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有感

蔡嘉琦：读《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有感

蔡嘉琦

刚刚读完的阎云翔先生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是一部优秀的民族志。该书重点考察了在中国农村过去的50年（1949-1999）中发生在农民家庭与个人生活领域的种种变化。

在此前，“绝大多数的研究注重的都是家庭结构与家庭制度，同时却很少涉及个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P9），而本书作者开创性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的情感和生活体验上，展示出一幅中国北方普通乡村中村民精神世界充满微妙变化的图景。书中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政治经济体制，社会关系，两性关系，家庭结构等诸多议题。

作者认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私人家庭的崛起以及家庭内部个人私生活的普遍出现。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但是，这种个体身份和主体性的发展都是不平衡和不完全的，因为新出现的个人主义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具有道德自主性的、权利与责任平衡，而是倾向于唯我式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以物欲为目标，放弃公共责任，是一种自利性的人生观念和人生态度。换句话来说，许多个人缺乏基本的教养意识，成了没有教养的人。从50至70年代，几代年轻人在国家发起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被国家鼓励或被直接引导对父权和公共权威等传统意识形态挑战。这使他们在私人生活方面渐渐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独立性。80年代以后，国家的力量开始消隐，留下了巨大的社会与道德真空，并迅速被彻底的消费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极端功利型个人主义等其它价值观念填补。这

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如：许多女青年在赢得婚姻自主权，仍然向未来的公婆索取高额彩礼（第六章），还有许多青年总是要求家中为自己安排工作与住房，却从来不问自己为父母做了什么。又如，普遍存在的农村养老问题也同样源于权利义务失衡的自我中心主义价值取向，书中提到在农村两代人之间的代际互惠的传统机制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平衡交换的新逻辑。村中的年轻人更看重自己对家庭财产的权利，却忽视了他们的义务和责任。为了适应这种情势，父母辈不得不采用多种策略对自身养老进行投资，如对儿子、媳妇以及嫁出去的女儿加倍宠爱，给予后辈更多的财力支持等等，希望此种举动能使他们在失去劳动能力后可以得到后辈的伺候和关照，安享晚年（第七章）。

由此看来，走出“祖荫”的个人似乎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自立、自主的个性。恰恰相反，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这不禁让我想起，辛亥革命以后，政治上的王权解体了，社会结构中的宗法家族制度也摇摇欲坠。传统的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危机同时爆发。五四及新文化运动中对文化传统的激烈批判，使全社会都陶醉在“冲决网罗，告别祖荫”的理想中，传承千年的儒家规范伦理被踩到泥里，许多青年人在“个人的崛起”中矫枉过正，甚至失去了信仰，比如章衣萍《枕上随笔》（1929）中记述的一位声称自己没有姓，甚至写信否认自己父亲，要求“平等”的女青年，再比如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个人私欲的泛滥与由此造成的社会动荡。

在今日，走出祖荫的个人很可能成为极端自我中心的无公德的个人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书中记述的小村庄中，也同样存在于中国城乡各地，啃老族、范跑跑等“道德滑坡”的例子不胜枚举。甚至近日发人深省的“小悦悦事件”，我认为其本质上还是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唯我个人主义的泛滥

书中另一个令人感触颇深的地方是作者对田野调查的独特体验。据作者自述，

他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在田野调查地点住了七年，1989年以来他又在此地做了七次田野调查，1993—1999年田野调查的重点主要在于私人生活领域（P14）。在田野调查中作者与调查对象间牢固的友谊、相互的信任和理解为日后成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作者认为，田野工作对于民族志作者而言也是一个精神参与的过程。书中以具体的经验事实和理论分析相结合，文风洗炼质朴，除去令人信服的说理外，读者从文中随处可以感受到细节的力量与鲜活魅力，作者所表达的内容不再是以往抽象的概念诠释，而是对真实生活的深度挖掘。这些都得益于作者在长期反复的田野调查中，以参与者和旁观者的双重身份进入村民私人生活的情境的亲身体验。因此本书的一个成功之处就是，即使像我这样对深奥枯燥的研究性著作很是头疼的读者，仍能在此获得相当愉悦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