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轻动词理论下的汉语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轻动词理论下的汉语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轻动词理论下的汉语研究具有研究结构类型多样，研究范围由现代汉语到古代汉语、由普通话到方言，开展比较研究和出现系统研究四个特征，呈现出汉语词法有无轻动词、有形轻动词能否促发核心词移位以及轻动词促发的是否是核心动词移位三个议题，存在轻动词分类过于繁多复杂、某些学者对轻动词理论的补充略显狭隘两个问题。轻动词理论下的汉语研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比如对古代汉语和方言中的轻动词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汉语语法中一些老生常谈的句式和构式语法所研究的一些结构都可借助轻动词理论得到合理的解释。

标签：轻动词理论轻动词核心词

一、引言

轻动词是Jesperson为概括英语“V+NP”结构中的“V”而提出的[1]。黄正德最早把轻动词理论引入汉语研究。黄正德在Larson的“VP—shell”理论[2]、Hale&Keyser的词汇关系结构假设[3]和Radford的轻动词类型[4]的基础上，从生成语义学的角度出发，对轻动词假说作了进一步的修正和扩展。黄正德认为，轻动词就是事态谓词，它不是空的，有其具体的语义内容，轻动词的语义内容可分为DO、OCCUR/BECOME、BE/HOLD、CAUSE四类。黄正德还指出，所有的动词都是各类轻动词的补足语：所有的行为动词都是谓词“做”（DO）的补足语，表示起始态的谓词内嵌于“发生”（OCCUR）或“变为”（BECOME）之下；状态动词内嵌于“是”（BE）或“保持”（HOLD）之下；使役结构则内嵌于“引起”（CAUSE）之下。轻动词不仅能促发核心动词移位，还能表达不同的语义。黄正德将这一理论体系运用到汉语研究中，发现英语中轻动词促发的核心词移位发生在词汇部分，而在汉语中则发生在句法部分。[7]

继黄正德之后，林宗宏、冯胜利等研究者运用轻动词理论分析了汉语中一些以往难以解释清楚的语法现象，如对“王冕死了父亲”的句法分析等。轻动词理论下的句法解析较有说服力，把学界经常解释、但又总引发争议的“老大难”议题剖析得极为透彻。因而，轻动词理论备受汉语研究者青睐，轻动词理论指导下的汉语研究成果颇丰。

本文主要考察近十年来轻动词理论下的汉语研究状况，分析其中存在的争议和问题，并对未来轻动词理论下的汉语研究作出展望。

二、轻动词理论下的漢语研究状况

近十年来，运用轻动词理论的汉语研究结构类型多样。如：刘贤俊（2008）讨论了现代汉语中能用“名+名”形式进行句法命名的轻动词模式；黄正德（2008）以“他的老师当得好”为例，采用词义分解理论和动词核心移位的假定去解释由汉语句法结构与语义对应失称所造成的“伪定语”句式；沈力（2009）运用轻动词理

论解释汉语存现句中的蒙受义句式；黄正德和柳娜（2014）运用轻动词理论对新兴非典型“被XX”结构进行研究；王姝（2015）运用轻动词理论探讨紧缩结构“V 个X”的生成等。

另外，轻动词理论下的汉语研究范围更加广泛。李树珍（2012）运用轻动词理论研究了《世说新语》中的动宾关系，将研究范围由现代汉语扩展到古代汉语；朱秀兰和李巧兰（2007）在轻动词理论的指导下对汉语方言中的“V人”和“A人”这类“使感结构”进行重新审视，把轻动词理论引入现代汉语方言语法现象的研究中。

此外，还有关于轻动词的比较研究。Pei-Jung Kuo& Jen Ting（2007）指出了轻动词和重动词的区别；刘贤俊（2008）对比了汉英两种语言中用于句法命名的轻动词模式；Chu-Ren Huang&Jingxia Lin（2013）考察了大陆和台湾地区汉语普通话中多个轻动词共现的语序排列问题；Chu-Ren Huang等（2014）以语料库为基础，以5个典型轻动词为例，研究了轻动词在大陆普通话和台湾国语中的不同变化的识别。

轻动词理论下的汉语研究比较零散、琐碎，往往是探讨某个结构或句式，所基于的轻动词理论不甚统一。刘亮（2015）打破了此研究惯例，运用轻动词理论系统地研究现代汉语，将汉语中的动词、动词短语和句式放在统一的轻动词理论框架下去研究，这不仅解决了理论基础不统一的问题，同时也根据汉语特点发展了轻动词理论体系，还证实了轻动词是从语义到句法构建动词和动词短语投射的核心实体，各种对结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操作都是围绕着轻动词来进行的。

三、目前研究所呈现出的三个议题

虽然轻动词理论下的汉语研究成果颇丰，但这些研究成果也反映出学者之间的争议。

（一）汉语词法有无轻动词

汉语词法有无轻动词，是轻动词理论引入汉语研究后学界出现的一大争议。有学者，如温宾利、邓思颖、沈力等，坚持轻动词的句法本质，不承认汉语词法中存在轻动词。

温宾利和程杰（2007）认为，当今句法理论中的轻动词概念过于泛化，轻动词的本质是纯句法的，轻动词作为“核心功能语类”，只包含在接口不可解读的形式特征，是一个纯句法的构件，不表达任何语义内容，选择“VP”作补语。温宾利和程杰的观点实际上是指轻动词无音无义，只在句法上起作用，词法层面无轻动词，即轻动词只是“功能语类”，不承担语义特征，是一个空的形式。邓思颖（2008）明确指出，轻动词属于功能词，只出现在汉语的句法层面而不出现在词法层面，不能进入词的内部结构，汉语词法中没有轻动词。沈力（2009）指出，任何词汇中的动词都不含有上位事件的谓语成分AFFECT，沈力由此意识到汉语

中的动词内部不包含高层次的事件结构轻动词“V”。显然，沈力认为，轻动词不存在于汉语词法中。

黄正德、解正明、刘亮等学者根据汉语的特点以及深入的研究，认为汉语词法中是存在轻动词的。

黄正德（2008）指出，现代汉语的高度解析性使得核心词移位在构词的层次上几乎无用武之地；而古代汉语综合性强，核心词移位可以在构词层次上出现。轻动词的本质是促发核心词移位。由此，黄正德的观点就是，汉语词法中存在轻动词，即便只是存在于古代汉语中。解正明（2008）考察了轻动词理论对词典释义的影响，认为轻动词是汉语词库中的一种特殊词类，词典释义必须考虑轻动词的特殊性质。也就是说，词典所收录的词目中可能存在轻动词，而且这个轻动词对词目的正确释义具有重要作用，解正明承认汉语词法中存在轻动词。刘亮（2015）在研究现代汉语轻动词体系时，认为现代汉语动词内部是结构化并且可以分析的，词根、语义轻动词和句法轻动词三者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动词。同时，刘亮还指出，与其他语言不同，汉语的复合动词是在词汇概念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需遵循一定的限制，存在语义轻动词组合的最大范围。刘亮的说法相当明确，他认为现代汉语词法中是存在语义轻动词的。单就理论层面而言，笔者认为两家观点各有可取之处。温宾利、邓思颖、沈力等学者的观点强调轻动词的句法本质，实际上是在维护轻动词在西方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符合生成语法追求的普遍语言规则；黄正德、解正明、刘亮等学者的观点则是根据汉语研究的需要，对轻动词理论加以扩展和引申。从汉语研究的实际需要来看，笔者认为，黄正德、解正明、刘亮等学者的观点更为合适，即承认汉语词法中有轻动词。因为我们不能故步自封，要根据研究需要适当地发展理论。

（二）有形轻动词能否促发核心词移位

汪国胜和王俊（2011）指出，无语音形式的轻动词使现代汉语离合词能以游离态呈现在汉语中，有语音形式的轻动词使下层的核心动词得不到提升，离合词只能以合并形态出现在现代汉语中。他们还认为，离合词的游离态是无语音形式的轻动词促发核心词移位的结果，离合词的合并态是有语音形式的轻动词（即有形轻动词）不能促发核心词移位的保留式。汪国胜和王俊不认可有形轻动词促发核心词移位的观点，而刘长庆（2007）则反之。

刘长庆（2007）考察了汉语中事态谓词性轻动词的基本特征，认为无论是有语音形式的轻动词还是无语音形式的轻动词，都会发挥一定的隐性或显性的句法作用。他还指出，有形轻动词和无语音形式的轻动词都可以促发主要动词中心语移位，它们是事态谓词性轻动词的词汇拼出。

由此，笔者联想到一个问题：有形轻动词促发的移位是否与多个轻动词共现时的语序有关？刘长庆指出，“加以”“进行”等有形轻动词可以促发移位。这样，我们可以把“开始加以整顿”“开始进行比赛”这两个例子理解为是轻动词“加以”和“进行”促发动词“开始”移位的结果。Chu-Ren Huang&Jingxia Lin（2013）指出，“开始”也属于轻动词。那么，这两个例子也反映出了多个轻动词共现时的语序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