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以智的中边思想

论方以智的中边思想

姓名：罗莹、

学号：20100252004

【摘要】：在众多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著作中，我们似乎都很难寻觅到方

以智的名字，但其实方以智在明末清初的文坛上颇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其诗学理论在众多学科理论的互动中，形成了鲜明的文化美学特色。并且著有《诗说》专论篇章。从其“中边言诗”、诗妙关键、文化声律论、文学道艺论等方面都可以看出他的诗学思想对多远文化的整合与超越。本文试从方以智的诗论当中选取其“中边言诗”思想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方以智、诗学、中边言诗、

方以智在《诗说》当中，从最基本的诗学原理入手，提出了“以中边言诗”。“中边言诗”清晰揭示了诗歌艺术构成层面，指出了明代各派偏狭的根源。与传统的“中和”言诗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以为这样，方能发现诗歌的妙处。本文也试从小角度“中边言诗”切入，论述方以智中边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其内涵，以及带给我们的意义。

一、“中边言诗”思想产生的背景

方以智生活的时代, 社会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中西文化交流频繁, 学术思潮浪涌, 流派林立, 众声喧哗。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亦是如此, 从文人到歌者, 从形式到内容, 从庙堂到民间, 雅俗共存; 师心与师古、格调与性情并立。在政治方面, 方以智有“我生何不辰, 天地遂崩裂“之慨。但恰恰是这样的时代, 却易于形成思想解放的浪潮。这便使方以智“得以坐集千古之智”, 并会通中西, 做出了巨大贡献。方氏与当时几乎所有的学派、学者都有交往, 加上在哲学、文化、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全能造诣, 使他的诗文理论带有鲜明的文化美学特色, 其诗歌也同样具有审美文化的特点。其诗学理论在思想观点、方法论、学术视野、整合与超越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这主要集中在其哲学著作和几种诗论、文论论著之中。

方以智的诗歌评论主要集中于《诗说》一篇之中。自然“中边言诗”思想也产生于此。《诗说》题下，方氏自注曰：“庚寅（１６５０年）答客”，《诗说》又一段文字又说“崇祯壬午（１６４２年）夏，与姜如须论此而笔之”，可见《诗说》至少是作者１６４２到１６５０年八年间论诗的结集。此时正处于方以智三十二岁到四十岁之间，正当盛年，生活阅历丰富，思想观念也已经已经成熟。写作出来的东西既知本知源，又深识流变，品评诸家，毫无门户之见。可以说《诗说》不仅代表了方以智中年时期的诗学理论成就，也客观深刻的分析了对于诗歌

的批评与评论。

二、“中边言诗”的内涵。

方以智的《诗说·庚寅答客》1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文化诗学思想。《诗说》开头就说到“中边言诗”：

“姑以中边言诗, 可乎? 勿谓字栉句比为可屑也。从而叶之, 从而律之, 诗体如此矣, 驰骤回旋之地有限矣; 以此和声, 以此合拍, 安得不齿齿辨当耶?落韵欲其卓立而不可逐也, 成语欲其虚实相间而熨帖也。调欲其称, 字欲其坚。字坚则老, 或故实或虚宕, 无不郑重; 调称则和, 或平引或激昂, 无不宛雅。是故玲珑而历落, 抗坠而贯珠, 流利攸扬, 可以歌之无尽。如是者: 论伦无夺, 娴于节奏, 所谓边也; 中间发抒蕴藉, 造意无穷, 所谓中也。措词雅驯, 气韵生动; 节奏相叶, 蹈厉无痕;流连景光, 赋事状物, 比兴顿折, 不即不离; 用以出其高高深深之致, 非作家乎? 非中边皆甜之蜜乎? 又况诵读尚友之人, 开帱覆代错

之目, 舞吹毛洒水之剑, 俯仰今古, 正变激扬, 其何可当?由此论之, 词为边, 意为中乎? 词与意, 皆边也。素心不俗, 感物造端, 存乎其人, 千载如见者中也。俗之为病,至难免矣。有未能免而免者存。闻乐知德, 因语识人, 此几知否？”在这段文字中, 方以智明确清晰地将诗歌的艺术构造分为三个层面, 即: “中”、“边”、中边之上的“中”。“中”,“意为中”,“发抒蕴藉, 造意无穷”,指诗歌的内容, 如诗歌所写的人情世故、景观物象、思想意绪等; “边”,“词为边”,“论伦无夺, 娴于节奏”指诗歌的艺术表现形式, 如用字、措词、声律、节奏、韵调等; 中边之上之“中”,素心不俗, 感物造端, 存乎其人, 千载如见者, 中也”,指诗歌卓立千古的艺术生命和独特的艺术个性品格。诗歌只有具备“存乎其人, 千载如见”的独特个性品格和艺术生命, 才经得起后世“诵读尚友之人, 开帱覆代错之目, 舞吹毛洒水之剑, 俯仰古今, 正变激扬”的品评披阅。

“中”与“边”,即里与外, 中心与边缘, 是就诗歌构造层次及诗歌构成层面的主次而言的。在方氏看来, 诗歌的表现形式是诗歌最外表层次, 处于诗歌的边缘位置; 诗歌的情感内容是内部层次, 处诗歌的核心部位; 而诗歌的艺术品

格和个性生命, 寓于诗歌文本之中, 而又超乎其上, 是诗歌的艺术核心和灵魂, 是诗歌最精微的构成层次,也是诗歌艺术的集中体现, 故方氏说: “存乎其人, 乃为妙叶。”

我认为方以智之“中边”存在于四个层面：一是诗歌的话语、二是诗歌的话语显示的意义、三是诗歌话语背后蕴含的性情及其显现的“诚”、此外，还有在前三个层面中所蕴含的“道”。少了任何一个层面都不能达到“歌之无尽”的美好感人境界。这样，既重视了话语的审美，又不放弃诗歌的文化属性。同时，也纠正了明代“格调”说和“性情”论的偏执之见。因而注意从文本的整体上言诗，并重视话语中的主体性，把人的个性和人的创造作为论诗的关键。

同时，为了言明自己关于“中边言诗”的诗学立场，他对“中”与“边”的关系作了深入论述：

尹子曰: “寓, 天地寓”舍可指可论之中边, 则不可指论之中无可寓矣; 舍声调字句雅俗可辨之边, 则中有妙意无所寓矣。此诗必论世、论体之论也, 此体必论格、论响之论也。韩修武曰: “汲乎惟陈言之务去”数见不鲜, 高怀不发, 此诵读咏歌之情即天地之情也。冒以急口愉快, 优人之白, 牧童之歌, 与《百乎》

殊? 然有说焉, 闽人语闽人, 闽语故当; 闽人而语江、淮、吴、越人语, 何不从正韵而公谈? 夫史、汉、韩、苏、骚、雅、李、杜, 亦诗文之公谈也。但曰吾有意在,则执樵贩而问讯, 呼市井而诟谇, 亦各有其意在; 其如不中节奏, 不堪入耳何! 此一喻也, 谓不以中废边2。

可见, 方以智把言意的形上之思, 下移到与论世、论人、论体结合, 从历史语境、文体、话语的声响色泽、文学文体发展的必然性等涉及文学活动的所有方面, 整体论述“中边言诗”的含义。

方氏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在言与意、语和道之间突出主体的个性, 形成颇具创意的文本“体格”论。并由此发现了“中介”因素,所有这些因素的出发点都是主体的语言。有了语言和道之间的中介, 语、人、性、道就成为交融、互渗、共生的整体, 这一整体以特定的话语结构为依托, 为家园, 共同构筑一个“歌之无尽”的诗意境界。这些发现便使他的诗学思想在超越前人的同时, 更接文学活动的实际。故而他认为不能“以中废边”。于此可见, 方氏所认为的优秀诗歌,是以语言载“人”、载“性”、以话语载“道”为妙的。这一点在使诗体的形式与意味、话语与道实现双重整合、超越的同时,也使有性、有道的主体通过话语得以显现自身的个性。

三、“中边”思想的意义

方以智的“中边言诗”,在前人的基础上, 以哲学家缜密而清晰的思维, 简明扼要、集中精辟地揭示了诗歌内容、形式及个性品格三个艺术层面及其辩证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有其独特的理论意义, 表明人们对于诗歌的艺术构造有了深切透彻的认识和了解, 为传统的感悟式诗学增添了理性色彩。

方以智的“中边言诗”尤其具很强的时代针对性。明代诗坛比较浮荡偏执。前后七子倡导复古, 然守古而尺尺寸寸, 正如方氏所言“仿唐溯汉, 作相似语”,虽法娴词赡, 然“无复怀抱, 使人兴感”。这种将主要精力放在艺术形式的模仿上, 而忽略了诗歌的情感内容的作法, 导致“以边废中”。公安三袁反对复古, 倡导独抒性灵, 然“任性而发”3, 无拘无束, “不依榜半个古人”4,甚至主张诗歌可以“若哭若骂”5 , 并大量采入俚语俗语, 结果鄙俚公行。这种视诗歌如“诟谇”、不“从正韵而公谈”蔑视艺术形式的举动, 正是“以中废边”。面对浮躁的诗坛, 方氏慨叹“天分有限, 又不肯学”,于是从诗歌艺术的基本原理入手, 提出“中边言诗”说。他说: “良工不示人以朴, 不如勿作, 然有解焉。不作诗论, 随人示朴, 何伤?”“朴”即未经加工成器之木材。方以智“中边言诗”,目的在于揭示诗歌艺术的基本构造, “随人示朴”,使人们全面了解诗歌的艺术构成层面, 以挽救诗坛“以中废边”或“以边废中”的偏执之流弊。因此, 方以智的“中边言诗”在当时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方以智的诗论在当时具有独特的时代意义，对于今天的文学批评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借鉴作用。不得不承认，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文海里，是应该有方以智的一席之地的。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