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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文化量表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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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文化量表研究

一、组织文化研究方法

20世纪70年代末，因日本企业迅速崛起，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组织文化。20世纪80年代，关于组织文化方法的研究出现两大学派：以Schein为代表的定性化研究学派和以Quinn为代表的定量化研究学派。20世纪90年代后，组织文化研究呈现四个走向：基本理论的深入研究、组织文化与企业效益和企业发展的应用研究、组织文化测量研究、组织文化诊断和评估研究（赵琼，2002）。

Sackmann（1991）曾经对研究文化的方法做过权威综述，认为研究方法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以局外人的立场进行调查，然后加以演绎的模式；另一类是以局内人的立场进行调查，然后加以归纳的模式（Evered & Louis，1981；Fetterman，1989）。从外部调查，以实证主义为基础，收集、整理、分析数据，期望建立普遍的法则，文化往往被当作一个可控的组织变量。从内部研究，致力于对文化的完整认识，强调所获知识的情景特殊性，但不能总结情景以外的知识（Sackmann，1990）。无论从什么角度研究组织文化，认识组织文化是必要且重要的工作，测量组织文化显得尤为重要。

Rousseau（1990）归纳前人研究，认为研究者们强调的因素不同，并非因为定义不同，而是收集数据的类型有区别。他的观点与Shivra（2001）、Lau（1996）和Alexander（2000）等人不同，认为主要是收集数据的方法影响了研究结果，事实上也是指“测量”组织文化的方法。Delisi（1990）认为有两类收集和分析数据的方法：第一类是采用印象的方法收集数据，采用解释的方法分析数据；第二类是采用标准的、预先选定的方法收集数据，采用标准的、规划的和启发的方法分析数据。Fox(1997)认为有两种测量组织文化的主要方法，即定性测量和定量测量。他指出定性研究往往是嵌入到情境中，需要精心的解释；而定量研究与具体情境无关，使用的是预先确定的标准。定性研究能够提供丰富的、深入的观点，但是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从而影响到结论的可靠性。定量研究更加严谨，通过检验得出结论，但是定量研究容易忽视组织文化的整体性，往往只反映组织文化某些方面，而且对行为的“意义”无从下手研究（韩巍、张含宇，2003）。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利弊已被广泛讨论，在测量组织文化方法的选择上，有的学者选择定性方法测量（Feldman，1986；Kunda，1992；Louis，1985；Van Maanen and Barley，1984），有的学者选择定量方法测量（Bernstein and Burke，1989；Cooke and Rousseau，1988；Quinne and Spreitzer，1991）。定性测量能提供深入的、整体的观点，但受到主观因素和情景因素的影响，没有严谨的理论支持，其结果难以具有普遍性，也难以得到普遍认同。定量测量大大减弱了主观因素和情景因素的影响，并且结果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检验，结果具有普遍性，也容易得到普遍认同。但是，定量测量的理论基础、样本选择、分析工具共同决定着结果的质量，因而定量测量也容易受到反对者攻击。虽然如此，由于定量测量

更科学更理性更普遍，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关注，更多的学者不是在质疑，而是在尝试如何设计和完善定量测量。

定量化研究是在组织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用于组织文化测量、诊断和评估的模型，研发出一系列量表，对组织文化进行可操作性、定量化的深入研究（赵琼，2002）。定量化研究学派认为组织文化可以通过一定的特征和不同的维度进行研究，在理论基础上提出模型，再进一步测量、评估和诊断组织文化。韩巍、张含宇（2003）认为，定量研究的关键是量表和统计分析。

Lau和Ngo（1996）认为运用量表可以观察到组织中更多的个人，可以观察到更多的组织。因为有大量的样本，运用量表可以使文化研究更具普遍性。当然，对解释单个文化存在缺陷。虽然使用定量测量的研究人员逐渐增多，但定量测量和定性测量都各有利弊，单一地使用某一种方法都难以全面地认识组织文化。因此，作者认为，定量测量和定性测量相结合，可以更好地研究组织文化。

Rousseau（1990）认为文化研究方法的应用，常常依赖于研究者所受的训练、认知模式及偏好。因此，选用研究方法的基础是了解理论和方法，不了解则不可能应用。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希望能用量表测量组织文化，本文将对组织文化量表相关文献进行全面回顾。

二、组织文化量表比较分析

选择组织文化量表时必须考虑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否认同量表的理论基础？二、量表是否有效、可信？如果仅把量表作为工具使用，而不是专门研究量表的话，最好选用被普遍认可的量表。下面将对一些受到广泛关注和运用的量表进行比较分析。

Cooke和 Lafferty（1983）设计组织文化清单（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ventory， OCI），用于测量建设性文化、被劝防御文化和主动防御文化。OCI被广泛运用，并被实践证明有可接受的效度和信度(Cooke and Szumal，1993；Acumen International, 2000)。但Cooke and Szumal (1993)也发现OCI量表可能存在关于判别式有效性的缺点。

分析前人的研究，Wallach（1983）区分出官僚文化、创新文化和支持文化三类文化，并设计了一个有效的测量量表，每个题项对应一个描述某类文化的形容词。

Glaser、Zamanou和Hacker (1987)开发了组织文化测量量表（Organizational Culture Survey，OCS），该量表是标准的测量量表，在调查过程中，可以与其它测量技术结合。Falcone（2005）认为，可以运用此量表来帮助组织建立特定时期的组织文化，还可以发现一些组织存在的问题，但是此量表最大的缺点是不能通过单独使用而获益。

Hofstede（1990）通过因子分析的方法获取四个维度：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避免不确定性和男性特征，Hofstede(1991)后又尝试用六个维度：过程导向与结果导向、员工导向与工作导向、狭隘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