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的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化差异以及隋唐时期文化走向统一

人教111 刘莉荣1014011136 摘要：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政治由分到合、文化呈多元走向的时代，魏晋南北朝特定的时代条件，决定了该时期的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绚丽多姿，异彩纷呈，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所谓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隋唐时期是中国中古历史重要的转型时期，它在文化上最突出、最鲜明的特征便是兼容并蓄、浑融整合，呈现出“汇纳百流，浩荡奔腾，洋洋大观”之多色调景象，熔铸了隋唐时期独特的文化范式和审美理想。

关键字：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化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化的差异

魏晋南北朝时期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孺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棋式已崩解，取而代之的是生动活拨的文化多元发展。其中既有儒、玄、释、道二学二教的相争相补、胡文化与汉文化的冲突整合，而且还有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相互并立与相互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确乎面貌大有差异，此种情形淋滴尽致地表现在它们各自的子系统上。

1、经学方面——北方沿袭两汉旧经学，南方上接魏晋新玄学

汉代经学嬗变为魏晋玄学，门阀士族的南迁，将玄学主流也带到了江南地区。一时间，玄学清淡之风盛行江南。与此同时，玄学在北方却几近绝响，一般以汉代经学为主。南方文士大多濡染玄风，释玄兼综，儒玄“通达”，经学上注重义解发挥，探寻玄学义理。而北方的学术，则仍严守汉儒师法，注重名物训诂，以章句集注疏通经义。北儒学祟实际, 不尚空言, 耻谈新理, 基本上恪守东汉经师之家法, 以训话章句说经。南儒学则重思辩, 轻实沽, 热衷言新理, 喜以义理说经。“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1]“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 穷其枝叶”。[2]南北面貌大不相同。

2、佛学方面——南方偏尚玄学义理，北方重在宗教行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学亦分为南统与北统。南方上承魏晋以来的系统，偏尚义学。讲才之“义理”。北方下启隋唐以后的宗派，重在宗教行为，重视“坐禅”、“苦行”一类宗教实践。[3]“宋声、魏人，南北两都：宋风尚华，魏风尚淳。谆则寡不据于道，华则多游于艺”。[4]神清所论，大致概括了重思辩的南统佛学与重实践的北统佛学的不同特点。南方的僧人在佛教“义学”之外，还兼通儒学、老庄。北方僧人承袭汉代“佛道”遗风，也与儒学经师发生关，但不密切，他们倡导致用力行，也用谶纬和阴阳术数。最初翻译佛教经典的文体也南北风貌各异。南方佛经译风文体较为华丽。北方佛径译风文体质而朴实。实质即北方的质朴与南方的浪漫。

3、文学方面——北方舍文尚质，南方抒情创新

南方文学以诗见长，重视抒情，重视形式美, 重视创新。诚如刘勰所言：“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 辞必穷力而追新”。[5]北方文学舍文尚质，叙事简直，偏长于发展应用文。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6]

4、艺术领域

在书法上有北碑、南帖两派。北碑即魏碑，以朴素道劲为主，以方严为尚。南帖即晋帖，以清丽潇酒为主，以流美为能。在美术上，南北画风各不相同。北方绘画风格粗犷，出现了完全以色和面代替墨和线的作风。南方绘画则风格细腻，诚如张彦远所言：“细密精致而臻丽”。[7]音乐亦有“南音”、“北音”之分。南朝之乐，多用吴音，北国之乐，仅袭夷虏。以声而论, 则关中康德涵所谓：“南词主激越，其变也为流丽，北曲主慷慨，其变也为朴实。”[8]

除此之外，南北方的民风也大相径雇。北人情刚,多风云之气, 南人情柔, 多儿女情长。北人情刚，大有男性气概。南人情柔，社会崇尚的竟是阴柔的女性美。对待生活，南人、北人也大不相同：北人注重实际人生，亦以生活家计为言。江南奢侈，充分享受人生，一般民众亦生活浪漫。

以上表明了魏晋南北朝南、北文化的特质差异: 前者注重情性抒发，长于思辩，风格婉丽柔美。后者重朴祟实，注重力行，风格谨严庄重，充溢一股阳刚之

气。总体上言，南北文化的风貌存有一个大致差异。

二、隋唐时期文化是如何走向统一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两个统一的、强盛的封建王朝。隋唐文化继承并发展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化，成为文化史上最辉煌灿烂的篇章。隋唐文化同以往古代文化相比较，无论在广度或深度上都超越前代，具有显著的时代特点。

1、继往开来，南北交融

隋唐王朝的空前统一和强盛，开创了文化大发展的崭新局面。首先是造就了一代文化素质比较高的新人。[9]隋唐王朝的空前统一和强盛，开创了文化大发展的崭新局面。继承和发展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化，并创造出无愧于时代、促进历史发展的隋唐文化。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背景下，隋唐文化以博大的胸怀、恢宏的气势，不仅使中西荟萃，西域文明在中原长安、洛阳等地广为传播，而且打破了南北文化的界限，做到了南北交融。史书编撰，不论出于国家史馆，或者私人所修，都不再南北各有偏袒。隋唐之际，李大师已不满意“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10]的修史成果，由他开始、其子李延寿撰成的《南史》、《北史》，纠正了以往修史的地域偏见。儒学的发展亦需要统一。唐太宗在治理国家初见成效后，便着手统一儒学。至永徽四年(653年)三月，高宗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11]从此各类学校有了统一教本，科举考试有了标准答案。隋唐时期南北方的萃萃学子、达官贵人、诗人、散文家，云集长安、洛阳等地，或参加科举考试、或宴请亲朋，吟酒赋诗，相互学习，彼此切磋，从而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融和发展。

2、胡汉结合，异彩纷呈

隋唐文化具有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其胡化倾向十分明显。隋唐加速了各民族文化融合的步伐。其主要原因，一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造就的；二是统治者竭力推行各民族融合的政策促成的。太宗推行视胡汉为一家的民族政策，因而被各民族尊为“天可汗”。隋唐文化的胡化倾向，肇始于隋代，兴盛于唐朝。隋朝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38年(581一618年)，但隋场帝对西域的经营颇有成效，在汉魏以来通西域的基础上，使西域诸国的文化在中原地区得以继续传播。中原的华夏文化亦对西域诸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胡、汉文化的交融做出了贡献。[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