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产品属性及其资源配置改革研究

高等教育产品属性及其资源配置改革研究

汪开寿

（安徽省教育厅信息咨询中心,安徽合肥230061）

摘要：教育是纯公共产品的理念导致教育由政府垄断供给，而财政不足必然出现教育供求资源配置失衡。为改变这一现状，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应走市场化改革模式，多渠道分担高等教育成本，培育并完善竞争性高等教育市场，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调整教育财政支出结构，在高等教育领域建立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模式，从而提高高等教育资源的运行效率。

关键词：高等教育；教育资源；配置对策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A Study of the Attributes of Higher Education Products and the Reform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WANG Kai-shou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Anhui Province,Hefei,Anhui 230061）

Abstract:The concept that education is a purely public product leads to a governmental monopoly on education; inadequate financ ing,however,results in imbalanced allocation of education resources.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China’s allo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s should follow the market scheme. The cost of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be shared by more parties,a competitive market for higher education fostered, privately-run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ed,the manag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ed,educational funding restructured,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for higher education established. Only in this way will the efficiency in the uti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s be raised.

Key words:higher education; education resources; allocation policy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真正达到“优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应符合透明性原则（资源配置的标准和机制应确定且公开）、公平性原则（资源分配均等、不同投资主体所办高等学校的公平、公共资源从富裕流向贫困）、效益性原则（资源配置要有利于激励高等教育系统在资源筹集和使用方面提高效益）、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的原则等。笔者认为要提高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就必须对高等教育产品属性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因为高等教育产品的性质决定着高等教育的投资资源配置方式。本文正是基于高等教育产品属性的研究，提出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改革路径。

一、高等教育产品的属性

高等教育属性的确定事关高等教育服务的生产、供给和管理的职责与权限，事实上，它是界定政府与市场在高等教育领域职责范围的重要理论依据。循着教育公共性的一般判断，政府是教育供给的主要责任人。事实上，中国几十年来的免费高等教育，就是在“教育是纯公共产品”的理念影响和指导下促成的。也正是这一“指导思想”，将具有“支出偏好”的政府推向了尴尬的境地，导致某些地方政府陷于信用危机（地方财政不能保证正常的公共教育经费，致使公共教育难以为继）并产生“教育贫困”现象。

广义的教育概念是指人们获取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全部过程，包括学校教育和非学校

教育。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分析，教育投资涵盖学校教育投资、在职培训投资、健康投资、积累经济信息投资以及职业转换和移民投资等，其中，非教育投资占人力资本投资总额的一半左右。因此，学校教育的结束，并不代表教育的终结，相反，教育会伴随人们走过终身。与一般产品不同的是，高等教育产品具有消费性和投资性双重特征。高等教育成果产品是投资的产物，其投资收益包括私人收益和公共收益。经济组织聘用大学生需要支付工资，且学历越高，工资越高。显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是政府干预。对高等教育属性的判断，仅仅从萨氏的经典定义出发是不够的，还应根据特定时期的教育发展环境，尤其是政府的教育财政政策对教育属性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和西奥多·W·舒尔茨通过对高等教育投资的实证分析,得出了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远远高于物质资本收益率的结论,由此提出了重要的人力资本理论。西奥多·W·舒尔茨指出：“促使美国人大量增加教育投资的根本动机，不管从个人还是社会的角度看，都可能是处于文化方面的考虑，我们很难认为这是一种…消费‟。也许这些大量增加的教育投资是处于似乎远离…投资‟的目的而制定的政策所决定的，但即便果真如此，美国人投入到教育方面的资金仍然可能会获得很高的收益”。即使将教育看成消费性质，“教育投资的消费部分实质是属于耐用性的，甚至比耐用消费品更加持久耐用”。［1］舒尔茨认为上学读书本质上是一种投资，因此将所有的教育支出都当作是当前消费是一个严重错误。错误在于假设上学只是一种消费。这种假设把在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错误地当成“福利支出”，并将其当作一种具有降低“储蓄”作用的资源利用方式，教育是可以提供未来收益的生产性资本。可见，教育公共产品的“消费唯一”前提存在质疑。

高等教育尽管有部分消费的性质，但主要还是投资性质。即便我们认可教育的消费性，但公共产品的两个重要特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从教育中很难找到有力的证据支持。从“教育服务产品”来看，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一个人接受教育必然排斥他人接受教育，高等学校通过入学考试等措施设置进入门槛，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教育成果产品”的收益排他性则更为明显，接受较高等教育的工人比接受较低等教育的工人的工资高、失业率低，并具有职业转换的便利性，即存在受过高等教育者排斥未受高等教育者现象。

对教育的公共产品性判断部分来源于教育的外溢性（或称外部性）。新古典经济学是从私人成本（或收益）与社会成本（或收益）角度论述外部性的。他们认为，理性人会完全承担其行为所引起的成本与收益。而如果存在外部性，一个人的行动所引起的成本与收益就不完全由其个人承担；反过来，他也可能在不行动的时候，承担或获取他人行动所产生的成本或收益。当存在正的外部性时，个人收益中的一部分转化为社会收益，而个人实际收益减少；反之，个人实际收益增加（个人实际成本减少）。外部性是制度经济学经常提到的一个重要概念，当一个行为个体的行动不是通过价格而影响到另一个行为个体的环境时，我们称存在着“外部性”。［2］很显然，新古典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都认为，外溢性主要表现为个体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权利与责任的不协调。同时，他们的分歧也是明显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失灵导致外溢性，因此，解决外溢性问题，需要通过非市场的手段，如税收、法律以及行政等手段；制度经济学认为，外溢性的存在并非市场失灵所致，是制度缺陷的结果，因此，只要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就可以将外部性内部化，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尽管二者在外溢性问题上的认识存在诸多的偏差，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外溢性的存在是非效率的。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公共产品与外溢性联系紧密，但二者绝对是相互分离的两个概念。外溢性有着较广的概念外延，它包括正的外溢性和负的外溢性，公共产品具有正的外溢性，但外溢性的存在决不意味着就是公共产品。实际上，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那些没有上大学的人的收入要高得多。劳动经济学家估计，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接受一年的教育，年收入可增加5％到11％。［3］要使外部性具有说服力，就必须证明生产率的提高大于这种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