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

论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
历史学的自我认知溯源
马克思主义自被提出以来就一直遭到各学科的非议，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辩证历史决定论更是被波普尔称为“迄今为止最纯粹、最广泛、最危险的历史决定论形式”，而波普尔本人更是以《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本书来论证了这一观点。

那么，何为历史决定论、而历史决定论又有哪些形式、波普尔又为何要对此大加批判、而历史学和历史决定论的内涵又何在呢？
一、历史决定论的形式
在话题开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历史决定论做出一个普遍性的定义：一般来讲，决定论是一种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客观规律和因果联系的理论，而历史决定论正是根据这一理论衍生出的，即认为历史是有必然性的、规律性、强烈因果制约性的学说。

马克思的辩证历史决定论并不是第一个认为历史具有必然性的历史哲学，早在其之前，无数学者就对历史决定论这一课题做出各种解释，它主要包括四个类型：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神学目的的历史决定论，即将社会历史中的因果性联系归结为隐藏在冥冥之中的上帝、天命或天意预先安排的结果，历史的过程和结局完全由这种神秘的东西来决定。

显然，这一看法与阿奎那所在的中世纪神学主导的世界观脱不开关系，更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谬论。

第二种是近代唯心论历史决定论，这一理论承认历史具有必然性和规律性，但是它将规律归结为精神，是一种极端理性主义的历史决定论。

第三种是机械的历史决定论，这是一种把物质及其机械运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的理论，简单地把拉普拉斯的动力学决定论从自然界直接推广和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显然忽视了人的历史中的作用，而只是单纯地以自然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历史学的发展。

最后一种是唯物辩证历史决定论，即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支持者说它是唯物主义在历史学中的延伸，更承认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其辩证法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内核与规律。

而在波普尔批判历史决定论的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他将历史决定论概括地分为了认为自然科学（尤以物理学）的研究方法不能适用于社会学的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与认为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尤以天文学）一样可以长期、大规模预报社会未来的亲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勿论是哪种历史决定论，都有着其不可弥补的缺陷，这种缺陷直接导致了历史决定论在预测未来方面的破产。

二、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
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序中，波普尔开篇点名到“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拙劣的方法——不能产生任何结果的方法……我已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

”
我们在讨论问题时不能割裂其时代背景与人物生平，只有对理论产生的历史社会和创造者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才能客观的得出结论。

波普尔生于1902年的维也纳，而他的两本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分别完成与1957年和1945年，可以看出，波普尔的前半生处于西方社会最为动荡不安的时代，世界大战、科技革命、疾病与极端种族势力都、威胁着每个人安全，从19世纪末尼采的“上帝死了”和重估一切价值开始的思想革命到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导致整个欧美陷入了对社会未来的悲观与对科技未知的恐惧中；同时，苏联的崛起和斯大林对于马克思列宁思想的错误解读与
利用，使得社会主义和相关的历史决定论被西方学者妖魔化。

处于这样的时代中，波普尔的思想不可不说充满了相对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反对绝对化的理念、反对集权和国家主义成为他政治理论的基调。

而波普尔个人是个批判理性大师，与其他哲学家不同的是，他十分崇尚科学，其本人在逻辑学领域也颇有建树，可以说，在20世纪诸多的哲学大师中，很少有人能像波普尔那样熟悉、甚至深入现代科学的内部变化中，同时与爱因斯坦等许多科学家保持密切的联系。

这种对于科学知识的推崇融入到了他反对历史决定论的理论中。

在一开始，波普尔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前提：如果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是的确有这一回事，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知道明天才会发生的事……任何科学预测者，都不可能用科学方法预测自己的未来的结果。

在确立了前提之后，他开始了谨慎的逻辑证明：
首先，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波普尔提出了他经典的五段论：
（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即使把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科学思想看作某种物质发展的副产品的那些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前提的正确性。

）
（2）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

（这个论断可以由下面概述的理由给予逻辑的证明。

）
（3）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4）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

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埋比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

（5）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预测未来）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

、
其次，波普尔还在社会科学中运用了证伪法，即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在于证实，而在于证伪，对历史决定论的分析方法——归纳法进行了批判。

在波普尔的证伪法著作《猜想与反驳》中，他说“进行科学检验的真实企图，就是对理论进行证伪……只有当我们歇尽全力而不能证伪他们的时候，才能说理论经受住了严格的考验。

”因此，波普尔对于历史决定论的归纳方法举出了反例加以辩驳，以此推出历史决定论是不成立的。

在满足了上面两个条件后，波普尔开始针对自然主义历史决定论的长篇大论的批判：
先是针对历史预测的根源：历史记载而言，波普尔认为我们所能借鉴的只有第二历史而非真实的、无法还原的第一历史，就算是如孔德的实证历史观，也属于第二历史并带有极强的人的主观看法，因此无法精确的、完整地复述历史上真正的情况。

正因如此，我们不可能根据原本就有瑕疵的史料来做出一种能够预测未来社会的历史决定论。

而针对历史决定论的结果——预测本身，波普尔则运用了俄狄浦斯弑父的寓言（俄狄浦斯之父得知这一预言的直接结果是将俄狄浦斯抛弃，而这一因预言产生的行为又导致了俄狄浦斯弑父这一预言的结果），来说明：人类的预测并非纯粹的预测，而是人类的预测本身直接影响了预测的结果，历史决定论者对此解释是：社会预测必然十分复杂，预测与被预测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引起了某种特殊的复杂性。

而波普尔也从纯粹的逻辑理由上对此作出了反驳，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三天后股票看跌，那么显然第三天的时候所有股民都会抛售股票，造成当天股市下跌。

所以，精确而详尽的社会事件预测观念自身是有内在的矛盾的。

对于预测的过程，在波普尔和众多反自然主义者看来，社会科学不可能像物理学那般精准地预测未来，更不可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能够创造一个完全符合社会变革条件的实验区间，而就算能够，这种社会实验也只会像《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那样成为与世隔绝的个体而无法对社会演变产生任何有价值的模式。

所以，历史决定论是不可能在条件重复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社会实验的。

而社会本身划分为各个时期并出现新的情况，一个社会现象的出现都离不开孕育它的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每个社会现象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能根据它提出一种普遍规律。

同样，就数学科学来说，也没有任何一种已知的方法能够在数量上表达历史事件独特的内在性质。

最后，他着重对“最危险的”马克思的辩证历史决定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典型的经济历史决定论，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经济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最终生产力极度发达时，社会将推翻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在此，波普尔又以一例来反证是知识而非物质对社会进步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假设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全部荒废，而凭借脑内的知识，人类依然可以快速地重建社会和物质世界；但是当人类的知识全部消失，那么只会是一群无知的野蛮人站在现代文明的物质世界上，这个物质世界自然也没有任何发展可言。

而对社会经济条件的了解，离不开对科学、宗教等其他文化方面的理解，但是反过来，即便没有经济背景，人们仍然可以研究一个时期的科学思想。

波普尔一再强调，思想和知识是进行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而经济因素绝不是人们进行思想活动的必要条件。

波普尔不同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权利应该是基本的，因为它能控制经济权利。

政治权利是经济保护的关键，政治民主也就是被统治者控制经济权利的唯一手段。

所以，他极力反对马克思的革命暴力理论，认为乌托邦式的社会革命是不可能的，社会的进步应当依托于渐进的、零星的社会工程去完成它。

马克思的理论被波普尔证伪，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时期内的失败，而波普尔对此的解释是：马克思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的历史主义的贫乏。

我们可以知道波普尔对于历史决定论的反驳的：社会前进的方向是强烈地受着人们的知识的影响的；
但是，知识的发展方向，从源头（历史）到方法论（社会实验）是几乎不可能实现预测目的的，充满了不确定；
因此，“决定”未来、“规定”未来的走向，基本等于“以无知决定有知”，这是可笑而荒谬的——历史决定论是错误的。

三、对反历史决定论的批判
对于波普尔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们自然不能妥协，从上世纪中叶《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出版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推崇者们对此与波普尔的拥护者们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激烈的争辩。

他们认为波普尔误读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认为经济生产与生产关系在社会变革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唯一因素，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历史斗争的进程还包括了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波普尔是简单地把马克思的辩证历史决定论与唯物机械历史决定论和宿命论混为一谈。

而对于宿命论而言，同马克思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恩格斯指出:“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
着的规律支配着,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对社会历史或者任何一种社会规律进行考察,
如果只局限于某一短暂历史时期、狭小的范围,就会发现,偶然性的作用非常大;相反,考察的范围
越大、时间越长,就越容易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就是著名的历史的“中轴线”理论，这个历史的“中轴线”与经济发展的“中轴线”接近于平行，而恩格斯的“合力论”又指出：历史发展并非某个单一作用的结果，而是由无数个力交织成的平行四边形产生的一个合力推动的。

波普尔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决定论的误解来自于他对历史事件重复性看法的错误，看不到历史事件之间的偶然性、必然性的内在联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波普尔对于马克思的反驳和批判源于他对马克思的误解，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宿命论、单一因素决定论等等，而事实上，波普尔对于马克思本人十分尊重，在许多观点如承认人的历史主体意义和改造社会的能动性、对于科学在人类历史中作用的强调等多方面上，他们两者的看法是相同的。

四、历史学的运用与滥用
在谈及本质主义与唯名主义时，波普尔写道：事物不变的本质或真正特性，只有通过他的历史才能表现出来，也只能通过其历史才能被人真正认知。

历史学的意义一直是哲学家、史学家们热衷于探讨的根本问题之一，所谓“以史为镜，方可知兴衰”，历史的作用常常被理解为能够推断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而波普尔对此则嗤之以鼻。

那么，历史学的意义究竟何在？
尼采曾在《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中道出了自己对于历史学的看法，他认为：历史分为纪念性、怀古性、批判性三种——纪念性历史属于积极努力的人，他有伟大志向，需要有榜样、模范来激励，但在同时代人中又找不到，所以他只能诉诸历史；怀古性历史属于保守敬畏之人，他对历史充满敬畏，而历史对他而言是神圣的，他保存着历史遗留的东西，并把它们传给后人；批判性历史属于痛苦而要从中解脱的人，他时刻对历史进行批判，并从中得到力量以摆脱痛苦，过正常的生活。

人们应该根据各自的情况运用历史，从而服务于自身。

历史对于人生而言是必要的。

但是过量的历史则是有害的。

它减弱人的个性，阻碍个人与整体的成熟，导致利己主义，并且把人们变成远古时代的追随者，而淡漠现实存在的重要性。

尼采对于过量历史的态度正是如此。

而克服过量历史的方法就是采取非历史和超历史的态度。

显然，波普尔也抱有相似的态度，历史并不是用来作为政治目的的工具：统治者利用历史使得政权得以“顺应历史潮流”而为本不那么名正言顺的自己攫取了看似正义的合法性，这便是波普尔眼中的“历史的滥用”。

所以，崇尚自由主义的他之所以如此厌恶历史决定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认为历史决定论极大阻碍了人类的丰富创造力和知识去迎接开放的社会，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书名便源自此。

在波普尔看来，柏拉图、黑格尔抑或是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都会让人类社会落入集权统治的陷阱。

在今天看来，他的担忧不无道理：柏拉图的理想国成为了古希腊后期寡头统治和反伦理的重要理论来源，而黑格尔的理论则为了帝国主义国家集权提供了思想源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更是被经常误读成专制独裁的极权社会，而苏联、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的确证明了这一观点。

作为自由主义的重要一环，波普尔提倡的自由意志论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上比马克思辩证历史决定论更胜一筹：历史是由人的思想和行为构成的，人有自由，人也是自己和历史的主宰，也因此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对历史负责、只有他们才能对历史进行裁判，历史的规律不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逆的结果，它取决于行为者，也就是人本身。

所以，人类不受历史的奴役，并非历史决定论下的“决定”结果引导人类社会发展，而是人类社会在向无知的未来前行的过程中创造了历史。

因此，历史一旦被滥用，其对历史自身或是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有可能是毁灭性的。

合理地运用历史，对事物进行正确的认知，不仅能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更是历史学自身的一致自我价值的反思与溯源。

五、永远不会正确的世界普遍史思想
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专门分出了一章讨论世界普遍史思想，这也是每个历史研究者最为感兴趣、同时也是最为困难的终极问题。

在尼采笔下，普遍史学家们看到的是世界进程的金字塔顶尖的现代人，在象征着史无前例的知识里程碑的同时，也象征着历史的终结点之所在。

最早的普遍史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理想国》认为社会制度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循环，而亚里士多德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不仅认为社会制度是无限循环的，还会像自然灾害一样毁灭人类社会并消除它的一切记忆。

我们可以知道，在古希腊人看来，历史并非永恒的、而是循环的。

而世界上第一部普遍史还得归功于基督教，但是在中世纪，诸如阿奎那、奥古斯丁等神学家显然对古希腊历史观没什么兴趣，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随着上帝的“最终审判”而终结，最终审判也就是一切人类文明的结点，普遍史理论在这里从古希腊的循环理论变成了单线的线段论。

文艺复兴后，西方的哲学家们重新开始了对古希腊哲学和历史观的研究，较之当时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功，历史哲学开始对知识在社会发展中地位有了极大的重视。

其中如培根、孔多赛、丰特奈尔等人都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观点，如丰特奈尔就断言：人类的知识和智慧的增长与开发永远不会有极限。

这个论点成为了后世论证人类社会永久发展的理论依据。

而孔多赛的《人类思想的进步》则详细记录了世界普遍史思想的十个阶段。

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但是的普遍史思想都尚未成熟，对于社会和历史缺乏完整的认识导致了当时思想的有限性。

真正对世界普遍史思想产生里程碑性质影响的德国唯心主义学派的康德，康德在其早年的论文《来自一个世界主义者的世界普遍史观念》中为近代普遍史思想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框架：像混沌理论一样，我们无法从单个的个体活动中了解历史的意义，但是这些无序混沌的个体从整体主义视角来看时，我们会发现理性和科学的发展是稳定上升的，知识的积累能让一代人的成就高于上一代人。

在宏观的历史中，体现在历史会毁灭一个个文明，但是每个文明或多或少都会留下遗产为后来的文明提供一个较高的初始点。

所以，康德提出：历史应该存在一个尽头，这个尽头蕴含在所有人潜意识中，这个尽头就是历史的意义，即构建一个全人类自由的社会，换一句话说，就是人类是否应当步入自由民主制度社会。

由此，这个历史哲学问题演变成了彻底的政治学问题，而康德也在此打住，他认为自己的能力无法堪此大任，这项大自然赋予人类最困难的终极任务远远超出了他所能达到的范畴，但它一旦完成，会为人类社会发展和最终形态的政治制度实现提供极大的动力。

接过康德接力棒的是黑格尔，相比于康德将结点设置在地球上所有人实现自由的假设，黑格尔则从过程上推断：世界普遍史是人类自由思想的进步。

和早期的普遍史学家如丰特奈尔相比，黑格尔的相对主义思想为普遍史发展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他不相信真理是绝对的，同样，历史决定论以下的社会收到历史本身的制约，其所有的观点和理念都只是暂时的。

他也不相信历史会永无止境地发展下去，这种历史的结点就是自由民主社会的建立，因此他在将历史定义为人走向更高的理性和自由的进步过程正符合他在普法耶拿战争之后说历史的记载可以封笔的观点。

但是也正如黑格尔的相对主义历史观那样，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没有一种普遍史思想或者任何一种真理是可以永恒存在的，黑格尔的思想在他那个时代似乎可以明确指出历史的终结于何处，但短短一百年不到的时间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工人革命的烽火又将旧世界的一切破坏，新的哲学观重新建立，上世纪以来，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相对主义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泛滥开来，马克思主义和康德、黑格尔一样被历史无情地推到了真理与谬误的十字路口。

时至今日，讨论历史学的意义似乎有些显得有些学究，本身作为一切学科的最末端，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就难以言表，而历史学又作为它的载体，其蕴含的信息量之大更是难以系统性地分析。

或许，作为过去与现代的媒介的历史学自身并不期望着拥有预测未来的功能，而历史决定论学者们出于人类内心的求知欲，为了探求乌托邦的存在，从历史中不断地推陈出新，从而形成了一套自成一体、自圆其说的历史决定论哲学体系。

无论是波普尔抑或是马克思，可能都不敢确定人类未来的发展会在何处，知识进化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使得我们的视界只能受制于我们的过去，依靠过去臆想出的“不真实”的未来不仅是痴人说梦，更可能会使人类社会走向历史的背面，这无疑是历史学及历史学家们的一次集体的自我认知的溯源。

相比于思考历史的必然性的终点，寻找未来下一步的可能性才是处于文明拐点的我们更需要注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