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淡水鱼类病害防控技术现状及前景展望

大宗淡水鱼类病害防控技术现状及前景展望中国是世界上水产养殖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早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殷商时期，甲骨卜辞中就有“贞其雨，在圃渔”的记载。同时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养殖大国，水产养殖产量占世界水产养殖总产量的70%以上，其中淡水养殖是水产养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宗淡水鱼类是淡水养殖的主体。在淡水鱼类养殖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在世界上就是遥遥领先，2008年，莱斯特·布朗评价中国的淡水渔业对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工业和养殖业的发展，水域环境受到了较大的污染，水质日益恶化，导致各种水产动物病害频发，呈现出疾病种类多、发病面积广、延续时间长、死亡率高、控制难度大等特点，每年我国水产养殖因病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达百亿元之巨，其中大宗淡水鱼类病害损失高达40亿元，约占鱼类病害损失的70%。病害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大宗淡水鱼类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而病害防控技术的发展必将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

本文回顾了我国大宗淡水鱼类病害防控技术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我国大宗淡水鱼类病害防控技术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探讨我国大宗淡水鱼类病害防控技术的战略构想。

1大宗淡水鱼类病害防控技术的回顾

我国大宗淡水鱼类病害防治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范蠡的《养鱼经》，至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北宋时期苏轼的《物类相感志》中有“鱼瘦而生白点者名虱，用枫树皮投水中则愈”的记载，其中的“虱”就是常见的鱼类寄生虫小瓜虫。明代《农政全书》载有“池瘦伤鱼，令生虱，鱼虱如小豆大，似团鱼，凡取鱼见其瘦，宜细检测之，有，则以松毛遍池中浮之，则除”，进一步描述了鱼类寄生虫鲺的形态和防治方法。这些寄生虫的描述和防治方法代表了我国大宗淡

水鱼类防控技术的萌芽。但之后我国鱼类病害防控技术发展缓慢，直到20世纪20年代，我国一些生物学家开始引进现代鱼病防治知识，并对我国大宗淡水鱼类寄生虫病进行了研究，拉开了我国现代鱼病防治技术发展的帷幕。如陈同白在广东草鱼体上找到叶状鳋(Argulusfoliaceus)，并曾用气化氨等进行杀灭试验；1938年喻兆琦首次记述了我国常见的3种锚头鳋，并发现了喻氏鳋新种(Argulus yui)。不过，限于当时科研条件和科技水平，直到解放前夕，仅对某些门类寄生虫及其疾病开展了零星研究。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大宗淡水鱼类病害防控技术仍主要集中在鱼类寄生虫病的研究，系统的调查了青、草、鲢、鳙“四大家鱼”的寄生虫病，基本上弄清了草鱼寄生虫的种类、结构、生活史以及对寄主的危害性等问题，建立了中华鳋、鲺、九江头槽绦虫、复口吸虫、指环虫、黏孢子虫、小瓜虫等寄生虫病的防治方法，特别是对九江头槽绦虫、黏孢子虫等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如廖翔华等(1956)系统研究了广东九江头槽绦虫等寄生虫的生活史，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控措施，这些措施成为该类寄生虫防控的经典沿用至今；陈启鎏等对黏孢子虫纲进行系统的区系分类，提出了两个新的分类系统，在原生动物分类研究中，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与此同时，对大宗淡水鱼类的赤皮、肠炎、烂鳃等细菌性疾病的防控也取得了较大进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草鱼“土法”疫苗的成功研制，基本解决了我国草鱼养殖的病害问题，并一直沿用至今，开创了我国鱼类病害免疫防控的先河，上述研究为大宗淡水鱼类病害防控技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在继续开展大宗淡水鱼类寄生虫病及细菌病研究的基础上，对以草鱼出血病为主的综合防控技术开展

了深入研究，在病毒学、流行病学、细胞生物学、免疫学、生态学等理论上取得较大的突破，先后研制出草鱼出血病灭活疫苗、草鱼出血病活疫苗等免疫防控产品，提出了药物防治、免疫防控和生态防控为主的病害综合防控的新模式。此外，对草鱼细菌性烂鳃病的病原分类地位及其防控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确认了致病病原的分类地位为柱状屈桡杆菌，为疾病的有效防控提供了重要依据。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宗淡水鱼类疾病防控研究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研究对象进一步拓宽，研究程度进一步深入。基本弄清了大部分寄生虫的分类及生活史，提出了一些有效的防控方法；针对细菌性败血症、烂鳃病、赤皮及肠炎等细菌性疾病，查明了病原，建立了诊断方法及防控措施；草鱼出血病等病毒性疾病免疫防控技术进一步成熟，接近产业化水平；药物、疫苗、诊断试剂、微生态制剂等疾病防控产品产业化进展良好，为大宗淡水鱼类病害防控提供了物质保障。

2大宗淡水鱼类病害防控技术现状

2.1病原检测与病害诊断技术

水产动物病原快速检测技术，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编著的《水生动物疾病诊断手册》分别推荐了IFAT、ELISA、PCR、DNA探针等技术作为水生动物病害的快速诊断方法。近年来，我国对草鱼呼肠病毒、鲤春毒血症病毒、锦鲤疱疹病毒、嗜水气单胞菌、温和气单胞菌、爱德华菌等大宗淡水鱼类病原的快速检测技术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建立了草鱼呼肠病毒、锦鲤疱疹病毒、嗜水气单胞菌、爱德华菌的PCR等快速检测技术，研制了嗜水气单胞菌等的检测试剂盒，但至今尚未推广应用。总的来说，我国病原检测试剂盒在种类、技术水平、易用性、商品化等方面都与国外存在一定

的差距。

2.2药物防控技术

药物防治仍是近年来我国大宗淡水鱼类病害防控的主要措施，但由于病原体耐药性的增强，药物残留问题严重，食品安全问题突出，使人们对渔药使用安全性的重视程度得到加强。近年来我国在水产动物药代动力学研究上有了良好的开端，初步建立了磺胺类、氟喹诺酮类等渔药药物代谢动力学模型，获得其主要药物动力学参数和影响因子，制定了相应的休药期，并对渔药剂型的研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采用特色的中草药对大宗淡水鱼类疾病进行防控，取得了良好的防控效果；对甲苯咪唑、氟苯尼考等药物在大宗淡水鱼类体内的药代动力学进行了研究，建立了残留的检测方法，制定了最高药物残留限量标准及其休药期，提出了药物合理使用方法，为大宗淡水鱼类病害防控提供了技术支持。

2.3免疫防控技术

作为符合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病害控制措施，免疫防控已成为21世纪水产动物疾病防控研究与开发的主要方向。我国水产疫苗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末，大宗淡水鱼类疫苗的研究代表了我国水产疫苗研究的发展历程，反映出三个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一是针对早期以来“四大家鱼”养殖中大宗品种草鱼的病毒和细菌病，历时30多年，先后研制出4种开创性疫苗：①我国第一个水产疫苗：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研制的草鱼病组织浆灭活疫苗(“土法”疫苗)；②我国第一个人工水产疫苗：20世纪80年代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和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制的草鱼出血病细胞灭活疫苗，该疫苗是在国内多家科研单位联合攻关获取革鱼出血病病毒(GCHV)敏感细胞的基础上研制成功，并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