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翻译现状.

五、结论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英语和汉语被动句有如下几个共同点和不同点:

1.在被动句构成和主、被动转换方面,英语和汉语被动句都主要靠句法和词法手段,但是在被动动词的构成方面二者间有一些差异。

2.英语被动动词是经过形态变化而形成的,而汉语的被动动词没有经过形态变化,只是在句中加上表示被动的介词“被”。

3.英汉两种语言都具有标记和无标记被动表达方式。英语被动句中无标记被动句的使用频率不高,而汉语被动句中大多是无标记被动句。在被动句语义内涵特征方面,英语被动句不表示“遭遇”或“接受性”含义,汉语被动句虽然不是专门用来表示“遭受性”语义的,但有时汉语被动句的贬义色彩非常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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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历史源远流长,但是在翻译学的建立,以及翻译理论的特色和翻译流派等问题上,还处于一种争论的状态中。在当前紧迫的学科建设中,研究者要处理好这些问题,尤其是传统翻译论和现代翻译论,以及翻译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把握翻译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中国翻译沿革翻译学

自人类开始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字翻译活动以来,对翻译的研究便从未中断。每次随着翻译活动高潮的到来,翻译研究就趋向深入,翻译研究中的争论也愈加激烈。

中国翻译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某些方面的成就并不亚于西方。但即便是在第二次翻译高潮中,大多数的名家更多地从事翻译实践活动,而对理论的研究则止于经验,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而在第四次高潮前的几十年中,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翻译理论的研究停滞不前,直到改革开放,翻译领域才又逐步恢复到应有的局面。但几十年的断层必然导致了研究基础的不足。

1.中国翻译的沿革

1897年,中国著名学者严复总结中国三国时代佛经翻译家支谦的理论,结合外国翻译理论及其自身经验,提出翻译标准“三字经”——

—“信、达、雅”。但是上述理论只是囿于翻译活动本身而言,尚未从语言学理论高度说明问题的本质。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英语学界泰斗林语堂就主张翻译不仅要重视通顺,还要唯美,因为翻译就是艺术。他写的英文便可说明这一点,确实美,令外国人都叹为观止。50年代,中国翻译家傅雷说:“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他认为即使是最好的译文,其韵味比起原文也会逊色或译过头,翻译只能尽量缩小这个差距。60年代,钱钟书先生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翻译既要保持原文风味,又不能暴露牵强附会的痕迹,这就是“化境”。杨周翰也属此派学者。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大多深受严复翻译思想影响。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间,中国翻译理论主要是借鉴美国和前苏联的文艺学理论。

中国翻译研究很长时间停留在语言分析层面,在国际上相对滞后,20世纪90年代,有关翻译研究论文主要探讨翻译技巧,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更广阔的视野研究翻译的学者寥若晨星。90年代后,大量西方的翻译理论被译介到中国,语言学派、功能学派、诠释学派、结构学派、文化学派等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翻译学是否已经成立,以及翻译定义、翻译标准等方面还处于一个争论的状态,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流派思路。

20世纪后期,特别是最后20年间,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各种新理论层出不穷。翻译理论家开始打破学科壁垒,纷纷以其他学科的各种理论为依托,建立各种翻译理论模式。不能否认,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文献对理论方面的很多问题,例如翻译标准、定义都曾有过类似的讨论,甚至有同样的观点、思路和做法;或者在翻译的基本问题上各种翻译的标准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可是,很多人认为中国翻译界没有形成明确的流派,那些标准似乎只是属于零星的翻译理论,并不构成体系。钱冠连先生(2002曾谈到,我国语言学家不热衷于成体系的理论创造,学派、流派意识淡薄,以至于长期维持有学术而无学派的现状。

刘宓庆先生(1996在《翻译理论研究展望》一文中提到中国译坛目前进入了一个相对的静寂期。天津外国语学院的林克难教授(1998也撰文指出:“中国翻译理论到了9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个低潮。”

2.关于建立翻译学的讨论

虽然中国翻译理论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经验,甚至有学者一直在致力于建立翻译学,还出现了以“翻译学”命名的著作(黄龙,《翻译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但是要在短期内有所突破,建立起与哲学、美学、语言学、文化学等学科相并立的翻译学还比较困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开始进入了有意识的系统研究阶段。杨自俭先生(1996:1在总结我国1983—1992年间翻译理论研究成果时指出,在这十年间,我们“在各类文体翻译研究、译学本体论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三个层次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可以说,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翻译理论的宏观构架方面,成绩更为显著,不少翻译理论家在这段时期里对译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描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构

当代中国翻译现状

(燕山大学外语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

何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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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如谭载喜先生(1996,301认为:“翻译学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普通翻译学;(2特殊翻译学;(3应用翻译学。”

伴随着中国翻译研究在各领域内的拓展和深入,中国翻译学的建设成为一个切实的问题摆在了研究者们的面前。当董秋斯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说到建立中国翻译学的时候,其行为在很大意义上仅仅是一种倡导。然而,随着中国翻译研究的成长,翻译学的建设已经不仅成为一种可能,更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