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统与世变

第21卷 第4期 宁 波 大 学 学 报（人 文 科 学 版） Vol. 21 No.4 2008年7月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LIBERAL ARTS EDITION） July 2008

—————————————— 收稿日期：2008 - 03 - 06 基金项目：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04）。

作者简介：袁 进（1951 -），男，江苏镇江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统与世变

——试论清代古文系统中显示的文学史观

袁 进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摘要：清代士大夫对古文文统的评论中显示了不同的文学史观，文章对此作了简要的梳理。各家对“道”与

“文”的不同侧重，导致他们对文学史的流变产生不同的认识。

关键词：古文；文统；演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5124（2008）04 - 0044 - 07

一

“古文”的名称本身，便显示了一种“复古”的文学史观。吴伟业曾经加以阐释:“古文之名何昉

乎？盖后之君子论其世，思以起其衰,不得已而强名之也”。他回顾了历朝的文章演变：汉代只有古文尚书、古文孝经，并没有“古文”的文章。“自魏、晋、六朝工于四六骈偶，”唐宋巨儒始为黜浮崇雅之学，将力挽斯世之颓靡，而轨之于正。古文之名乃大行。盖以自名其文之学于古耳。其于古人之曰经曰史者，未敢遑以文名之。南宋后，经生习科举之业，三百年来，以帖括为时文，人皆趋今而去古，间有援古以入今。古文时文或离或合，离者病于空疏，合者病于剽窃，彼其所谓古文，与时文对待而言者也” 。［1］

“古文”是与“骈文”、“时文”相对而言的，之所以突出“古文”，正是因为“古学之亡久矣”，所以才要复兴古文，通过复兴古文来复兴“道”。这样，清代提倡古文的，在文学史观上往往有几条共同点：首先是主张“文”、“道”合一，“道”是“文”的支柱，“文”应当是“道”的显现，但在“道”与“文”的侧重上，各家各派有自己的说法。

因此，清代文坛主流对文章源流演变的看法，其前提是强调“道”，但是在强调“道”的前提之

下，还是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他们都感叹“古文”的衰落，都把明代视为“古文”衰落的时代，试图起来矫正明代文章带来的弊病，但是他们矫正的方法又各有不同。黄宗羲认为：“今天下人才之衰，亦甚矣！而其弊在不知学术。夫古今来虽云三立，要无不本于立德者。立言不本于德，则为剽窃之词章；立功不本于德，则为侥幸之事业；即如震川之文，所以称为有明第一者，亦因其得庄渠之学，而其文始至，宁可将三者截然分判乎？然非空谈本心，便可为学术也，必实实穷经通史，读破万卷，识见始高，胸襟始阔。故孔子教人必由博而约，盖不博无所谓约也。今之学者，非不人人言学矣，

大都空疏不学，剽取陈言。便欲诋毁前人，而越过之；此如赵括言兵，谈何容易。”①他希望通过提

倡“德”与“学”来提高古文。但在他指出古文弊病时，又显示出他的文学从属于“德”与“学”的文学史观。

黄宗羲是思想家，喜欢从“道”出发，文学家则有所不同。侯方域认为：“大约秦以前之文主骨，汉以后之文主气。秦以前之文，若六经，非可以文论也，其他如老、韩诸子，《左传》、《战国策》、《国语》，皆敛气于骨者也。汉以后之文，若《史》、若《汉》、若八家，最擅其胜，皆运骨于气者也。”②他

第4期袁 进：文统与世变45

认为先秦之文不可学，唐宋之文方可模拟仿效。因为先秦之文重在思想，行文只是适应内容需要；唐宋之文追求文章表现上的完美，有行文规律，易于学习。侯方域批判“六朝选体之文，最不可恃”！也是从作文的角度，批评它“士虽多而将嚣”，“不按部伍”。（同上）从文学形式上予以否定。这又表现出一种站在文学本位上的文学史观。

清代只有极少的文学家能象侯方域那样，坚持文学的独立性。大多数作家首先是推崇儒家正统文学观，并以此来评论文学史。叶燮认为：“文之为用，实以载道，要先辨其源流本末，而徐以察其异轨殊途，固不可执一而论，然又不可以二三其旨也，是在正其源而反求其本已矣。”于是，叶燮提出了“美”、“通”、“是”、“适于道”四条标准。以这四条标准来观照文学史，叶燮发现：“彼美而未尝通者，六朝之文类是也；通而未尝是者，庄周、列御寇之文类是也；是而未尝适于道者，司马迁等文类是也。夫由文之美，而层累进之，以至适于道而止道者何也？六经之道也。”还是把“适于道”作为最高标准。因此叶燮认为“然庄、列之人与文，其力能自为一道，而与六经之道为角，才与辨皆足以济之。如庄之外篇，叛道尤极，而其书卒不废，盖与道相反，而能中分以自成者，不可徒以一家称也，但不可谓为是而已。司马迁之文，固知尊向六经，然徒能貌其郛廓耳，于道虽未能适，其志则道也，故其自谓成家可也。”③在道的最高标准衡量下，这些被金圣叹称为“才子书”的文学经典，都被叶燮放到次等文学的地位。“美”的标准处于最低标准，艺术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叶燮作为文学家，论诗时也还能推重艺术发展，一旦论文，则完全认同于儒家的“文以载道”。这种论诗与论文不同的态度，在清代也是常见的现象。

因为评价的标准不同，结论也就不同。邵长衡主张“文者，载道之器。故文非道不立，道非文不行。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文不在兹乎？’是文之极轨，惟唐虞三代六经之文，足以当之。自圣人没，庄、列、申、韩者流，蠡出并作，乃各倡其曲说为一家言。盖文与道离矣。汉承秦煨烬之余，掇拾补裰，六艺蔚然复兴。董仲舒、贾谊、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之徒，最为尔雅。自是文靡于六朝，韩愈振之；文亡于五代，欧阳修、苏氏父子振之。之数公者，其概然自号于一世，莫不欲原本道术，追诗书六艺之遗，顾于道，犹或离而或合也。夫三代以前，文之盛衰在上；两汉以后，文之盛衰在下。文之用在上，则文与道合，而其文极盛而不可加；文之用在下，则文与道佹离佹合，而其文亦多驳而少醇，非独人事，盖有运会焉。”④他对先秦两汉文章的评价与侯方域完全不同，更尊崇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由此也可看出侯方域主张的可贵。

邵长衡认为文学史的演变不完全由于“人事”，即作家的努力，还有“运会”的作用。什么是“运会”？邵长衡没有解释。后来的纪昀则论述了文学史发展的条件，他又回到钱谦益等人论述的主张，将“天地变”、“世变”与“文变”连在一起：

三古以来，文章日变，其间有气运焉，有风尚焉。史莫善于班、马，而班、马不能为《尚书》、《春秋》；诗莫善于李、杜，而李、杜不能为《三百篇》，此关乎气运者也。至风尚所趋，则人心为之矣，其间异同得失，缕数难穷。⑤

他把气运、风尚与文章连在一起，其实就是从“天地变”、“世变”与文章的关系发展而来。纪昀主张气运变引起风尚变，风尚变引起人心变从而造成文章变。有价值的变化，变在精神，而不在形式。他在评论古文集时指出：明代古文“自李梦阳《空同集》出，以字句摹秦汉，而秦汉为窠臼。自（茅）坤《白华楼集》出，以机调摹唐宋，而唐宋又为窠臼”。他欣赏唐顺之对茅坤所编古文选本的评论：“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虽有专门师法，至于中间一段精神命脉，则非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与此”。［2］表达了他重精神不重形式的看法。

天地变其实是一个假定，关键还在于世变，由世变而引起文变。但世变怎样引起文变？各家便有不同的说法。黄宗羲认为“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忿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于亡宋之日，而皋羽其尤也。然而世之知之者鲜矣”。（《南雷文案》附《吾悔集》卷一，《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他主张时代急剧动荡之时，也是文章鼎盛之时，乱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