”的徐一新（原名徐以新）。当然，根据各种资料来看，另外27个人的名单也是不难确定的。比较通行的说法，“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指以下29个人而言的，他们是：

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 张琴秋（女）、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女）、

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女）、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女）、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

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这29个人，进入中山大学的时间并不是一样的，王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盛忠亮、张琴秋、陈原道等，是在1925年入学的第一期学生，沈泽民虽然是1926年才插班进来的，但他也属于第一期学生之列；

杨尚昆、李竹声是1926年进校的第二期学生；其他的人员，基本上都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进入中山大学学习的。

还有一个人比较特殊，那就是夏曦。他是1928年春成立的特别班（或称老头子班）里的一名学员。这个班的学员有不少都是年纪较大、经验较丰富的中共领导人，如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杨之华、杨子烈、施静宜等。

从性别看，“二十八个半”中有女性4人，即孟庆树、张琴秋、朱自舜、杜作祥。

在这些人中，有些人之间有着较为深厚的渊源，如：沈泽民和张琴秋当时已是夫妻；孟庆树则是王明当时追求的对象，回国后不久也结成了夫妻；朱自舜是孟庆树在中山大学里最好的朋友；等等。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归国以后，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和形势的不断变化，也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

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后不久，就支持毛泽东担任红军的领导工作，在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闻天也站在正确的路线方面，以后在长期的工作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革命

与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秦邦宪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在领导《解放日报》、新华社以及在同国民党谈判的斗争中，作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

杨尚昆、张琴秋等很早就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党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

何克全（凯丰）在遵义会议时仍然坚持不改，但在后来也改正了错误；

夏曦后来在战斗中成为烈士，殷鉴则在唐山煤矿工作时被捕牺牲；

李竹声、王云程、孙济民、盛忠亮、汪盛荻、朱阿根等少数几个人回国后便脱离了革命队伍，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

另有一些人，在归国后没有什么令人瞩目的表现，如朱自舜、宋潘民、李元杰等，既没有什么好事，也没有做什么坏的事，平平淡淡，不知所踪。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康生便妄下断言：“‘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于是，凡在大陆、还在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均遭到审查。

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杨尚昆同志曾经说过，“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合事实，也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