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服务贸易成本影响因素一个文献综述

国际服务贸易成本影响因素一个文献综述
内容摘要：贸易成本作为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核心概念，在国际贸易模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与学者们广泛关注国际商品贸易成本的现状相比，目前对国际服务贸易成本的相关研究还较为有限。

本文从国际商品贸易成本的定义及其构成入手，同时考虑到服务产品的无形性及生产消费同时性等特征，系统梳理了政策壁垒、语言距离、时区差异、区域贸易协定、通讯成本、地理距离等因素对国际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文献，以发掘现有研究的不足以及今后研究拓展的可能方向。

关键词：服务贸易成本政策壁垒语言距离时区差异区域贸易协定
引言
在有形的商品贸易领域，广义的国际贸易成本被定义为除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外，目的国的最终消费者为了得到某商品所必须承受的所有成本（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4）。

基于此，贸易成本被分为三大类，即运输成本、边境成本（border costs）以及零售批发分销成本（retail and wholesale distribution costs）。

根据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贸易成本构成，对工业化国家关税等价贸易成本的大致估计结果为
170%，其中，运输成本21%、边境成本44%、零售批发分销成本55%。

具体而言，运输成本（21%），包括直接测算的运费和运输途中的关税等价时间成本;边境成本（44%）由直接的观测成本和推断成本组成，即与政策相关的成本（包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仅为8%，而其他的非政策边境壁垒更为
重要（分别为语言壁垒7%、货币壁垒14%、信息成本壁垒6%、安全壁垒3%）。

这意味着直接的贸易政策工具相比其他贸易政策（即规制、信息制度、语言、法律实施以及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产权制度等）的重要性较低（Lejour et al.，2010）。

除Anderson & van Wincoop（2004）的分类外，其
他较常见的是将进入外国市场支付的所有成本分为固定成
本和可变成本。

可变成本包括运输、保险和贸易政策成本（即关税与非关税壁垒）。

固定成本也称为沉没或抢滩成本（beachhead costs），包括技术壁垒（即卫生、安全和环境认证等）、新产品的推广成本、分销渠道、与营销和政策规制
有关的信息成本。

Lejour et al.（2010）认为这些固定成本大
致对应Anderson & van Wincoop（2004）中的信息成本、安全壁垒和零售批发分销成本。

由此可见，就算是在商品贸易领域，国际贸易成本的大多数构成因素也是不可观测或难以观测的，这可能就是Anderson & van Wincoop（2004）认为贸易成本的直接测度不够准确的原因所在。

尽管如此，对贸易成本的构成因素进行分解和探讨，对
于业界认识国际贸易模式及其演变趋势仍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国际服务贸易而言，服务产品具有的无形性、生产与消费同时性等特征，决定了国际服务贸易成本与商品贸易成本存在天然的构成因素差异，其最大的差别之一就体现在运输成本上。

比如Bhattacharya et al.（2012）认为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存在两大不同，其一便是关于运输成本，他们指出服务跨境交易的运输成本基本为零，如果对外投资的唯一原因是为了避免运输成本，在市场营销和广告成本不比新建（set up）成本高的条件下，服务企业就会选择贸易而不会选择对外投资。

以软件服务为例，其能以接近零的运输成本通过电信网络进行交易。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服务贸易的绝对成本低，实际上Minondo（2012）和Miroudot et al.（2013）的研究均表明，国际服务贸易成本在整体上要远远高于商品贸易成本。

因此，在经济服务化和服务全球化的今天，有必要对国际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如政策壁垒、语言和时区因素、区域贸易协定、通讯成本、地理距离等）进行梳理和归纳，以发掘现有研究的不足以及今后研究拓展的可能方向。

政策壁垒
服务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服务贸易相比于商品贸易具
有不同的壁垒种类（Walsh，2008），且由于服务贸易不存在进口关税，所以通常情况下以非关税壁垒（non-tariff barriers）形式存在，其对服务提供方的贸易成本具有重要影响
（Francois and Pindyuk，2012;Kox and Lejour，2007）。

Francois & Hoekman（2010）认为由效率和公平问题引起的服务业规制是比较普遍的。

其一是许多服务的特性会导致市场失灵。

比如，基础设施服务需要专门的分销网络（如公路、铁路、机场或电缆、通讯卫星等），所以自然垄断或寡头垄断
是一大特点，地理和政策等原因往往使从事此类活动受到限制;其二是信息不完善及不对称问题在服务业中比较常见，消费者在评估服务提供者的质量时会面临严重障碍。

特别是与商品贸易相比，服务贸易壁垒的特质还在于许多贸易壁垒主要影响服务提供方的固定成本而非可变成本，并且是市场进入的沉没成本（Kox and Lejour，2007）。

涉及到具体的非关税壁垒来源，Hoekman & Braga （1997）将其区分为四大类，第一种是基于配额或其他种类的数量限制政策，其施加于服务提供方而不是服务流量，这一类型可能存在于所有服务进口活动中。

比如当地含量要求、双边空运服务协定、以及一些国家不允许提供方在特殊的服务业中经营;第二种是针对服务价格的限制政策，比如对银行、保险及电信等特殊服务的价格控制;第三种来自政府直接参
与的服务部门限制政策（即管制要求），比如许可证、资格
认证要求、以及针对外国提供方的经营限制等，这在医疗服务部门最为常见;第四种是对服务进口方进入辅助服务的限制，运输和通讯服务部门需要特别关注。

不过，由于这些分
类都属于歧视性壁垒（即只对国外服务提供者进行管制），所以存在一定局限性（Walsh，2008）。

实际上，非歧视性壁垒（即对国内和国外服务提供方进行相同的管制）同样重要（Findlay and Warren，2000），其作用应该在服务贸易的跨国比较中予以考虑。

进一步，Francois & Pindyuk （2012）将国际服务贸易成本的政策壁垒来源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了划分，一是对新建（establishment）（服务供给方通过建立物理网点提供服务的能力）或经营（对服务提供方进入市场之后的经营活动）进行干预;二是非歧视性或歧视性的管制措施;三是对服务价格或服务提供方的成本产生影响。

事实上，即使服务规制不是歧视性的而是为了达成合法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它们对贸易仍具有阻碍作用。

因此，这些政策壁垒不仅与国家产品市场的规制有关，而且与成对国家的双边异质性有关。

Borcher et al.（2012）采用世界银行服务贸易限制数据库对103个国家（79个发展中国家和24个OECD 国家）的五个主要服务部门的政策壁垒进行了全面测度。

但如果只采取产品市场的规制措施对非关税壁垒的服务贸易成本进行测度，有可能得到误导性的结果。

特别是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同时性等特性，使得除与政策壁垒相关的贸易成本外，还包括诸如语言、时区等其他因素所带来的成本。

这也决定了在测度多边或双边分部门的服务贸易成本时，应该采用更为全面的测度方法，如根据贸易量推断贸易成本的间接
方法。

语言距离
由于商品可以被储存和空间转移，所以商品贸易领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很少发生直接联系。

与此相反，服务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同时发生，所以服务贸易相比商品贸易更依赖于买卖双方的实时交流，而在实时交流中最容易产生贸易成本的是语言壁垒。

实际上，语言在标准的引力方程中经常作为一个虚拟变量引入，如果两个贸易国使用同一语言则等于1，否则等于0（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4）。

Melitz（2008）认为应该区分多数人使用的语言和少数人使用的语言，因为两者对贸易的影响机制不同。

同时他还区分了直接交流和间接交流（翻译），但这些采用的均是二元虚拟变量。

然而，这些语言作为国家间共同使用的语言在现有文献中并不相
同（Hulyk，2012）。

与采用二元虚拟变量控制共同语言因素不同，Boisso & Ferrantino（1997）根据从两个伙伴国中分别随机抽取一人而这两人使用相同母语的可能性，构建了一个语言距离指数（linguistic distance index）。

基于这一思想和方法，Lohmann（2011）较早地对语言距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使用世界语言结构图构建了语言差异指数，其可以捕捉语言壁垒的相对成本差异，结果表明语言壁垒对双边贸易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

与商品贸易相比，研究语言因素与服务贸易之间关系的
文献较少，且多数都认为两国间使用相同语言能够促进贸易。

例如，Walsh（2008）认为共同语言是服务出口最重要的决
定因素。

Kimura & Lee（2006）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进口
还是出口方程，共同语言虚拟变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使用相同语言的国家之间会多出40%-50%的服务出口。

与此同时，英语作为全球共同语言，对服务贸易也存在较大影响。

Ku & Zussman（2010）采用TOEFL
的平均得分考察英语熟练度对贸易的影响，发现对英语不是母语的国家而言，提升英语技能能够促进对外贸易，作用机制在于其方便了潜在贸易伙伴之间的沟通。

如果两国使用相同语言，贸易将增加31%;TOEFL平均得分上升1%能够提升1.51%的贸易。

由于英语熟练度与国际贸易可能存在逆向因
果关系，所以他们还将语言距离作为TOEFL得分的工具变量，结果显示英语熟练程度存在更大的效应。

很明显，该研究提供了共同语言对贸易存在便利化效应以及英语可以作为媒
介语言使用的强烈证据。

Hulyk（2012）发现语言距离（一种两国间使用的主要语言的相关性大小测量）与国家间的沟通质量（quality of communication）呈负相关关系，语言距离对服务贸易水平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

与商品贸易的对比发现，语言距离对服务贸易具有更大的影响，而地理距离对商品贸易的影响更大。

由此可见，为了方便各国间的服务贸易，会存在语言距离影响语言学习成本的实际情况。

时区差异
时区差异引起的贸易成本与时间成本并不相同。

时间成本是指商品运输时间引起的成本，如Shepherda（2013）的研究显示，贸易时间在企业层面上会影响进口和出口绩效。

如果进口许可的时间较短，企业会进口更多的中间投入品;
如果清关时间较短，企业将出口更多的产品，否则会倾向于使用第三方销售。

Egger & Larch（2013）则估计了不同贸易地区间的时区差异对一般均衡中的贸易及贸易成本的
影响。

采用美国各州和加拿大各省之间的双边贸易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时区差异平均会降低11%的双边贸易，大致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边境效应的1/6。

由此可见，时区差异对一般均衡中的贸易量也存在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较大的时区差异会减少个人之间通过电话或网络会议进行直接交
互的机会。

Marjit（2007）指出，由国家所处时区不同带来的国际时间差（time difference），能够确定垂直一体化李嘉图模型中的贸易模式。

除偏好、技术和禀赋外，时间差作为国际贸易的独立驱动力而存在。

Stein & Daude（2007）的研究发现，时区差异对贸易和FDI区位都存在显著为负的影响，且对贸易的影响程度要低于FDI。

特别是时区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逐步上升，这意味着时区因素引起的贸易成本不会因新信息技术的引进而消失。

实际上，时区差异对贸易及贸易成本的影响可能更体现
在服务业领域。

多数文献中的地理特征和文化因素等虽然构成了贸易成本的重要来源，但却没有捕捉到服务提供方和购买方需要实时交互带来的交易成本（Kikuchi & Marjit，2010）。

尽管电信、电子邮件及电视会议等通讯工具的发展
对降低交易成本和方便实时交流做出了贡献，但时区差异带来的交易成本及在国外经营的成本也不容忽略。

对于实时通讯要求，两国间的时区差异会阻碍交流。

特别是，信息密集型服务要求更高程度的实时交流，所以该部门的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实时交流更为重要（Christen，2015）。

不过，Kikuchi （2006）通过构建商务服务贸易的三国模型，考察了时区在劳动分工中的作用。

结果表明时区对贸易有较大的驱动作用，利用时间差和外包生产过程的国家在使用商务服务生产商
品的活动中具有比较优势，特别是通过网络等通讯工具的联系增加与贸易创造之间存在循环因果关系。

Dettmer（2014）认为如果允许24小时的连续经营，时区将是国际服务贸易
的一种驱动力量，经验结果也证明了服务贸易存在时区的连续效应，且这一效应依赖于信息通讯技术的基础设施水平。

其次，通过广泛搜集数据，对上述主要贸易成本因子进行识别和量化，进而将其融入到引力模型中，借鉴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模型设定方法，分析各因素对服务业出口的实际影响。

最后，在此基础上，通过模型构建和数据挖掘技术，从总体和分部门视角全面测度国际服务贸易成本，进而估计各
成本因子对国际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度大小，并讨论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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