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中国当代史
名词解释
1、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是1949年9月，由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和通过的具有宪法性质的纲领性文件。

它总结了中国人民近百年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集中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是当时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大宪章。

其规定了新中国的性质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还规定了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政策。

它是为彻底完成党的最低纲领而制定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纲领。

2、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在国民经济好转，部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阶级本性逐步暴露，一些干部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蚀的背景下开展的。

三反运动，即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1951年冬开始，经过群众检举揭发、依法处理和思想组织建设三个阶段，到1952年6月结束，约有4.5%的干部受到不同类型的处分；五反运动，即在大中城市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1952年1月开始，本着“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处理原则，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五类，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约占5%。

三反、五反运动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国家机关和私营工商业两方面同时进行的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击退资产阶级不法分子进攻的运动，其目的是确立和巩固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秩序，为国家计划性的经济建设奠定基础。

运动胜利具有重要意义：一是纯洁了国家机关，教育了干部，提高了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二是进一步查明了私营工商业的状况，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三是增强了群众对资产阶级丑恶本质和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对社会危害的认识，提高了警惕性，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

3、《论十大关系》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主要矛盾和任务开始转变的新形势下，于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内容包括：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其基本思想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其激发了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积极性，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制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方针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4、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日内瓦会议（1954.4.26-7.21）前后，中国同近邻印度、缅甸等国在交往过程中共同倡导的国际关系准则。

1953.12.31-1954.4.29，中印两国在北京就中国西藏问题举行会谈，周恩来把新中国确立的处理中印关系的原则概括为五项：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后改为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1954年6月下旬，周恩来访问印、缅两国，在联合声明中，一致同意以上述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
中缅关系的基本准则，并认为这些原则也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中。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广泛认为是解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5、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即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委、省委（自治区）及各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人，共计七千人，故称“七千人大会”。

其是在1961年的调整收效甚微，国民经济仍相当困难的背景下召开的，旨在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切实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并讲话。

刘少奇指出：1958年以来工作的缺点和成绩，从全国总的来讲，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主要缺点有：工农业指标过高，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出现了“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的错误；手工业和商业急于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分散主义倾向严重；高估农业增产速度，使城乡人口比例同当前农业发展水平不适应；出现缺点错误的原因是建设经验不足和部分领导同志不称职，并指出首要责任在中央，然后是省委和各级地委。

毛泽东发表《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讲话，并做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林彪在会上大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得到毛的赞赏。

会议对1962年的生产任务和全面工作作了部署，继续以农业为调整的突破口，进行庐山会议后右倾分子（彭德怀除外）的甄别平反工作。

这次大会未能从根本上纠正中共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对所谓“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未予以平反，但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问题上，是由积极意义的。

6、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是依据湖南和河北保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公分）的经验，于1963年2月开始向全国推广的、逐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5月和9月，中共中央先后制定、颁布《前十条》和《后十条》，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做了夸大的估计，认为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在猖狂进攻。

以后，在部分县、社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5、6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全国基层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四不清下面、上面都有根子，而危险性在上层，这使“左”思想进一步发展。

会后，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大兵团作战”方法，集中工作队于重点县，上下左右同时清理。

随后，分别于9月和10月向全国推广桃园经验和天津小站经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1964年12月15-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关于运动的一些看法。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此次会议纪要《二十三条》，仍严重估计了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特别提出了此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此后，全国城乡的“四清”运动继续进行，对文艺界、学术界也进行了政治批判，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四清”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和预演。

7、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通知》指责《二月提纲》是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决定予以撤销。

《通知》还批判了《二月提纲》中提出的一系列正确观点，说明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通知》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认为当前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因此，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批判、调动、清洗混进党政军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通知》系统的表达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

“左”的错误开始在党内全面推行。

8、八届十一中全会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毛泽东为排除所谓“阻力”（即中央集体决定派工作组制止学生乱楸乱斗），于1967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主持召开的会议。

会上，刘少奇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毛泽东不点名的指责中央一线负责人，指责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性错误”。

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的批评了刘少奇，全会转向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揭发批判。

8日，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确定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工作重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等。

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等11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排列次序发生重大变化：林彪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和《决定》的通过，说明毛泽东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为中央全会所接受，为它在全党和全国推行得到了正式批准。

其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其通过的《十六条》及所采取的一系列错误措施，使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些错误被林彪、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9、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是1967年2月前后发生的、后来被诬为“二月逆流”的党内高层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和抗争事件。

1967年1月19、20日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同江青一伙提出的在军队搞“大民主”进行了斗争，即所谓“大闹京西宾馆”；2月11、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等，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问题，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即所谓“大闹怀仁堂”。

毛泽东根据林彪、江青提供的材料，否定了政治局多数委员的正确意见，指责这些委员在搞复辟，搞翻案，中央文革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判这些老革命家，同时林彪、江青借机更大规模的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也被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

二月抗争虽然未取得成效，但是老一辈革命家大无畏的抗争精神是可贵的。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11月，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为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平反。

10、批林批孔运动
批林批孔运动是江青集团密谋策划的，旨在打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篡夺党政大权的批判运动。

鉴于林彪事件，毛泽东在1973年7月4日的谈话中把批林与批孔联系在一起；江青顺势抓准时机，接过“批林批孔”的口号，于1974年1月12日，向毛泽东建议把北大、清华“大批判”组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全国，1月18日转发全党，“批林批孔”在全国展开。

1月24日，江青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大会；25日，有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不指名的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负责同志。

江青在天津的一次讲话上露骨的宣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现代的大儒”，批“党内的大儒”，矛头直指周恩来，毛泽东批评了江青集团的“批林批孔”活动。

这场运动再次打倒了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教学秩序再次遭到破坏，武斗、打砸抢再次盛行。

“批林批孔”使“左”倾错误更加广泛的渗透到历史、哲学、伦理道德等各个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使“九一三事件”以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又遭到破坏。

其也严重破坏了经济的发展，工农业产值下降，交通瘫痪，财政收入减少。

简答题
1、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经过和内容要点
1949-1952年，经过三年恢复时期，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完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由于这种情况的变化，毛泽东开
始重新考虑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部署。

形成经过：①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从现在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设想。

9月以后，毛泽东逐步形成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轮廓；
②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
③1953年8月，毛泽东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正式写到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所做的结论中；
④1953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颁布的庆祝建国四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国公布了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⑤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过渡时期总路线，随后载入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成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

内容要点：①鉴于我国落后、薄弱的工业基础，必须首先发展国营的社会主义工业，同时逐步的把非社会主义工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工业；
②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以合作化的方式改造为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采取“赎买”政策，和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③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工业化是“主体”，三大改造是“两翼”，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都要逐步实现；
④过渡时期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连同建国初的3年，共18年的时间。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的变化。

2、中共八大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功绩
中共八大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决定性胜利的大背景下召开的，其在党的历史上规模也是空前的，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多，兄弟党代表和各民主人士列席会议。

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作报告。

主要内容：①正确的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党和国家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②在总结一五计划期间的经验基础上，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③对我国在“一五”期间形成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了探索；
④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提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⑤根据党的地位的变化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着重提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历史功绩：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大会。

它及时的对国内主要矛盾做出了重要论断，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官僚主义、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从而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运用，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

但是，由于党的经验、思想准备不足，出现了“左”的错误，八大的正确路线未能坚持下去，历史走了弯路。

3、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及意义
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后，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继续“左”倾错误，
严重阻碍了拨乱反正的进行，窒息着国家和民族生机。

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向“左”倾错误。

1978年5月10日，在胡耀邦的支持和指导下，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上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此文，当天新华社转发全国，全国绝大多数各省市自治区陆续转载，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这篇文章从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在全党和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文章发表后，党内多数人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但是，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

汪东兴在不少场合指责、批评这篇文章。

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争论。

这场讨论受到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罗瑞卿等中央同志的积极支持，讨论在全国逐步展开。

从6月到11月，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相继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

意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4、邓小平南巡讲话及历史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向着经济全球化和多极化方向发展，我国面临机遇和挑战；国内方面，我国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就斐然，但是，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左”倾思想的影响，一些干部群众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提出了质疑。

在这样一个关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谈话。

①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②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大胆的闯，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③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自己；
④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⑤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⑥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历史意义：邓小平的重要谈话是在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后发表的。

谈话科学的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明确的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他十多年来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概括和重要发展，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