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重庆

84 The World And Chongqing
抗战时期，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上百名，分别来自合众社、塔斯社、路透社、美联社、德新社、哈瓦斯社、海通社、北美联合通讯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著名国际新闻通讯机构。

为防轰炸，外国记者公寓设在南岸南山，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惯，每日午后用车接到城内两路口原巴县中学校园内。

那里是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驻地，操场上建了一排棚屋式简易房，供中外记者使用。

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在此发布信息，外国记者在此速记并转发世界各地。

外国记者以美国记者最多，人数达40余名，包括有名的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

本文谨简介其中几位在重庆的故事。

抗战时期
美国记者在重庆
□ 文/杨耀健
American Journalist in Chongqing
白修德
本名叫西奥多·怀特，因热爱中国，改名白修德。

他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得意门生，1939年到重庆，先任国民党中宣部国际新闻处顾问，不久辞职担任《时代》周刊驻渝记者。

他同情中国抗战，在亲身经历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他在家信中写道：“但愿我在临死之前能看到东京被炸毁。

我想知道，我在重庆见到的那些脑浆进裂的婴孩能够以某种方式讨回这笔血债。

我想让那些坐在东京郊外某座山上的日本记者看到成千上万的难民
往事
狂奔乱跑，血流满地，哭声震天。

”
1940年白修德结婚，宋美龄、宋子文向他赠送象牙佛像、宋代古画等贺礼，使他心存感激。

他对国民政府的报道多有溢美之词，称蒋介石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

1942年，《时代》杂志老板亨利·卢斯到重庆观光，对白修德大为赞赏，任命他为《时代》远东版主编。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外出逃荒。

重庆《大公报》驻河南战地记者张高峰作了如实报道，结果被国民党中宣部勒令停刊三天。

白修德得知，
决心深入灾区，查明真相。

在那里，他见到的是：“到处是死人……沿途的狗都吃得很肥壮，毛色油亮。

我们停下来，给几只正在从沙土堆往外刨死尸的狗照相，有些尸体已被吃得只剩下一半。

”更令人气愤的是，国民政府下拨的两亿元救灾专款，被地方官员中饱私囊，存进银行获取利息，灾民却在饥饿中挣扎。

白修德以事实为根据，写好一篇特稿，未经重庆方面审阅，直接发往纽约。

《时代》周刊随即刊登该文，使美国民众初次了解到国民党的腐败，感到无比震惊。

不仅如此，回到重庆后，他
▲ 斯蒂芬在南岸文峰塔
往事
又先后向史迪威将军、美国驻华使馆、宋庆龄、孔祥熙反映情况。

军政部长何应钦约见白修德，指责他的报道失实，他当面与之大吵。

在请求五天之后，蒋介石接见他20分钟，听完汇报后，从不相信到亲笔记下白修德采访的地点、时间，表示要调查惩处。

但至此，白修德对国民党政权的印象完全改变。

1944年，他为促成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又与中宣部长梁寒操、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当面争执。

在促使美国最终放弃国民党的决策中，白修德和其它美国记者的报道，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因而被中共看成老朋友，国民党当局则将他划入异类。

芭芭拉·斯蒂芬
最近网上出现多幅这位漂亮女郎的照片，但无人能说出她的姓名和根底，讹传她是某位美军军官的女友。

其实她的芳名叫芭芭拉·斯蒂芬，到重庆时年方21岁，任美国新闻处秘书。

《生活》杂志摄影师杰克·威尔克斯见她充满活力，便以她为模特儿，虚构了一对美国恋人在重庆相遇的浪漫故事。

这组照片标题为“《生活》在重庆的约会中”，见刊后很受读者欢迎，也留下战时陪都的前尘旧影，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利用采访机会，斯蒂芬与共产党人有了交往，她结认识了周恩来，并与其外交秘书兼翻译及中共新闻发言人龚澎成为好朋友。

每天下午14点，龚澎雷打不动准时到达两路口国际宣传处，一方面与外国记者接触，搜集信息；另一方面发布中共方面的最新消息。

斯蒂芬也是那里的常客，很快与龚澎建立起公谊私交。

1944年龚澎儿子乔宗淮在渝出生，拜托斯蒂芬将的孩子带到上海，送到龚澎父母家中。

斯蒂芬在给好朋友兰德的信中写道：“我有不少机会见到许多共产党人，和他们交谈。

……我在他们那里吃过几次晚餐，他们到我们的地方来参加过两次聚会。

我对周(恩来)将军个人有相当深刻的印象，他很有魅力。

有好几
个晚上，我和他，和叶(剑英)将军及其
他人一起谈话，他们的声音不是太大，
因为他们的英语不太流利。

他们总是把
我看做‘把龚澎的孩子带到上海去的
姑娘’来热情欢迎我。

”
抗战胜利后，斯蒂芬作为自由撰稿
人，前往新疆调查国民党当局镇压对当
地少数民族的情况，返回南京时死于原
因不明的飞机失事，葬于南京。

格拉姆·佩克
1940年到重庆，供职于美国新
闻处。

佩克是一位中国通，擅长绘画，
1936年初作为旅行者来华，从此留恋
这块黄土地，一住将近两年。

抗战爆发
后，他在北平目睹日本侵略军入城，义
愤填膺。

当美国驻华大使馆招聘职员
时，他毅然申请来渝，自愿与中国人民
同甘共苦，抗击日军。

在渝期间，佩克不仅写过多篇报
道，还创作了多幅漫画和素描。

如《遭
受轰炸的重庆》、《废墟中的广告》、
《空袭警报》、《滑竿上的乘客》、《市
民在美国新闻处宣传栏前阅读消息》
等，惟妙惟肖，生动传神，1950年结集
出版，畅销一时。

佩克在报道中，描写了大轰炸期间
重庆市民的众生相：“在我到达公共汽
车站之前，警报架上的三角灯已被拽下
来换上了圆形红灯，这说明敌人的轰炸
机已从汉口机场起飞了。

尽管半小时已
过，可街上依然拥塞着车辆，人们依然
那么肆无忌惮地互相碰撞。

家庭主妇
们边聊天边从市场住家走，这一位手拿
一包活鳝鱼，那一位篮子里提的是猪耳
朵，还有一位的银色网兜里装的满是大
蒜。

大批佩戴证章的小职员夹着公事
包，头上戴着已度过了最寒冷的冬季的
帽子，各自奔赴自己的办公室。

”
哈里逊·福尔曼
1930年首次来中国，三次进入西
藏高原采访，于1935年出版了《被禁止
通行的西藏》一书，成为美国有名的摄
影家和记者。

受埃德加·斯诺的影响，
他对陕甘宁边区十分向往。

“七七”事
变前夕第一次抵达陕北，采访了彭德
怀、贺龙等红军将领。

1940年，福尔曼作为《纽约时报》
和英国《泰晤士报》、国家广播公司
记者，来到重庆，写有不少战时报道。

1943年2月，福尔曼与白修德一道去河
南采访，拍摄了多幅灾区、灾民的照片，
其中包括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骇
人听闻，成为国民党腐败的铁证。

1943年11月，福尔曼率先向国民党
当局提出去延安采访的要求，各国驻华
记者纷纷响应。

经过多方努力，国民党
中宣部被迫于1944年4月同意组团，随
即组成共21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同年5月，福尔曼随团出发，从重庆乘飞
机抵达宝鸡，然后坐火车至西安。

根据
国民党必须先访问非中共地区的命令，
记者团先后参观了西安、山西等地，5月
31日终于进入陕甘宁边区。

在边区期间，福尔曼等人先后采访
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
龙、聂荣臻、陈毅等领导人，还同边区
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秘书长李维汉，边
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以及边府有关
部门负责人。

参观了延安市容及附近地
区的工厂、机关、学校、医院，对边区各
方面的情况作了较全面的了解。

8月底，福尔曼和部分记者东渡黄
河，进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访问。

10月
下旬从延安返回重庆。

在五个月的采访
中，除发通讯外，福尔曼拍摄了1000多
张照片。

后来，他撰写了《来自红色中国
的报告》一书，详述在边区数月的见闻
和八路军英勇战斗的故事，以自拍的65
张照片做插图。

史沫特莱对此书作了高
度评价，将它称之为斯诺《西行漫记》
的续篇。

（作者为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
市历史学会、党史学会常务理事。

重庆电
视台“重庆掌故”栏目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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