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启示论文

现代性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启示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学术的解放力量，曾经风靡过中国学术界。现代性这一概念正是在20 世纪80年代进入国内。然而现代性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却可以追述到一个世纪之前。本文试从现代性概念的梳理、限定，现代性在中国的接受与拒绝的原委的辨析，来探讨现代性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启示。

一、“现代”，“现代化”与“现代性”

当我们试图将西方学理概念引入到东方学术视野中时，不可避免的会遭遇困境。一方面西方学术思想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逐渐的演变发展的，比如说文学就先后经历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我们要在一个动态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某个特殊历史时期将这些理论概念同时拿来吸收理解，弹劾容易。另一方面，中西文化的差异又注定了此种研究具有了比较的性质。汪晖将此描绘为“一种时间性的空间关系”。而回到现代性问题，就变成了现代性程度有差别的中西关系。现代性理论以中性的理性化为特征，将空间上时间并列的文化关系置换为时间上的普遍关系。现代化被理解为与西方趋同的时间性赶超关系。理解现代性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影响，绕不开对西方现代性概念进行梳理，而将现代、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概念进行辨析，可以更好的帮我们理解现代性的内涵。

根据英国学者的考证，“现代性”(modernity )一词首先出现于

1672年，主要是在音乐方面使用的，亦即现代性主要与声音和语调有关。而一般公认的、并有较大影响的则是法国文学评论家波德莱尔的一句名言：“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另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今天，现代性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有了更多的内涵。而透过众说纷纭的关于现代性的界说，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四种见解：1、现代性就是理性化。马克斯•韦伯是首位对现代社会进行合理化分析的理论家。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合理性”，可以说，欧洲的现代化和合理化是同一历史过程，而这体现在三个方面：文化的理性化、经济理性化以及政治法律的理性化。2、现代性是一种制度性的转变。3、现代性是一种批判精神。特立独行的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认为，现代性问题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是启蒙”，而康德的启蒙思想就是“现代性态度的纲领”，就此而言，现代性不是一个历史时间，而是“一种态度”，“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作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和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 4、现代性标志着一种“元叙事”。对于后现代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利奥塔来说，“现代性”并非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种“情调”，是一个与“后现代”相对的概念。这种情调也就是利奥塔那著名的解释：现代性标志着一种“元叙事”。

现代社会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现代化”过

程。“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嬗变，即传统适应现

代、现代扬弃传统的过程。在历史的嬗变中形成的现代社会包含着传统的因子。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来的现代社会的属性即“现代性”，是对传统社会的性征“化成现代”的表征。“现代化” 是一个涉及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全方位过程，它包括社会的“现代

化”与社会主体——人的“现代化”。相应地，“现代性”也应包括

社会制度层面的“现代性”和社会主体层面的“现代性”。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否则，没有人的“现代化”与“现代性”转变，社会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也只是空中楼阁。“现代化”就社会层面而言，主要表现为经济的工业化、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以及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物质世界的极大发展。就人的“现代化”而言，它在社会的思想文化层面，主要表现为文化的世俗化、思维的理性化以及知识的科学化。在上述社会与人的“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自由、民主、平等、世俗、科学、理性等价值诉求，构成现代性的基本原则。

二、现代性在中国的接受与拒绝

首先，我们说中国并不是自觉地走向现代化道路的，现代化最初是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一种选择，在历经无数艰难曲折之后，中国已将现代化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目标，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对西方现代性的接受问题，从最初西学东渐，到政治体制的变革，再到文化思想上的风暴。对于现代性在中国的接受与拒绝，有太多历史性的关键转折点，如五四运动，五四精神与共产主义信仰的结合，再到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对于这些现代化进程中关键时刻的回顾，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内涵，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制度与价值观上的困扰。

中国对西方现代性的接受转化、发展，可以大体分四个阶段。中国的现代性发源于十九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当时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些清政府官员秉承魏源在《海国图志》这部划时代著作中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主旨，试图通过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自强图存，抑制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和欺凌。洋务运动虽然局限于器物层面，但在破除天朝中心、夷夏之辨的传统价值观和落后的史地观方面不无积极意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从器物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提出变法维新的思想，试图步日本明治维新的后尘，改皇权专制为君主立宪，将中华古国建成一个可与西方匹敌的准现代国家。然而戊戌变法仅存百日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扼杀，光绪皇帝遭软禁，康梁避难海外，六君子慷慨就义。此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转向激进革命，孙中山，黄兴等提出种族革命，建立共和的思想。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岌岌可危，在这个举国迷惘和上下求索的历史时期，改良派和革命派虽然有渐进和激进之争，但他们都接受了西方进步主义和进化论的思想，都承认中国社会的停滞和落后。从此，华夏中心主义让位于欧洲中心

主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困扰于无条件地迷恋西方启蒙时代的世界

观。法国式的激进改革模式被崇尚。

第二阶段，从辛亥革命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来的帝制，但却无法根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更替，只是一个外壳，内在的政治文化体制并未动摇。政治动荡和社会激变掀起了东西文化论战的波澜，1919年全国的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文化运动，五四打出的是西方科学民主的旗帜，它将中国现代化运动提升到思想文化层面，在这一点上，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性的象征意义不亚于中华民国的成立。

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的社会主义时期，直至70年代。尽管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出现过许多偏差，但是仍然有人从现代性的角度为其辩护。汪晖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对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从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层面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理论;”

中国现代化的第四个阶段，开始于80年代对现代化的热烈追求。中国开始出现了市场经济，现代化的目标部分兑现，但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消费关系，进而产生的贫富差异等开始困扰中国。许多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在中国出现的迹象。而全球化，使得一切现代性问题具有了更强的流动性。中国试图避免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在中国爆发。而就现代性的接受方法上也在发生转变，从二元对立一一中西对立，现代与传统的对立，走向了多元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