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与日本的企业文化

武士道与日本的企业文化
——武士道与日本现代化
摘要：武士道作为日本古代武士的道德规范，经过长期的历史浸润已经融入日本的民族性中，成为日本民族精神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武士和武士制度皆已不复存在，但是作为一种价值观，武士道精神仍然存在并且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着影响力，成为日本迅速发展的动力之一。

日本的企业在武士道精神影响下发展和壮大，并极大地推动日本现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武士道、日本企业文化、日本现代化
何谓武士道？中国学者万峰先生认为：“武士道的‘道’”，指的是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操守、品行等等。

乃是日本中世纪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武士阶级赖以调整、规范人们之间（主要是主君与家臣）以及武士个人与整个武家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的总和。

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是武士在其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之道。

即“武士的训条”，随着武士阶层的身分而来的义务。

要求武士遵守的，或指示其遵守的道德原则的规章。

《广辞苑》：“我国武士阶层中发展起来的道德。

镰仓时代开始发育成长，到江户时代以儒教思想为根据而致于大成，成为封建支配体制的观念支柱。

重视忠诚、牺牲、信义、廉耻、礼仪、洁白、质素、俭约、尚武、名誉等。

”
武士道的渊源来自三方面：神道——武命长久、战争胜利的思想意识，祈求“武运长久”、战争胜利。

神道教的武神崇拜，满足了武士祈求“武运长久”、战争胜利的心理需要。

通过“敬神崇祖”和“武神信仰”，以“神”的旨意命令武士服从主君，强化主从关系，维护武家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统治秩序。

神道教强调武士对君主（上级）绝对的忠诚，对祖先虔诚的尊敬和对父母无条件的孝行，包含了日本民族精神中的爱国心和忠义；佛教，尤其是佛教中的禅道——敢于拼命、视死如归的修行体系，以“处变不惊”、“以静制动”禅法铸造的战争心理，赋予武士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猛之心、杀伐之心，赋予武士无所畏惧的心理素质，面对死亡超然镇定，以“无畏”和“莫烦恼”砥砺武士精神，帮助武士树立必胜的信心和勇气。

儒道——治国安邦、征服民心的统治哲学，主要是孔孟的教诲，是武士道道德教义最丰富的渊源。

孔孟的冷静、仁慈、智慧的处世哲学提供了武士作为统治阶层的职业道德，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之道又为其提供了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以儒家思想作为新型武士道的理论框架，形成具有新体系和新内容的武士道理论，使武士道更加合理化、系统化、理论化，使儒家思想成为整个武士阶级指导性的意识形态。

武士道精神可以简单概括为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等。

履行应尽的职责和义务，绝对忠诚和服从主君，以死于主君马前为荣，明知必死必败，也要战斗到底，即为“义”，是武士准则中最为严格的教诲，要求武士必须遵守义理和道德，仅次于“忠”的道德力量，卑劣的举动和狡诈的行为是武士最忌讳、最不屑一顾的；勇是敢作敢当、坚韧不拔的精神，诸如刚毅、不屈不挠、
大胆、镇定自若、勇气等品质都属于勇，同时要有高强的武艺，即敢于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和不畏强敌的勇猛精神、杀伐之心；仁使武士不至成为黩武主义的武夫，是恻隐之心，即具有爱心、宽容、同情、怜悯的美德；礼是接人待物要殷勤而郑重，不仅仅是风度，更是对他人的情感和关怀的外在表现，更是武家身份秩序和应尽的职责义务，言行举止应与身份相符，体现武士的尊严；诚是信实和诚实，高于礼之上，同时要摆脱来自诸如商人阶层之类的诱惑；“名誉”即名、体面、名声、荣誉、人格和知耻，武家社会对武士的价值评判，以及武士应该具备的尊严和形象。

名誉的意识包含着人格的尊严及对价值明确的自觉，它要求武士为了名誉而愿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保持忍耐和坚忍的品行，是“人本身不朽的部分”；忠义是对上的服从和忠诚，忠于自己的主人是武士必须恪守的信条，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

武士道的所谓“忠诚”，其实是从者以生命报答主君“恩赏”的献身精神，崇尚“忠诚献身”的真谛在于换取恩赏和扬名天下。

武士道起源于平安时代, 随着其物质载体武士的产生而逐渐形成。

“武士之道在历史上登场,大约是在平安朝中期的九世纪后半期。

”这时的武士道主要内容有忠诚献身、崇尚武勇、重名轻死和敬神、质朴和克己等等，在这一时期武士道并没有普及，没有成为日本全民精神，仅仅只是随着私兵私权出现的伦理道德。

随着时代的变迁，武士道不断在日本国土上传播、世俗化，到了日本的江户时代，从“战斗者之道”转向“为政者之道”，江户幕府经山鹿素行等武士道理论家以儒家思想人为加工的近世武士道，适应和平时代维护现存统治秩序的需要,并向全国推广，这时传播群体空前膨胀。

武士、浪人、乡士等超过100万，还有准武士“村方三役”和“町役人”。

明治维新后，废除旧武士制度和创建新武士制度，从“效忠主君的武士道”到“效忠天皇的武士道”。

由以明治天皇、山县有朋等为代表的国家权力者运用国家权力和传统精神权威人为加工的武士道,旨在要求全体国民绝对效忠天皇，强制推行武士道德国民化,全体国民武士化政策；明治政府规定将武士道作为全体日本国民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武士道迅速渗透到社会各阶级之中，成了日本道德的最高形式和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释放出武家政治时代不可企及的物质化能量。

企业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价值观，是企业长期形成的稳定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以及特有的经营理念和风格，包括一个企业独特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经营哲学、价值观念、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

全体员工共同遵守，并用各种仪式和习俗来宣传和强化这种价值观念。

日本专家在《日本企业管理艺术》一书中指出：“企业管理不仅是一门学科，还应是一种文化，即企业有一种包括自己价值观、信仰和语言的一种特定文化。

”可以看出，日本学者更加强调的是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意识形态。

“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把日本企业管理的精髓总结为“士魂商才”。

“士魂商才”指的是武士的精神与商人的才智的结合，其中“士魂”指的就是武士的精神，即武士道。

几十年来，在武士道影响下形成的企业文化使日本人视企业生命为自己的生命。

他们对于企业文化的高度认同与严格执行使日本丑速发展为经济超级大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日本奇迹”。

具体来说，武士道对于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武士道“忠”的观念激发出强大的企业内聚力。

战后，日本国民将武士道传统的效忠天皇、效忠国家这一民族价值观具体转化成对关系个人生存的企业的效忠。

在日本人塑造企业文化时，企业与员工的关系犹如武士与主君即“主家与分家”的关系。

员工自觉地把企业看作是“主家”，而自己的家看作为“分
家”。

按照武士“忠”的行动准则，主家的利益高于分家，分家的利益高于个人，为主君效忠，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因此，员工普遍奉行“公司第一”的信念。

这种忠诚要素构成日本企业极强的凝聚力，并通过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的形式得以强化。

一旦进人公司，公司就与员工结成终身的“主仆关系”，公司不会轻易辞退员工，员工也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公司，员工与企业建立了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

员工的利益与企业的盛衰荣辱密切相联，从而衍生成一种利益相通。

荣辱与共的“集团意识”、“集团功利主义”。

这种“企业使命共同体”使日员工形成良好的“爱社精神”和“敬业精神”，充分地发挥了员工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第二，武士道“恩赏观”转化为企业员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武士道的“恩赏观”规定，凡主家对从者施以“恩赏”。

从者必然对主家尽忠“奉公”，全身心投人，甚至不惜“以生死委君心”，这是“义”之所在。

日本企业在武士道“恩赏观”的影响下，十分强调使命与责任。

就其本身来说，日本企业都十分强调社会责任，强调以社会利益为企业经营管理的出发点，强调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注意顾全大局。

许多企业都有自己的口号，“松下七精神”中就有“工业报国”、“感恩戴德”等信条。

企业的经营管理也被认为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一种社会贡献。

就企业员工来说。

他们都认为企业发给的薪俸就是一种“恩赏”，因此，拿了薪俸就要对工作尽忠。

如此一来，整个民族养成一种工作第一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工作优先、恪守职责，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公司有所成就的理念，已经成为日本所有企业员工的工作伦理。

第三，武士道“和”的观念造就了高效能的团队精神。

“和”的精神最初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其主要内涵是指爱人、仁慈、和谐、互助、团结、合作、忍让等，武士道吸收了儒家思想的治国安邦、征服民心的统治哲学，其“和”的思想正合统治者的心意，肯定武家社会主从结构、主从秩序的合理性，从而使社会有秩序发展，处在一个和平稳定的坏境中。

现代企业中的“和”虽来自武士道，但两者有所不同。

传统的“和”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家族主义为特征的。

现代企业的“和”是培养一种企业内部的“和谐感”、“团结感”，是一种凝聚力。

日本企业里，“和”是人们向往并努力争取达到的一种境界。

企业中的“和”是通过上下一致维护和谐、亲密的气氛培养一种企业内部的“和谐感”和“团结感”，进而形成一种团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使员工自发地为企业作贡献。

制造和谐气氛，使员工感到家庭般的温暖和欢乐，是日本企业“和”文化的最高境界。

“和”换来的是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依赖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工作热情与积极性，而最后产生的当然是丰硕的物质成果。

最后则是强调协作的团队精神，集团主义作为日本政治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大和民族精神的核心。

集团主义重视协调，强调个人在处理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时，个人以集团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使之发展有序进行，进而提高效率。

松下员工信条之一就是：“唯有公司每一位成员亲和协力，至诚团结，才能促成进步与发展，每一个人都要记住这一信条，努力使本公司不断进步。

”
第四，武士道“名誉”的观念造就了珍视信誉的牺牲精神。

“名誉”即名、体面、名声、荣誉、人格和知耻，对日本人而言，视名誉比生命更重要，如果做了羞耻的事情，不如去死。

正是对信誉的珍视，他们很重视别人对自己的认可和肯定，正是这种无形的压力逐渐转化成了他们自觉行动的潜在意识。

在二战期间，对日本而言，荣誉就是战斗至死。

强烈的名誉观，使得日本国民严于律己，追求完美，并塑造出独特的以成功为导向的价值观，倡导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
立德、立功的事业追求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对于个人而言，为了赢得别人对自己的认同和尊重，只有在本行业中奋发有为、出人头地。

这在日本的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鞭策力，激励着民众为个人所属的家庭、企业、团体进而为整个国家、民族建功立业。

总之，日本能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经济腾飞，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其主要原因是得益于武士道影响下形成的以“忠”、“和”、“恩赏”和“名誉”等观念为核心的企业文化，这种企业文化成为推动日本企业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武士与武士道如散落的樱花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这种精神却依然存在，成为日本变化的动力之一，成为日本现代企业文化和诚信的精神根基。

现代化常被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

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

日本的民族精神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从九世纪起，日本社会一直以武士道作为社会伦理的支柱，并大加颂扬和强制推行，使之逐渐渗透沉淀到日本民族传统、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民族血液之中，构成日本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明治维新后，国家权力者运用国家权力和传统精神权威人为的加工武士道，强制推行武士道德国民化,全体国民武士化政策；武士道既是“战争之道”，又是“献身之道”，日本民族独立任务的完成、人称“奇迹”的日本现代化成就，都与之密不可分。

明治维新后，武士道并未随着武家政治的终结、身分等级制度的消失，以及日本进入近代社会就画上句号，相反进一步渗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中。

武士道恶性膨胀成为近代日本国民道德的核心，进而酿成军国主义的温床，反过来又为军国主义彻底奉献。

军国主义越是强烈, 越是狂热地鼓吹天皇的武士道精神。

通过向民众灌输天皇的武士道精神, 使侵略战争成为官民一致的共识、举国一心的行动, 使千千万万的民众将侵略战争视为自己的神圣使命。

而日本的现代化也由此开始，日本国土小，资源缺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受到极大的限制，因而日本奉行军国主义法西斯道路，通过侵略战争获取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源，而武士道中“武勇”的精神就有了用武之地，武士道崇尚武勇，“武”是武士杀伐征战、攻城掠地、夺取战争胜利和保存自己、消灭对手的格杀能力，即武士的实力。

“勇”是敢于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和不畏强敌的勇猛精神、杀伐之心。

发展成为“战争之道”，前面已说到日本明治维新后将武士道国民化，进而民众全力支持政府的侵略战争，也使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通过这些战争日本近代化进程迅速赶上西方列强，成为了亚洲的一个例外，这与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精神核心是密不可分的。

武士道既是“杀人与战争之道”，又是“忠诚与献身之道”，强调以奉献为荣、以奉献为最高义务与最终行为，构成日本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底蕴。

其“献身之道”体现在现代化建设中，如上所述日本企业文化与武士道关系，武士道“忠”的观念激发出强大的企业内聚力；武士道“恩赏观”转化为企业员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武士道“和”的观念造就了高效能的团队精神；武士道“名誉”的观念造就了珍视信誉的牺牲精神，以及克己、检朴，注重实践、身体力行的务实精神。

总的来说，当武士道的意识转移到国家建设时，又能够内化出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从而产生出“商人道”、“企业道”、“工人道”。

武士道既是崇尚武勇的战争之道，又是强调忠诚的献身之道，个人一身一家
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源自武勇与奉献，武士道需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体现，从而赋予武士道硬控制的功能和超法律、超契约的控制力，使之具有不可限量的破坏力与创造力。

日本的现代化的成功，在二战后，迅速发展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都与其民族精神核心武士道精神所分不开的，武士道成为日本现代化最为重要的动力之一。

参考文献:
【1】《武士道与日本现代化》杨绍先，贵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2】《浅论“武士道”与日本企业文化》周海英，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
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9。

【3】《浅谈武士道对日本的企业文化的影响》杜红艳，《当代经济》2007年第9期(上)。

【4】《日本武士道源流考述》娄贵书，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贵州·贵阳550025。

【5】《浅谈武士道及对日本的企业文化的影响》刘毅，李逊，大连大学，东北亚研究院，辽宁·大连11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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