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进化论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李　军

进化论作为一种进步的、比较系统的学说,是通过严复翻译和介绍的《天演论》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本来进化论是产生于19世纪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它认为生物按照量的积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狭义的进化论主要是指从达尔文发表《物种的起源》以后所确立的生物进化理论;广义的进化论,在内容上则包括了宇宙无机物的进化、生物的进化和社会的进化等自然历史过程。近代中国的进化论思潮,包括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但是将进化论作为世界观大力加以鼓吹和宣扬的,则首推严复译述的以阐发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为宗旨的《天演论》。

随着《天演论》的问世和进化论思想的介入,19世纪末的中国近代思想界迅猛涌起了一种崇尚进化论的思潮。进化论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派反封建的社会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成为以康有为、严复为代表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批判封建主义制度的锐利武器及其“变法维新”政治主张的理论依据。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孙中山接过了进化论的旗帜,他从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改造了进化论,赋予它以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容,认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使进化论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理论依据。辛亥革命后,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推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根据当时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帝国主义的斗争需要,同样积极宣传了进化论思想,宣称:“宇宙大化之流行,盛衰起伏、循环不已,生者不能无死,毁者必有所成,健壮之前有衰退,老大之后有青春。新生命之诞生,固常在累累坟墓之中也”。他们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伦理等各个方面加以批判,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世界进化的前途就是“真正的民主政治”的观念。当然,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在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向着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革命运动发展,马列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在推动中国进步的历程中占了主导地位。

总之,在19世纪末的中国,居于时代思潮主流地位的进化论思想因其回应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满足了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刚刚睁开眼睛的人们对于启蒙思想的迫切需求,给行将就木的专制古国的思想

界带来了一种以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科学理论为依据的新思想、新观念。

1.进化论唤起了民族意识的觉醒。近代中国,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过程的深化,民族危机也日益加深。在进化论传入之前,近代中国用以聚合民族力量的旗帜,仍然是以夷夏之辩为核心的传统民族主义。它的基本原则是“内诸夏而外夷狄”。而从魏源开始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第一声呐喊,“师夷”就日益迫切地提上了中国近代民族救亡的历史日程,于是,“外夷狄”和“师夷之长技”冰火相对。事实说明,在历史上曾起过抗拒西方入侵作用的传统的民族主义到戊戌前后已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障碍。而进化论则起到了打破传统民族主义障碍,使近代民族主义观念得以重新确定的重要思想理论。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及其宣传的进化论思想,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依据,明确指出夷夏就其来源来说是没有先后高低的区别的,这就从根基上撼动了那种只狭隘地固守华夏高于夷狄的所谓夏夷之辩的传统民族主义观念。以进化论为旗帜的近代民族主义一经产生就表现出不同于传统民族主义的新面貌:首先,进化论使近代民族主义克服了传统民族主义的保守性。夏夷之辩导致传统民族主义以闭关锁国来抵御外来民族的入侵,进化论则指引近代民族主义从世界各民族竞争的大势来考察中华民族的存亡。近代民族主义认为“中国今日之阽危,论者莫不知由于全国人民不能对外竞争之所致”,严复指出,在生物界里,开放的物种有较强的竞争力,而与世隔绝的物种则竞争力较弱,一旦“外种闯入,新竞更起”结果就是“旧种渐湮”。因此,近代民族主义认为,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外来之物,深闭固拒,必非良法,要当强立不反,出于力争,庶几磨砺玉成,有以自立。至于自立,则彼之来皆为吾利。吾何畏哉!”。按照夷夏之辩,华夏固有的东西是最好的、不得变动的。因此,传统民族主义总是把维护“祖宗之法”和反对以夷变夏联系在一起。而近代民族主义强调民族救亡的必由之路是变革,即改良和革命。从康有为的“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改良呐喊到梁启超的“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的呼号再到邹容的“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

24《发展论坛》1998年第6期

争存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的铿锵言语,都渗透了进化论的思想观念。其次,进化论使近代民族主义克服了传统民族主义的落后性。夏夷之辩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将“非我族类”的蛮夷之性与禽兽相类,从而显示出我华夏族类的高贵。戊戌时期,这种鄙洋人为禽兽的陈旧理论仍然畅行其道。近代民族主义以“合群”取代非我族类“蛮夷禽兽”的愚昧思想,以“合群救国”来团结聚合全民族的力量,并以进化论为依据来论证“合群”的重要,认为生物的生存竞争是以群体为单位进行的。“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亡;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因此,近代民族主义把“合群救国”建立在“合群进化”的基础上,使其理论突破了那种盲目的夜郎自大,这为打开闭关锁国的门户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2.进化论激发了自由竞争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民族意识是固有的,而自由意识则是缺乏的,但随着进化论的传播,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得以萌动。在严复之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形成了时起时伏的思潮,其间,进化论始终作为其理论依据。主要表现为:首先,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自由主义区别于其他学说的根本标志,在于重视个体自由的价值。中国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思想是贬斥个体自由的。对此,严复根据自由是人类进化的产物的进化论观点给予了批评,认为“治化天演,程度愈高,其所得以自由自主之事愈众。”人类的进化过程,就是不断摆脱束缚而趋向自由,而只有让个体在自由竞争中优胜劣汰,才能演进到理想社会,因此自由也是人类进化的动力。这样,严复就用进化论凸现了个体自由的价值。其次,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用以论证思想言论必须自由的理论依据之一,是进化论的竞争观,因此,严复把言论自由作为实现个体自由的重要表现,指出“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严复认为,生物以优胜劣汰的竞争来实现进化的普遍公理同样适合于思想学说言论的发展,要让思想学说展开竞争,就必须言论自由,西方思想学说的进步正得益于此,而中国“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或敢为异同者”,由此造成了中国思想观念的落后。进化论对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影响,表明了进化论世界观影响中国近代精神思想的深度。

3.进化论为中国的民主变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从理论上说,中国近代的进化论始终为社会进化预设了一个尽善尽美的终极目标———大同世界,社会的进化是朝着这一终极目标不断进步的必然进程。严复明确指出,社会的进化和其趋善的进程是一致的。根据进化论的这个思想,改良派和革命派都以为西方资本主义比中国封建主义要美妙,因而他们都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然而当他们一旦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因其贫富两极分化和极端自私自利的弊病并非是理想化的至善王国时,因而比资本主义更完善

的社会主义的兴起,在社会日趋进化程序中也是必然的,所以当十月革命在进化论盛行年代传来中国时,人们认为这是对社会向善进化的必然规律的证实。由于进化论把社会主义视为至善的理想社会,因而在进化论支配下的中国人从社会主义一经传入,就用中国古代所描绘的至善理想的“大同”来称呼它。在近代中国,最先使大同理想复苏的是太平天国,但它的大同理想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不合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方向,因而其大同理想处于萌芽状态,真正使这一萌芽破土而出的是进化论。康有为最早树立起大同理想在未来而不在过去的新观念,将进化论和大同理想相联系。后来,孙中山则将“由野蛮一跃而为共和”的飞跃称为“突驾”,认为中国可以“突驾”西方,“突驾”论的核心,是以为社会的进化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跳越某些环节而实现跃进。再有,中国近代的进化论在说明社会的进化时,非常重视“合群进化”。康有为以为历史的进化“以群为体”;严复以“群与群争”解释历史进化;孙中山认为“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等等。这都说明,中国近代的进化论思想在说明社会历史的进化时,表现出重视物质生产和社会群体活动的趋向,其中包含的唯物史观的萌芽为继之而起的社会主义思潮铺垫了道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赫胥利、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原本是一门自然科学理论,西方形成的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世界观的确立中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把它推广为解释社会发展规律则显示出其明显的局限性。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在这一学说指导下,人们对世界、对社会的看法为之一新,这成为指导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思想武器。从我国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恰恰显示了进化论并不足以指引中国改变封建帝制;辛亥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也表明了不超越进化论的思想框架,就不可能使中国有真正的实现独立解放的民主革命。唯有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及其理论的指导下,才形成了使中国推翻三座大山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才形成了把中国后来带入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使中国走上了独立解放并日益走向富强之路。

然而,如果以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以严复的《天演论》为标志的近代进化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毕竟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一种对自然界和社会等万事万物的新看法,它极大地推动了人们挣脱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束缚,去接受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思想,因而在19世纪末乃至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对近代中国从社会到思想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前进步思想所能达到的高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写下了影响独特的一页。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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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论坛》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