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内容提要：以权钱交易为基本特征的腐败，不但损害政权的合法性，而且严重影响经济发展。

腐败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是：降低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影响私人投资总规模；减少外国投资并影响投资结构；加重企业负担；妨碍中小企业发展；增加无效公共投资；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影响公共服务质量；影响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减少教育和公共卫生支出；鼓励人才流向寻租部门；损害市场经济体制的合法性。

腐败是一种古老的丑恶现象，前资本主义时期主要发生在政治领域，表现为官员在选官、理讼、收税、兴修公共工程时贪污受贿、以权谋私。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以后，腐败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

因为腐败的本质和特征是权钱交易，因此人们一直主要把腐败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来对待，在今天的中国尤其如此。

1964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塞尼尔.莱夫在《美国行为科学》发表的《经济发展：通过官僚腐败》一文和1968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比较早地注意到了腐败对经济的影响。

他们认为，严重腐败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政府体制僵化，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专断性干预妨碍投资，干扰正常经济决策，降低经济活动效率，阻碍经济发展；以贿赂为主要手段的腐败能够打破阻碍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和制度，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因此，“一定程度的腐化会成为一种受人欢迎的润滑剂，可以减少现代化道路上的阻力。

”(1) 这就是“腐败有益论”的观点。

此后，不断有学者论证和支持这一观点。

1985年，美国学者弗郎西斯.刘借助数学模型提出一种假设，论证时间对不同的人有不同价值，时间的价值决定于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时间的机会成本；时间价值最大的人可用向官员行贿的办法减少排队时间，因此，贿赂能够通过为时间价值最大的人节省时间的途径提高经济效率。

(2) 1986年，贝克、玛赫、里恩用数学模型证明，在腐败市场的竞争中，有能力支付最高贿赂的公司通常是最有效率的公司；贿赂能使最有效率的公司得到项目或合同，因此，贿赂能够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

(3) 坚持“腐败有益论”观点的人还认为，贿赂能够降低僵化的政府体制给公司造成的成本，减少税费，有助于公司发展；贿赂有利于维持官员的低工资，使政府能够维持低税率；腐败有助于新兴社会阶层的政治参和，有利于通过非正常途径实现政治统合，缓和社会矛盾，减少革命危机，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经济发展。

9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国际社会对腐败问题日趋重视，“腐败有益论”受到严厉批驳。

发生这种转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90年代中期，东南亚几个国家最高领导层的严重腐败问题被揭露，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造成韩国、印尼、菲律宾等国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使“腐败有益论”失去了最重要的实践依据。

二是以1995年8月保罗.莫罗在美国《经济学季刊》发表《腐败和增长》一文为标志，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哈佛大学的专家为主的一批研究人员，依据大量的调查资料，用统计学和实证比较的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腐败对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从理论上彻底驳倒了“腐败有益论”。

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织了大量的调查，发表了数十件研究报告，有力地证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瓦特.坦茨等人根据1997年世界银行在97个国家的调查资料得出的结论：腐败程度和按人均GDP计算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年均增长速度都有消极的联系，腐败程度越深，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人均GDP增长越慢。

(4) 腐败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是：
一、腐败影响私人投资的总规模。

按照传统理论，投资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必备条件。

官员腐败妨碍行政效率，增加公司运营成本和不确定性，降低公司获利预期和信心；大量本应成为公司利润可用于再投资的资金进入腐败官员的口袋被用于生活消费，这就必然减少私人投资总额。

1995年，保罗.莫罗依
据商业国际提供的57个国家1971－1979年的资料、68个国家1980－1983年的资料和它所给出的腐败指数和体制效率指数证明：无论政府管理经济的壁垒如何，腐败对投资率总是有着强烈的消极作用。

在排除其他一切因素的影响后，腐败和受腐败直接影响的体制效率指数总是显著地对投资率有着负面影响。

腐败指数每降低一级，投资占GDP的比率提高2.9％；行政效率指数每提高1个等级，投资占GDP的比例提高4.75％。

设备型投资比非设备型投资更容易受到腐败影响。

根据保罗的计算，若把孟加拉的官僚效率提高到乌拉圭的水平，即提高一个等级，其投资率可提高5％，GDP年增长率可提高0.5％, (5) 而官僚效率或体制效率和腐败指数是高度相关的。

保罗在另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在平均腐败指数为2.38的情况下，每降低一个等级，投资率增加4％以上，人均GDP的年增长率提高0.5％以上。

(6) 二、腐败减少外国直接投资。

引进外资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推动力。

引进外资通常有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两种。

外商直接投资既带来资金，也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是优越于银行信贷的投资方式。

在资金引入国的腐败（以贿赂官员为主要形式）尚可承受并可预测的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可能继续进入，但在腐败近于制度化、系统化、普遍化的国家，外商投资多集中于其运作相对独立、因而较易得到保障的外商投资区，并集中在轻加工、商业、贸易这样一些一旦腐败变得不可承受时可以随时撤出的领域。

对外国投资人来说，腐败是可从收益中得到补偿的一种成本。

一旦这种成本太高或不可预测，就不会投资或撤走资金，除非出于占领市场或资源的更长远考虑而暂时留在那里。

严重的腐败使外国投资家避之唯恐不及，因此，腐败造成的风险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国际经济中边缘化。

(7)
世界银行顾问、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魏尚金教授认为，高可变性的贿赂使得腐败恰如一种不可预见的、随意性的税收。

腐败程度的提高和它的不可预见性的增加，无异于提高公司税率。

他1997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税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减少外商直接投资3.3％；腐败指数每上升一个等级，可减少外商直接投资11％，相当于边际税率提高3.6％。

如果把新加坡的腐败指数提高到墨西哥的水平，相当于把边际税率提高21％－24％。

腐败越不可预见，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越大，如把新加坡的腐败不可预见性下降到墨西哥的水平，相当于把跨国公司的税收增加了32％。

魏尚金教授还指出，腐败还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

高腐败会使外商倾向于建立合资企业，因为腐败使得企业必须得到所在地政府的开业许可，这个过程不透明且成本很高，合资因有本地合伙人处理政府关系，可以降低贿赂成本。

但合资容易造成技术泄漏。

因此，腐败严重时，外商不会来；腐败可以承受时，外商会来，但技术含量高的外资会选择独资方式，在技术水平比较一般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合资方式。

美国公司因受1977年通过的《反国外贸易腐败行为法》的限制，很少选择合资形式。

而且，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不愿将资金投入高腐败国家，因为资金可能被用于无益的公共工程和浪费性的政府开支，有很大的风险。

(8)
三、腐败加重企业负担。

对企业来说，腐败如同税收，而过重的税收对企业发展不利。

据魏尚金教授研究，腐败指数每提高一个等级，等于税率提高4.69％。

如把新加坡的腐败指数降低到哥伦比亚的水平，等于提高税率25.8％；把新加坡的腐败指数降低到墨西哥的水平，等于提高税率29.3％。

(9) 税收对企业发展不利，但总有一部分用于为企业提供社会性服务，而官员贿赂所得和腐败的不确定性、秘密性，则使它的消极影响远大于税收。

(10)罗蒙德.菲斯曼、杰克.斯文森依据1998年对乌干达243个公司的调查资料认定，公司税率（税额／销售额）提高1％，公司年增长率降低0.5％；贿赂率（贿赂额／销售额）每提高1％，公司年增长率降低3.5％，腐败对企业的影响是税收的3倍。

平均贿赂率一般低于税率，但就每个企业来说，贿赂的影响却大于税收。

(11)
腐败不但相当于税收，而且是一种专断的赋税，它的随意性迫使公司必须去寻找贿赂对象并和之讨价还价，这就增加了公司的额外负担，而且，当腐败普遍存在的时候，由贿赂而得到的合同、承诺、利益，并不会得到切实保障。

更恶劣的是，一旦贿赂成为风气和惯例，就会形成腐败市场的竞争。

四、腐败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都是最有活力、对经济增长和就业贡献最大的经济成分，但相对于大公司来说，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受腐败的消极影响也远重于大公司。

大公司多有专门机构或精通“门路”的人和腐败官员打交道；他们的规模使之有可能避开低级官员的零打碎敲式的勒索和干扰；他们可以利用基于经济规模而获得的政治影响，用政治捐款的方式送礼、贿赂，影响政府或官员的决策，通过借助政府权力减少市场竞争或减免税收、获得信贷的方式得到或维持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因而比较容易在腐败市场里保护自己的利益。

中小公司没有这样的条件。

大公司向官员行贿，往往是为了降低成本或获得垄断性利润和市场；中小公司贿赂，往往是为了得到必不可少的许可证或避免官员骚扰，也就是为了生存。

贿赂增加成本而不增加利润。

和大公司比起来，中小公司容易受到小腐败的干扰和税务官员的勒索，由此造成的高成本有可能将他们逐出市场。

印尼有一个专门称呼贿赂的词叫“pungli”，它甚至可以增加小型经济活动成本的20％。

中小企业所处的环境竞争激烈，不容易将因贿赂造成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也使腐败更容易发生消极的影响。

1999年，欧洲银行和世界银行联合做过俄国等20个处于经济转型期国家的3000家企业的调查。

调查表明，腐败的影响大小和公司规模密切相关。

小企业支付的贿赂占年收入的5％，中型企业占4％，大企业在3％以下，而中小企业支付的贿赂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好处。

经常行贿的公司常常是需要以大比例的收入用于贿赂的公司，(12) 这等于在付了常税之后，再付一种更高的税。

小企业承担的腐败总成本往往大于他们的经济份额。

商业国际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还显示，大公司的管理人员用于同官员打交道的时间少于中小企业。

一般来说，同官员打交道的时间越多，支付的贿赂也越多，企业的负担也就越重。

五、腐败增加公共投资，但减少公共投资的产出。

在腐败高发国家，官员最喜欢兴建大型公共工程，如铁路、高速公路、水坝、电站、飞机场、火车站等等，因为大型工程利润空间巨大，公司愿付佣金给决策者。

有些国家，付贿赂给外国官员合法而且可以减税，佣金的数量一般用总造价的百分比来计算，即使几个百分点的佣金也是百万、千万的巨大数额。

公司往往诱使官员不断追加投资、扩大工程规模、提高工程标准以得到更多的佣金。

公司付出的贿赂可以从几个渠道得到弥补：投标时将佣金包括在超高的标额内直接拿回佣金；同官员勾结调整标底；偷工减料，降低质量。

许多新建工程之所以造价惊人，或造好即需要维修，原因即在于此。

意大利是GDP中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份额最大的经合组织国家。

几年前一个巨大的腐败案件被揭露后，全国的投资项目急剧下降。

据透明国际报告，在腐败案件首先被揭露的米兰市，其后的2、3年内，城间铁路支线造价下降了52％，每公里地铁造价下降了57％，新机场的财政预算依据降低后的建设成本又减少了59％，可见腐败造成的黑洞之大！(13)
腐败扭曲资本投入和资本产出的关系。

官员按照他能否得到佣金、能得到多少佣金来选择项目和承包公司，基本建设变得越来越非生产性。

在绝对腐败的国家里，工程项目的选择和承包公司的选择，完全取决于它们的贿金产生能力而不是生产能力。

工程的生产性和选择没有内在的合理关系。

政治腐败或大面积腐败根本上扭曲了公共投资工程的整个决策过程，许多不该建设的项目建设了，有些项目的规模和档次超出了实际需要，有些项目的产出远远低于设计和预期；有的生产性建设项目，工程尚未建成，技术已经陈旧甚至淘汰。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腐败还影响现有公共基础设施的维护和运行，因为新项目投资大而集中，容易得
到贿赂；维持性费用小而分散，不易得到贿赂。

当腐败使得国家税收能力下降时，维持性费用所受的影响比新的公共开支更明显，因为几乎所有政府都相信只有增加投资才能带来增长的偏见。

(14)
六、腐败减少政府财政收入。

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研究证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高腐败总和实际发生的低税率相联系。

低税收影响公共开支，特别是限制政府的生产性投资和公共设施的维持性开支，降低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增加财政赤字，而过高的财政赤字和低劣的公共服务反过来会影响经济增长率。

一般来说，政府财政收入的非正常减少主要是税务机关（包括海关）和税务人员腐败的结果。

发展中国家的税法和税务制度多不健全，会计制度、银行系统、单证制度比较落后。

有些税种的纳税额由税务人员估定，有些税收要由纳税人自报，这就产生了纳税人和税务官之间讨价还价以致发生贿赂的可能性。

结果，实际发生的税率和税额远低于规定的税率和应纳的税额，所谓的累进税制也就不再是累进的。

很自然，税务官勒索的越多，对税务官的贿赂越多、越普遍，税收流失的也就越多。

腐败对税收的影响有多大？据调查，腐败指数增加一个等级，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例降低0.63％，政府财政收入和GDP的比例降低1.5％，税收和GDP的比例降低2.7％，政府的非税收收入增加1.3％。

(15) 为什么非税收收入会增加呢？这是因为，贿赂使得税款的一部分流入官员口袋，政府财政收入不足，必须设计不同的收费花样，在更加扭曲的基础上弥补税收的不足。

所以，腐败越严重，实际税率和名义税率差距越大，正税外的收费名目就越多，普通民众的负担就越重。

曾有人认为，税收腐败可以减轻企业税赋，有利于企业发展。

过高的税率对企业来说确实是杀鸡取卵，累进税制在某种意义也有损于经济效率，但是，经济发展需要有政府的良好服务，财政拮据的政府不可能为企业提供良好服务。

另一方面，容易受到税务官勒索的多是小企业和弱势群体（如普通公民、工薪人员或教师），因此，腐败加剧穷富差别，影响社会公平，不利于社会稳定。

七、腐败威胁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

如前所述，在高腐败的国家里，因为外商直接投资比银行信贷更容易受到腐败官员的勒索，因此流入的外国资本，外商直接投资比例小，银行信贷比较多；短期信贷多，长期信贷少；大量资金被投资于有价证券市场。

银行信贷和有价证券投资对投资国的内部情况比外商直接投资敏感，一旦情况有变，他们就要撤出，从而导致金融危机。

许多研究者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有两大原因，一是裙带资本主义，二是国际信贷资本。

裙带资本主义是官员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安排在重要位置上，用国家的力量强制银行向他们的企业发放贷款，损害国内的金融监督，破坏公司的财务平衡，增加银行坏账，导致信贷资本使用质量极差。

在经济发生困难、金融系统出现问题时，外国的短期信贷资本首先撤出，从而引发整个金金融系统的崩溃。

(16)
腐败增加公共投资，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导致国家预算的巨额赤字。

国有银行因受贿赂影响滥发贷款，增加坏账。

公共工程造价抬高，为纯粹得到贿赂而建设的“贿金工程”造成政府超额债务。

政府官员受贿赂诱使违规为企业提供风险担保。

腐败使经济诈骗司空见惯，存款者、投资人、外汇交换市场对政府失去信任。

腐败驱使中小公司和最有利润的经济活动避开政府管理，进入“灰色”地带。

腐败破坏经济法规的实行，损害政府对经济、金融、基础设施的管理、控制、检查以减少市场失败的宏观调控能力，降低政府在监督执行合同、保护财产权等方面的作用。

腐败破坏自然资源和环境，损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腐败允许垄断，限制竞争，扭曲市场，妨碍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经济效率。

这一切，都破坏宏观经济秩序和经济环境，影响经济增长。

八、腐败减少教育和公共卫生开支，影响人才流向。

研究表明，政府用于教育和公共卫生的开支占GDP的比例和腐败有消极的联系。

越腐败的国家，教育和公共卫生投资越少。

保罗.莫罗的研究表明，腐败指数从8降到6，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可以提高0.5％。

这种现象的解释可能是教师工资不如兴建新校舍那样容易得到回扣。

教育投资少，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能力就受影响；公共卫生投资少，国民健康素质必然低下，从而影响经济发展。

(17) 腐败使最有才能的人流向寻租部门和其他非生产性部门。

优秀人才大量流向名义工资并不高的政府机关特别是税务、海关等部门，不愿到生产性企业求职，相当程度上是受寻租活动示范效应的影响。

九、腐败损害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合法性。

前苏联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并不是没有腐败，但面积不大，程度不深。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腐败迅速蔓延，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事实上，转型期国家的群众对市场经济的批评，相当程度上起因于腐败。

因此，腐败不但直接破坏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道德和法治基础，扰乱经济秩序，而且削弱全社会对市场经济的信心和支持。

在政治上，普遍性、顽固性、集团性腐败的存在和发展，使人们怀疑政治制度、政治领导本身是否腐败，是否缺乏控制腐败的能力，这样，现行政治体制就会逐步失去人们的支持。

腐败的发展和政府合法性丧失的日积月累，最后将导致韩国、印尼、菲律宾、墨西哥、秘鲁那样的政治和社会大动荡，从根本上摧毁经济发展的一切条件。

客观地认识和准确地估价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必须建立在大范围的调查、统计、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我国目前没有条件进行这样的调查和实证性研究。

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