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阴一阳、二阴二阳和四阴四阳的确立 ——探索阴阳观念的起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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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阴一阳、二阴二阳和四阴四阳的确立
——探索阴阳观念的起源(四)
应用阴阳理论分析立杆测影的天文科学实践活动,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首先是在立杆与太阳光影层面:通过对杆是实,影是虚;杆是明,影是暗;杆是稳定性形象。
影像是变动形象等相互对立属性的认知,可以认定立杆为阳,太阳光影为阴。
第二是在太阳光影层面:立杆分阳面与阴面,太阳光影也分为阳影与阴影。
由于立杆的阳面与阴面之间的变化十分细微,不宜进行测量,所以古人就把立杆测影的注意力集中在立杆的太阳光阴影这一方面,称为晷影。
首先分析和确立“太阴”和“太阳”,即中国传统哲学的“一阴一阳”系统。
远古先人采用立杆测影方法来划分季节,首要的一步是确定“两至”日,即冬至和夏至。
测出冬至这一天午时立杆阴影的长度值,也就是测出冬至日午时,晷影在一年中最长的长度值,据《周髀算经新议》里提供的24节气的晷影长度尺寸资料,取整数的冬至日数值是135寸。
冬至这一天也就成冬季的代表日。
测出夏至日午时晷影在一年最短的长度值是16寸,夏至这一天也就是夏季的代表日。
这两个数值不确定,测量其他节气的分段工作就无法继续。
因而“太阴”的哲学含义就是阴阳系统中最大的阴。
其科学基础就是一年中,冬至日那一天的午时晷影的测量值135寸。
“太阳”的哲学含义就是阴阳系统中最大的阳。
其科学基础是一年中,太阴的晷影数值减去夏至日那一天的午时晷影的测量值,就是“太阳”的阳影数量值,即135-16=119寸。
换句话说,也就是太阴的晷影在一年中逐渐缩短,其轨迹变成阳影,最后达到的太阳的数值。
如图所示:太阴晷影│—————太阳晷影│—□□□□(晷影的运动方向←)
其次分析“少阴”与“少阳”,进而确立中国传统哲学的“二阴二阳”系统。
古人通过立杆测影测出冬至日和夏至日,也就为了确立“两分”,即春分日和秋分日打下了基础。
春分就是从冬至日那天以后,立杆的晷影每日逐渐缩短一点,当古人测出太阴与太阳之间约1/2的长度,大约有75寸晷影,这一天也就是春分,也就是春季的代表日。
秋分就是过了夏至日那一天以后,立杆的晷影每日逐渐伸长一点,当达到太阴与太阳之间约1/2的长度值,大约有74寸晷影,这一天也就是秋分,也就是秋季的代表日。
“少阴”的哲学含义就是阴阳系统中较小的阴,其科学基础就是晷影由16寸逐渐伸长至74寸。
“少阳”的哲学含义就是阴阳系统中最小的阳,其科学基础就是135-75=60寸阳影,换句话说,也就是太阴的晷影在一年中逐渐变短,最后达到的少阳的数值。
如图:太阴晷影│—————春分晷影│———□□(←晷影的运动方向)
太阳晷影│—□□□□秋分晷影│———□□(→晷影的运动方向)阴阳系统中有了太阴配太阳、少阴配少阳,二阴二阳系统就确立起来了。
从此作为哲学和说理工具,为中华光辉灿烂的文明贡献出无法估量的力量。
例如历法学科的四季代表日的确定为四季的起止日的确定打下基础。
从易经的角度看,完成二阴二阳就可达成“太极分两仪,两仪分四象的理论架构。
再次分析四阴四阳系统
阴阳理论有“二阴二阳”系统发展到“四阴四阳”系统仍然是制定历法的需求来推动的。
因为“两至”和“两分”只确定了春夏秋冬日的峰值,要确定四季的起止日必须继续观测,必须准确的测量出“四立”节气的晷影的长度值,即太阴与太阳之间的约1/4的长度值,据《周髀算经新议》里提供的24节气的晷影长度尺寸资料,取整数立春的晷影为105寸、立夏的晷影为46寸、立秋的晷影为45寸、立冬晷影为103寸。
与上述同理一阳是135-105=30寸阳影、三阳是135-46=99寸阳影。
一阴是45寸晷影、三阴是103寸晷影。
“四阴四阳”系统没有统一给阴阳命名,其原因可能就是阴阳理论发展到这个阶段,各学科已经初步完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分道扬标朝着各自研究的终极目标前进,没有必要给“四阴四阳”系统统一的命名。
从天文历法学科方面看,到“四阴四阳”阶段已完成四季划分的历史任务,它接着是向如何测量的更精确,更科学的方向发展,例如天文历法在确立两至、两分和四立以后,其余16个“节气”是在测量的基础上,用“一阶等差数列”数学方式来解决的,也就是采用的三分法,取名也是采用反映物候气象应用方面的内容作名称。
从易经的角度看,到“四阴四阳”阶段已完成“太极分两仪,两仪分四象,四象分八卦”的易经系统架构,再就是朝向预测更准确的八八,六十四卦方向发展。
“四阴四阳”系统对中医的贡献大致就是《灵枢·九宫八风第七十七》说的那几句,再就是经络学说中的“八风刺穴派”等。
可以说“四阴四阳”阴阳系统未进入中医理论的主流。
至于天干讲究的五阴五阳,地支讲究的六阴六阳等等都是阴阳理论的应用问题,属于阴阳理论体系的边缘范围。
明确阴阳理论的“四阴四阳”系统对于探索中国传统文化里许多有趣现象的起源仍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例如著名“河图”“洛书”起源之谜。
分析它们的架构组成,不外乎都是阴阳,十个数字和数字的排列方式几个要素,不同之处也只是四方位排列法与八方位排列法的区别。
“河图”与“洛书”联系阴阳理论相比较,一,形式上看,“河图洛书”的阴阳点与数字的结合,与各“阴阳”的长短与数值的结合一致。
二,方位上看,“河图”与“二阴二阳”的四方位、“洛书”与“四阴四阳”的八方位相一致。
三,发展上看,“二阴二阳”的四方位形式与“河图”的四方位形式,早于“四阴四阳”八方位与“洛书”的八方位形式,它们的发展顺序也相一致。
能否说明“河图”与“洛书”只是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它们一脉相承,具有共同的起源呢?这也是一个有趣的课题。
那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内容“三阴三阳”系统难到不是在二阴二阳系统上建立的?那又是如何确立的呢?这是下一篇要探讨的内容。
谢如钢 2016-8-20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