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分析

对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分析
作者：赵伟、萧月华、王宇雯
一、菲利普斯曲线的提出及发展
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描绘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替代关系的曲线，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Phillps）最先提出。

1958年菲利普斯在英国《经济学人》（Economica）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英国1861-1957年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s in the United Kindom,1861-1957)一文，文章通过对英国1861年至1957年近一个世纪统计资料的整理，发现失业率与工资变动率之间存在一种较为稳定的非线性负相关关系，即低失业率的年份货币工资变化速度较快，而高失业率的年份货币工资变化速度较慢。

1960年，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索洛（Robert Solow）根据成本加成定价原理，用通货膨胀率取代了货币工资变化率，将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发展为描述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替代关系的曲线（见图1），并将其正式命名为“菲利普斯曲线”。

从此，菲利普斯曲线得已成为一国调控宏观经济、协调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两大重要目标的重要理论参考依据。

事实上，自从描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负相关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提出以来，关于该曲线的争论和修正就从未停止过。

无论是货币学派的“自然失业率”假说，还是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假说等，都遭到了广泛的怀疑或批评。

即便是各大经济学派内部，关于是否存在一种稳定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以及长期菲利普斯的走向问题也缺乏一致的意见。

对此，弗
里德曼的概括最具有概括性，也受到广大学者的认同。

“实质上已经没有哪位经济学家再相信最初提出的天真的菲利普斯曲线了。

目前这项争论已经进入第二个层次，即任何人都同意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比短期的倾斜度更大，唯一的问题是，它是垂直的，还是不那么垂直。

这方面的事实尚不很清楚。

”（M.弗里德曼，《价格理论》，1976）
在我国，经济学界对菲利普斯曲线所持的观点大致分为三种：刘树成（1997）、范从来（2000）等学者认为我国存在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茅于轼（1996）、陈学彬（1996）、左大培（1996）等学者则认为通货膨胀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会放缓经济的发展，因而也不会带来失业率的下降。

另外一些学者，如崔建军（2003）等，则认为存在与否尚不可定论。

本文根据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走向特点及我国经济转型期的特殊性，在广泛参考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和我国经济学家在该领域的认识及突破的基础上，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菲利普斯曲线进行数理处理，拟合、建立出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走向模型，并根据模型提出相应预测，希望能给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握提供一点参考。

二、对我国菲利普斯曲线走向的综合描述和成因分析
（一）总体走向特点总结
根据我国1979年-2004年统计数据，作出以下图形：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2、2003，《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2002，《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3。

根据图2，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菲利普斯曲线的走向大体具有以下特点：
1、曲线总体呈现顺时针转动
曲线以1981年为始端，1986年为末端完成第一个顺时针转动的弧线，然后又以1986-1990年构成第二个顺时针走动的弧线，1990-2000年的曲线走向构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顺时针转动弧线。

对比每轮顺时针转动的年段中经济政策和经济环境的调整或转变，我们发现：
曲线的每轮顺时针转动的始端，通常都是国家基建投资突增的开始。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国家只能通过加大投资力度发展经济；并且国家投资的重点为基本建设项目等对劳动力有着较强吸附力的产业，所以失业率在迅速得到下降。

但国内市场并没有完全放开，加之国有企业对国家政策的错误理解，导致企业对信贷的过度渴求，信贷盲目扩张、投资过热，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现象的出现（通常一年后开始出现）。

由于我国改革之初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不足，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导致通货膨胀的“硬着陆”，这样又带来失业水平的上升。

“一胀就缩，一缩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胀”形象地描述了这一恶性循环的过程。

且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隐性失业逐渐显性化，使得失业率高于前一时期。

因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菲利普斯曲线才会出现三次顺时针方向转动的半圆弧。

2、曲线呈现螺旋右移
曲线在顺时针转动的同时，还有整体右移的趋势，即表现出曲线的螺旋右移。

这反映了同等通货膨胀程度下失业率的上升，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我国劳动适龄人口呈上升趋势。

1980年我国劳动力人口共计5.39亿，1995年为7.55亿，上升幅度达40%。

其中，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980年为42.9%，1990年为55.9%，1996年则上升56.3%。

劳动适龄人口多、劳动力参与率高是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加大了就业压力。

一方面，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剥离出大批冗余人员和富闲人员，非国有企业暂时又无法完全吸收这类劳动人口，使得失业率上升。

以国有企业为例，《中国财政年鉴》数据显示：我国1997年国有单位职工人数1.1亿，至2002年降为0.72亿。

另一方面，农村隐性失业人口的大批排放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就业压力，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这可能将成为我国失业治理的首要问题。

按照国际惯例，耕地每户增加到10公顷，每个劳动力负担5公顷。

如此计算，中国将有至少2亿农村劳动力待业；若达到工业化水平农村劳动力占劳动力总人数20%的比例，则农村将出现3.2亿的剩余。

据测算，农村剩余劳动率
为48.7%，农村真实失业率为34.8%（汪大海，1999）。

现阶段，较多学者认同我国农村目前存在着的隐性失业人口大约为1.5亿。

同时，1988年以来，我国农民工进城数量逐年上升是农村隐性失业显性化的一个具体表现。

目前，农民工规模已经达9820万，并仍将将以每年600万递增。

农民工的进城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对城镇就业的挤兑，造成总体失业率的上升。

第三，“技术排斥工人”。

产业“资本化”、“技术化”的发展降低了其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这在第二产业中的表现较为明显。

改革开放初，我国重点发展传统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吸收了较多劳动人员。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趋深入，新技术、电子信息技术及物流技术的引进和逐步完善，使得相同的劳动成果所需的劳动力数量下降；特别是高新产业具有的“技术溢出效应”（即传统产业对于高新技术的应用会在技术本身所提供的便利的基础上带来整个产业的边际成本的递减），使得我国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导致了结构性失业的上升。

3、经济环境变化较小的时段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替代关系较为明显
据图2我们可以看到1982-1988年和1994-1997年曲线的走向基本符合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曲线走向。

经济环境变化较小的时段，“失业-通胀”系统中外生变量变动也较小，对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干扰也较小，因此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可以较好地通过传导机制达到此消彼长的结果，以形成负相关的曲线走向。

根据这两个时段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数据拟合出的曲线替代关系也较为明显，显著性较好。

4、转型期间或者政策转向较大的时段曲线走向波动较为明显。

转型期间或者政策转向较大的时段曲线走向波动较为明显，且常出现螺旋式波动甚至反菲利普斯曲线走向。

根据图2我们也可以看出，菲利普斯曲线失灵年段多数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较大的年段或者经济全面转型的时期，如1989-1993年和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几年。

以1989年—1993年段为例。

对1988年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我国采取了紧急治理、压缩投资规模、控制价格上限、提高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等措施。

“一刀切”的紧缩政策立竿见影，通货膨胀率急速下降。

但行政干预过多、整顿层次不深，一些体制方面的深层次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使得资源流通不畅、市场疲软，政府对于经济疲软的恐惧使得紧缩政策并未得到一致的贯彻，加之邓小平南巡带来市场经济的春天，经济投资过热再次出现且高过上一个周期，导致了1991- 1993年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双高走向。

而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我国产业结构处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全面转变和升级的阶段，因此图形中曲线的波动也较为异常。

（二）我国与其他国家菲利普斯曲线总体走向的比较
对比英国、美国、日本、瑞典和韩国(庞明川，2002)1979—1998年（其中瑞典1979-1996年，韩国1979-1997年）以及我国1979-1998年的菲利普斯曲线走向，我们发现其走向具有以下共同点：
1、顺时针方向转动
除英国的菲利普斯曲线是逆时针方向转动外，我国和其他四个国家的都是顺时针方向转动。

根据经济学家更广泛地考证，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菲利普斯曲线也是顺时针方向转动的。

2、螺旋式右移
各国的菲利普斯曲线短期转动的特点都是螺旋式前进，整体移动趋势是向右的。

分析其原因，主要由于新经济的发展，高科技产业对劳动力的排斥使得社会失业水平上升。

这不仅仅是我国面临的严峻问题，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着新经济带来的巨大就业压力。

3、曲线的波动多数以9-10年为一个中周期，3-4年为一个短周期
短周期螺旋波动，构成多数为“n”型走向的中周期，中周期的周期变动又使短周期得以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延续。

（三）对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模型拟合
从菲利普斯曲线提出及发展过程中我们知道，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通常用指数模型来描述如图1所示的替代关系，即
（其中参数a,b,c>0，ε为随机项）
我们主要应用Eviews和Excel软件，通过线性回归的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和模型建立。

因此，对⑴式两边取对数，得线性模型
（其中a,b,c为参数，ε为随机项）
考虑到通货膨胀率存在负值，而负数取对数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令c=3（我国自1979年
以来最低的通货膨胀率是-2.4，在此假设的值3为简单起见而确定，相当于曲线整体上移3个单位）,得
以下，利用模型⑶对1979-2004年的数据进行处理及简要分析。

1、在1982－1988年段中，利用基础模型⑶，得回归结果
Ln(INF+3) = -2.6536748*Ln(UNE) + 3.9989872
(0.703642) (0.547982) (Ⅰ)
(-3.771342) (7.297659)
R2=0.739895 S.E.= 0.333647 DW=1.546083 F =14.22302
可以看出，R2值较高，在一定程度上拟合得较好。

因此得到模型如⑷，同时回归所得残差图如图3，模型拟合如图4所示。

可以看出，曲线拟合较好，1982-1988年段菲利普斯曲线的替代关系较为明显。

2、同理，在1994－2000年段中，利用基础模型⑶，对ln(UNE+3) 和ln(INF)做回归，得
Ln(INF+3)= -28.40225*Ln(UNE) + 32.755489
(8.527013) (9.407887) (Ⅱ)
(-3.330856) (3.481705)
R2=0.689337 S.E.= 0.856780 DW=1.787662 F=11.09460
可以看出，R2值较高，其它检验也基本通过，在一定程度上拟合得较好。

故将拟合数据带入⑶，得到模型⑸，残差图见图5，模拟曲线见图6。

故1994-2000年段菲利普斯曲线也存在一定替代关系，但与1982-1988年段相比斜率更大一些。

3、对于1989-1993年段，从图2中看到其走势与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恰好相反，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方向变化，我们仍按基础模型⑶构建模型。

但是这段时间曲线走势异常，因此我们将经济变量的滞后效应考虑在内。

经过反复试验，拟合出如下较好的模型
Ln(UNEi)= 0.24082506*Ln(INFi-1+3) + 0.32030879
(0.099243) (0.239050) (Ⅲ)
(2.426608) (1.339922)
R2=0.662482 S.E.= 0.041653 DW=1.945376 F=5.888427
因此我们估计模型如下⑹，残差图如图7，拟合后的曲线如图8。

这一年段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出现了反菲利普斯曲线走势，其原因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而经济变量的滞后效应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因此我们的模型将其考虑在内。

4、分段拟合后的曲线走向图及其特点
将我们分段拟合出的曲线描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菲利普斯曲线图上，大致如下：
据图9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经济环境较为稳定的时段，菲利普斯曲线是存在的，其所包含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也较为明显。

在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或者转型期，菲利普斯曲线的走向通常会发生一定的变形甚至反菲利普斯曲线的出现。

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曲线走向的另外两个特点：
（1）比较两段拟合较为显著的曲线即1982-1988年段和1994-2000年段，我们会发现后一段拟合曲线的斜率较前一段有所减小，表现为欲创造同样的就业机会需要付出较前一轮更高通货膨胀率的代价。

这与我国经济转型中，高新技术的引入使得产业对劳动力吸收能力的相对下降、机器对劳动力的排斥所分不开；同时也是新经济时代以来，全球经济共同面临的问题之一。

（2）曲线的右移趋势继续加大。

2000-2004年段的图形走向表明，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走向会出现与其他国家不太相同的一点，即曲线在经过了一轮转动之后（1982-2000年）没有出现周期性的左下方走向的回落，而可能会直接跨入类似1982-2000年的另一个周期。

（四）我国菲利普斯曲线总体走向模型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模型简化如图10所示。

据图形走向的特点，我们预测未来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走向将可能出现失业率下降和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替代关系，且曲线会更加陡峭，即欲创造相同比率的就业机会需要付出较前几轮更高通货膨胀率的代价。

因此，如何改变现行产业结构、制定更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在降低同等失业率的情况下不会造成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对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分时段实证分析
（一）短期失灵曲线走向的分类及其实证描述
依据改革开放以来菲利普斯曲线走向的特点，并结合我国经济环境和政策制度的转变，我们对曲线进行分时段分析。

据图9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菲利普斯曲线分段走向大体分为三种形式：较规则的菲利普斯曲线走向、反菲利普斯曲线走向和无规则走向。

其中较为规则的年度为1983-1985年，1994-1997年和2000-2002年；其余分段年份的曲线皆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扭曲或变形。

为什么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会出现失灵呢？以下我们对曲线变形的年段进行着重分析，试图找出曲线失灵的原因。

1、反菲利普斯曲线
1980-1982年和1991-1994年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呈正相关关系，即表现为反菲利普斯曲线。

（1）1980-1982年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时降低（如图11）。

通货膨胀率的降低容易理解。

1980年是改革开放来的第一次通货膨胀，7.5%的通胀率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在政策制定上尤其提高了治理通货膨胀的力度。

但奇怪的是，通货膨胀率下降的同时，失业率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大幅地下降。

这是具有浓厚时代特色的。

1979年下乡知青回乡高峰带来城市就业压力的增加，为安顿下乡知青的就业问题，缓解城镇就业压力，国家采取了创造就业机会的方法，以牺牲部分部门的生产经营效率为代价来减少失业；另外，非国有企业主要是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

由此可见，政府行为的干预和非国有企业的兴起对劳动力的吸收是失业率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2）1991-1994年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时升高（如图12）。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带来了全面建设市场经济的春风，但也引起了新一轮的投资过热。

以基本建设投资为例，我国1991年到1994年四年间总投资增长3倍，平均每年基本建设的投
资增长率都在50%左右。

投资过热的同时，货币供应量也出现了突增现象，以致1994年我国通货膨胀率达到改革开放以来25%的顶峰。

然而，失业率却并没有降低，反而有所上升，即出现了“双高”走势。

这段时间，除“技术排斥工人”及国企冗员的下岗分流排放两因素导致失业人口激增外，摆脱土地约束涌入城市的大量农民，更加剧了城镇的就业压力，城镇登记失业率因此逐年上升。

2、无规则走向曲线
1987-1990年和1997-2000年的曲线走向中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替代关系不明显或基本不存在。

（1）1987-1990年呈不规则“n”型走向（如图13）。

该段时期出现了我国建国来两个特有现象：“抢购挤兑”严重和“投机倒把”盛行。

这不仅加剧了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导致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出现，而且扰乱了价格机制的正常运行，更加深了通货膨胀对居民生活的负面影响，增大了居民对通货膨胀加剧的预期。

这次通货膨胀给人民生活带来太多的动荡不安，其性质是较为恶劣的。

《中国财政年鉴》显示1987至1990四年间国家基本建设支出仅增长27%，平均每年增幅仅为5%-6%。

而货币投放量以M0计算，1987年增长率为19.4%，1988年为46.7%；以M1计算，1987年增长率为16.9%,1988年为21.0%，都严重超过了15%的警戒线，其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可想而知。

由此可见该次通货膨胀的出现主要缘于货币投放的激增，而非投资过热，因此在通货膨胀率大幅改变的同时，却没能给社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相反，在国家对通货膨胀进行紧急治理时导致的经济相对紧缩使得失业率有所增加（1988-1989年）。

这是我国通货膨胀治理的
一次“硬着陆”。

（2）1997-2000年呈“l”型走向（如图14）。

失业率恒定，并没有伴随通货膨胀的升降而变动，原因主要在于政府投资的加大对劳动力的吸收。

以国家基本建设支出为例，1998年和1999年分别比上年增长36%和53%。

但从通货膨胀率只围绕零通货膨胀上下波动也可以看出，由于国内需求不足，这次基建投资力度的加大并没有带来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失业率也没有得到相应的降低。

（二）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存在失灵的原因分析
综上分析我们发现，我国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的年段具有相似的特点：
1、国家政策干预较强
国家行政的强制干预，扰乱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运作。

改革早期，造成机构人员臃肿的国家包分配政策、通货膨胀治理过程中“一刀切”的手段等都不同程度地干扰了菲利普斯曲线对国家经济运行态势的描绘和反映。

2、经济环境和政策制度出现较大的转变
经济政策调整较大的时期或者经济转型期通常会带来菲利普斯曲线走向的失灵。

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例，全面的市场经济改革带给中国经济环境较大的转变。

大量个体户、民营企业不断涌现，基建投资快速增长，货币供应量激增，经济环境在较短的时期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我国在该时期菲利普斯曲线的走向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形，双高的出现不仅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行有关，还与我国长期存在的隐性失业人口的显性化有关。

3、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的自相关性使得前一个周期的通货膨胀率对后一个周期的通货膨胀率有着较强的影响，且前一周期通货膨胀率越高对后一周期的影响通常也越强，对菲利普斯曲线走向的影响越强。

另外，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不同，对菲利普斯曲线走向的影响也不同。

投资过热导致的通货膨胀可以带来一定的就业机会，因此可以降低失业率；但单纯货币投放过量、货币供应激增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对就业机会的增加没有直接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两种原因都会存在，但由于各自所占的程度不同，其所体现的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大小也不尽相同。

通货紧缩是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和需求持续低迷所引起的，表现为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
间的“产出缺口”不断扩大，价格总水平和产出增长率的同时下降。

程度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影响的范围相应比较广，对经济活动的伤害也较为严重，同时极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反映在菲利普斯曲线走向上也会出现异常的不规则波动。

四、结论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一）我国存在菲利普斯曲线体现的通胀率与失业率的替代关系
1、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幅度较小、经济环境较为稳定的时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

模型检验的结果亦是如此。

在经济波动较小的年份，曲线的拟合度较好，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较为明显。

2、分段拟合的曲线模型显示，后一周期的曲线斜率高于前一周期，相同的失业率水平下需要保持高于上一周期的通货膨胀率与之相应，即欲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需要付出较前几轮更高通货膨胀率的代价。

这是新经济的转变带给我们的经济和社会难题，也使得我国本来就非常严峻的就业压力更加紧张。

（二）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失灵具有时代特殊性
1、市场机制不完善，国家干预较强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政策因素对曲线的走向干扰较强，因此1979-1980年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走向了发生较大程度的变形。

2、转型时期产业结构的大幅调整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大力发展高投入、低产出、高损耗、低效率的粗放型产业到90年代末向集约型产业转变，逐步实现产业的全面升级，并且加大了对绿色环保、能源节约等产业发展可持续性的关注程度，控制了高消耗低产出产业的发展。

（三）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短期与长期走势相辅相成、相互影响
总体来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即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是存在的。

但正如弗里德曼所言，该条曲线已经不再是最初提出的描述通货膨胀和失业两个变量之间简单替代关系的一条曲线。

在某种程度上讲，曲线的走向已经夹杂了更多中国国情所特有的因素，因此对曲线的实证研究也带有了更多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运行总态势的沉思和反省。

首先，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移动构成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其次，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周期变动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得以循环往复地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