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思想政治教育比较

中日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比较启示

朱学强

（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

【摘要】中国与日本在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各有特色, 尤其在培养目标的内容上尤为明显。在各自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在历史又有着某种联系。中日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的及其理论依据的异同点给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不少启示。通过比较分析，主要启示有：把青年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对象，狠抓少年教育；培养集体主义思想和意识；注重青少年健康、健全人格的培养。

【关键词】中日;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比较

古代日本，由于地理位置及自身历史发展等因素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古代中国作为其唯一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不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文化教育制度其都受到中国文化全面而深远的影响。虽然日本在对中国文化借鉴、吸收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所使之适合本国统治需要的改造，但其整体上却基本完整地借鉴和吸收了中国古代以儒学为文化核心的中国主流思想，特别表现在日本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这就使日本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有着某些历史的联系。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日思想政治教育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两个本来关系密切甚至有些血缘关系的近亲逐渐疏离，最终各自走上了一条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独立发展道路，具有了各自适合本国国情的独特特征，这点最终的明显体现是在两国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上。

中日两国思想政治教育如何由紧密的相互联系走上了各自独立的发展道路，它们的培养目标有何异同，不同培养目标中的理论基础有怎样的历史渊源，由此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一、中日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

（一）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我国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1]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者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要求。理想为是对青年人发展方向的指引，社会主义青年应具备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道德在理想的支配下调节行为，纪律是实现理想和道德的保证，文化是具备另三者的基础和发展动力。在此四者中，尤其强调理想和纪律。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是由邓小平同志最早提出并不断完善的，以它为我国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体现了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要求，体现与现阶段我国政治目标的一致性。

（二）日本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

由于“二战”等历史原因，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比较特殊，以“二战”日本投降为分水岭，日本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可以分为战前、战中和战后两个阶段。

1．明治维新至“二战”日本投降日本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战前、战中）这一时期的日本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为“和魂洋才”，与中国近代史上的“中体西用”思想有相似，即继承日本传统的神国主义思想，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己所用。这一目标主要运用在日本战前的近代化过程中。在战争前期及战争中，进一步将此目标表述为培养“尽忠报国”的“皇国之良民”，强调为国（天皇）尽忠，而为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服务。

2.“二战”日本投降以后（战后）

1947年日本颁布《教育基本法》取代了自1890年开始实施的《教育敕语》，标志着以民主、和平为核心的“塑造完美的人格”的思想政治培养目标的确立。《教育基本法》中规定：“教育应以培养完美的人格为目的培养热爱真理与正义、尊重个人的价值、尊重勤劳与责任、富有自主精神、身心健康的国民，使其成为和平国家与社会的建设者。”

战后日本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的确立是世界对清除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由于战后日本由美军占领，这一时期的日本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浓厚的美国色彩。

二、中日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的理论依据

一国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培养目标的理论基础除了系统的理论依据外还与本国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心理基础和思维方式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探究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的理论依据还必须与其历史渊源相联系。

（一）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的理论历史来源及现实依据

1.理论历史来源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可以概括为天命论、人性论、义利观三大方面，由此考察我国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的理论历史来源大体体现在一下方面。

现阶段，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要求青年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既是我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其确立也是我国数千年思想伦理道德等思想理论的对华夏子孙的塑造结果。

儒家经典《大学》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个人道德修养所要完成的四个目标，这就为人们，特别是为士大夫阶层提出了人生目标要求，“治国”、“平天下”成为人生最高追求，由此培养了中国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古籍经典《周易》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激励了中国人几千年，促进了中国人刚强、积极进取精神的形成。“四有”新人培养目标的首要要求是“有理想”，就是要求青年人将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相结合，要求青年人努力进取、积极向上，体现了中国人刚健、积极向上的传统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德”，一直占据及其重要的部分。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道德”作为治国和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对君王要求“为政以德”，对个人品行要求符合“君子”标准。如今提倡的“以德治国”可以从此找到思想和理论根源。虽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道德要求增添了时代的新内容，但其诚信、互助、友爱等基本精神不变，要求青年人“有道德”，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几千年形成起来的传统伦理观念的精神需要。

在中国古代，对文化教育的强调不是很突出，孔子说：“有余力，则学文”就是一个体现，但古代“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为我们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起到很大的启示作用。如今强调青年人“有文化”也是在传统基础上的时代进步和现实要求。

我国古代，“君君、臣臣、亲亲、子子”和“三纲五常”是人们政治生活和人际交往的行为和道德准则，要求人们遵循相应的规则和纪律，我们如今思政培养目标强调“有纪律”也与我国传统文化对个人行为要求相一致。

2.现实依据

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部分。具体说来包括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学说、“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说。这些理论和学说构成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的理论依据，是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的理论基础。

任何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的确立都是与该国该时期政治任务相一致，为实现这一时期或更长时期的一定政治目标而活动，同时也与该国当前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水平相适应。我国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确立既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当前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的要求，同时与实现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相一致，与我国社会主义公民基本素质培养目标相一致。这构成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的政治基础。

（二）日本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的理论历史来源及现实依据

1.理论历史来源

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分为本土和外来两大来源，但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本土中有外来思想，外来思想又融合于本土，即“本土非地道的本土，外来非纯粹的外来”。[2]

在日本本土思想中，神国主义思想是日本传统思想，是日本人围绕其民族起源和国土生成问题与最高统治者之间创造的具有神话色彩的思想，后来一直被统治者利用，成为统治国民、维护统治的工具。神国主义思想在日本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自古以来沉淀于日本名族的深层心理之中。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时的日本思想政治培养目标：“和魂洋才”，之中的“和魂”就是来源于日本传统的神国主义思想。在日本本土思想中，森有礼的“国民教育论”思想也是日本后来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来源，不论是“和魂洋才”还是“具有完美人格的人”的培养目标都渗透着国民教育论的国家主义思想。

在外来思想中，中国的儒家文化思想对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相当巨大，改造后的儒家思想，影响了日本上千年，特别是由儒家思想改造而来的“忠诚”思想成为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重要内涵，为天皇统治和日本二战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忠君爱国的人才。除此之外，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多元主义”思想对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的确立特别是战后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确立产生了极大影响。杜威主张，教育不是培养“机械奴隶”，而是造就积极进取的健全的社会分子。

2.现实依据

日本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确立，除了历史思想影响外，也有现实事实依据。

正如前面所讲，日本战前和战中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的确立是为巩固天皇统治和战争需要。二战后的培养目标随着客观环境变化也不断变化。战后为消除日本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影响，强调以培养民主、和平的公民理念为目标，认为这是完美人格的核心。日军占领结束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中心任务变化，为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中，特别强调民族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为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又开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