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

上海科技翻译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4No .4
[收稿日期]2004204206
[作者简介]胡庚申(1949-),男,清华大学外语系国际交流语用学教授,博士,剑桥大学英语与应用语言学博士后学人,研究方向:翻译学,国
际交流语用学,英语语言教学。

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
胡庚申　(清华大学外语系,北京100084)
[摘要]从“适应”、“选择”的视角来探讨翻译理论问题是对翻译研究的一种新的尝试,目前尚未见有人从这个视角系统
探讨翻译理论的研究。

本文借鉴其它临近学科领域相关的研究思路,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 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解释和描述了译文产生的翻译过程,探索了“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

[关键词]适应;选择;译论;哲理[中图分类号]H 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141(2004)0420001205
1　引言
“适者生存”(亦称“自然选择”
)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1859年,查尔斯・达
尔文发表了他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 2
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

这是
“一本近代生物学最具决定性的开山之作,也是对人类整个意识形态领
域产生深远影响的雄辩式巨著”
(叶笃庄等,1998:封页)。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从内容上来看大体上包含
生物变异(mutation )、生存适应(adaptation )、物种进化(evolution )三个最基本的概念。

“适应”与“选择”是“调节人类行为的基本机制”(Lopreato &Crippen ,1999:85)。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达尔文“适应 选择”学说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且在与翻译学研究相邻的其它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各领域里,都有着多方面的关注和研究。

文化学家普金森(H .Perkinson )1995年在其专著《事物如何优化——从说话、写作、印刷到文化
转变》
(How Things Got Better :Speech ,Writing ,Printing ,and Cultural Change )中指出,“文化转变
也是达尔文主义的”。

他认为,人类创造的文化总是在不断地改进和完善……所有文化都是在对现有文
化的改进和完善过程中转变(Perkinson ,1995:xii )。

还有学者认为“文化改变是由文化演化而致”
(cul 2tural change is wrought by cultural evolution )(Dawkins ,1976;Chesterman ,1997:6)。

社会学家娄普里托(J .Lopreato )和克里潘(T .Crippen )曾说过,达尔文等人所做的工作,是在自然
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建立“桥梁”。

“被世人广泛理解
的达尔文主义将证明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它物种行为的主要关键。

在人类行为研究中运用达尔文的学
说已成为一个十分明显的发展方向”
(Lopreato &Crippen ,1999:85)。

人类学家图比(Tooby )和科斯米德(Cosmides )(1992:54255)在他们关于《文化的心理学基础》(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ulture )的论文中强
调,正是由于一系列的适应才构建了种种的机制
(mechanisms ),并由这些机制“调节人类的行为”;“适应即选择的积累结果”(Lopreato &Crippen ,1999:92)。

哲学家和符号学家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 )在近半个世纪的探索中,进化思想是他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基础。

他说,“知识的增长
是由于某些解释意义的做法具有‘优性’(goodness )和‘活性’(1iveliness )(用达尔文的术语即:适应、生
存),而其它的做法则无果”(Gorl ée ,1994:230)。

语用学家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ren )在
他的《作为语言适应理论的语用学》
(Pragmatics as a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 )一书中指出,语言适应即指语言适应环境,或者环境适应语言,或者两者同时相互适应。

恰当的、成功的交流既是适应的过程,又是适应的结果。

言语交际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适应(Verschueren ,1987)。

其它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例如在意识形态研究方面的《达尔文与现代世界观》(Darwin and the Modern World View )(Greene ,1961)、社会学研究方面的《进化理论:通往未来之道》
(Evolutionary Theory :Paths into the Future )(Pollard ,1984);神学研究方面的《进化世界的神创
・
1・
论》(Theology of Creation in an Evolutionary
World )(Schmitz 2Moormann &Salmon ,1997)、
哲学研究方面的《创造进化论》(王珍丽等,1989)、文化学研究方面的《文化进化导论》(吕斌,1994)、语言学研
究方面的《从进化视角看语言中的语言》
(Lan 2guages within Language :An Evolutive
Approach )
(Ivan ,2001)等。

翻译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沟通
和交流的桥梁和媒介。

从学科的角度来讲,探讨翻译活动基本规律的翻译理论研究应当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上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及其成果,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可以看作是对本文借用“适应 选择”学说来探讨翻译适应选择论(参见第4节)的可行性提供了依据和支持。

2　翻译活动与生物界的关联
我们知道,翻译活动的发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
的进化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自从操着不同语言的人类有了相互交流的需要,为克服语言的障碍而寻求人类心灵沟通的努力就已经凭借翻译而实实在在
地存在着”(许钧、唐瑾,2002:2)。

翻译活动存在的前提,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

翻译是不同语言信
息的转换,这种转换本身也是一种符号活动。

“人类创造文化依赖于符号活动。

人就是进行符号活动的
动物”
(R .巴特语,见王学文译,1987,15)。

鉴于翻译是语言的转换,而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人类交际活动的积淀,而人类又是生物界的一部分,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从中看到一个很有意义的内在联系
:
图1　翻译活动与生物界之间的互联关系
图1表明,作为人类行为的翻译活动,与生物界的活动,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总体上是关联的和通融的。

既然翻译活动是人类交际行为的一部分,又和生物界的活动是关联的和通融的,那么,这种关联性和通融性就为适合于生物界的基本规律也同样适用于翻译活动提供了一种可能。

尽管以上的简析和图标只是粗略地勾画了翻译活动与生物界之间的互联的关系,然而,这一点对本文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了翻译活动和生物
界活动之间的这种关联和通融,也就有了本文研究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 选择”学说基本思想来探讨翻译活动规律的前提。

事实上,人类行为与自然界内在联系和通融的情形已早有论述,如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和符号学家查尔斯・桑德・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 )就曾说
过:人类思维的认知过程是“自然化了的”
(natural 2ized ),可以适用于自然界的现象;“思维本身是一种与自然界所有活动形式具有相同特性的活动”与(Gorl ée ,1994:48249)。

人类学家凯斯(R .Keesing )指出:“人类学家可以同时将人类视为生物机体和文化产物,是文化性和生物行为互动且互补的,兼从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来看人类,因此可以对人类状况
的演化提出广泛的透视”
(凯斯,2001;张恭启等,2001:11)。

中国大陆哲学理论学者钱津认为,“人类本身是属于自然的”;“每一个人都是与自然相通的,
以有限的方式与无限的存在相通”
(钱津,2001:1,206)。

另一位中国大陆理论语言学者钱冠连得出的研究结论是:“语言与人类生存方式是互相包含的”,
“人类生存方式与人类语言是全息的”(钱冠连,2002:133)。

中国台湾也有学者提出:“就科学知识的
探索而言,人和大自然其实是以相互对等的地位进
行互动,都具有主动和被动的双重、互补的特性”
(詹志禹等,2002:9)。

甚至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也有类似的论述:他曾经建议“翻译理论可以分为具有两重性的普遍性理论和相对性理论(universalist
and relativist theories )(1975:235)。

更为概括地说,这两种观念似乎与人类用来适应环境的两种基本做
法是一致的”
(Lance &Jacky ,1991:34)。

可以看出,前面阐述的翻译活动与生物界之间的互联关系,以及上述不同学科的学者关于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互动、互补特征的描写,对于本文运用达尔文“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基本思想解释翻译活动的研究来说,可以说既是一种参照,又是一种支持。

3　“适应 选择”学说对翻译活动的解释
“自然选择”(亦称“适者生存”
)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即“适应 选择”学说。

这
一学说的实质是:任何生命体都具有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生命体只有适应了自然环境才能生存和繁衍;或者说,任何生命体的生存和繁衍都是接受自然的选择、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

生命体适应自然环境的基本规律是:汰弱留强、适者生存。

这就是适应、生
・
2・
存的自然法则。

所谓“自然选择”,简单地说,就是生命体要“适应”自然环境、要接受自然环境的制约。

再简单一点,“选择”就是能“支配”,“适应”就是受“制约”。

如果将“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运用到翻译中去,就是:译者(译品)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

根据这一基本原理,我们便可以对译者产生译文的翻译过程作出如下的解释。

译文的产生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自然”选择译者和“自然”选择译文。

这里所说的“自然”指的是“翻译生态环境”;而“翻译生态环境”则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

翻译生态环境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

根据“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在第一个“自然”选择译者的阶段里,重点是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

同时,这个阶段也可以看作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即译者适应。

进一步根据“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在第二个“自然”选择译文的阶段里,重点是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

换句话说,这个阶段就是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选择,而选择的结果就产生了译文。

在上述运用“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对翻译过程的解释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是译者。

由于第一个阶段的翻译生态环境是“选择译者”,因此这一阶段中的翻译生态环境中是不包括译者的。

但是,在第二个阶段里,由于译者的状态发生了变化,这时的译者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指的“译者”(a trans2 lator),而已经是一个“接受了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或曰“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的制约的”、特定的“译者”(the translator),因此,这时的译者就不仅仅是能够产生译文的翻译生态环境中的一般成员,而是已经成了翻译生态环境的“典型要件”,可以说已经能够体现、以至代表翻译生态环境来实施对译文的选择。

可以看出,这里的译者具有动态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与制约,另一方面又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与操纵。

译者的这种“双重”身份,如果用数学语言来说就是:在译者适应的第一个阶段,翻译生态环境(HJ)是自变量(或称“独立”变量),译者(YZ)是因变量(或称“依赖”变量),YZ是HJ的函数(即:YZ=f (HJ))。

而在译者选择的第二个阶段,翻译生态环境(HJ)仍是自变量,译文(
YW)则是因变量。

由于译文(YW)是译者(YZ)的函数(即:YW=g(YZ)),所以译文(YW)就是翻译生态环境(HJ)的复合函数(compound function,即:YW=g[f(HJ)]),其中,译者(YZ)是中间变量(medium variable)。

但正如上文所述,由于在翻译过程第二阶段里的译者已经能够体现和代表翻译生态环境,因此,在这个阶段里,译者(YZ)成了自变量,译文(YW)是因变量,YW是YZ的函数(即:YW=g(YZ))。

这样解释的结果就是:译者相对于翻译生态环境来说是因变量;而相对译文来说,又成为了自变量。

这段解释的数学表达式为:
HJ f
YZ
g
YW
“事物总是处在运动变化之中的,其主观、客观角色定位是一种相对状态”(刘祖培,2002:196)。

事实也正是如此。

上述这种“双重”身份现象在译者身上的体现是充分的、普遍的。

例如,通常所说的译者既是原文的“读者”、又是译文的“作者”;译者既是“奴仆”、又是“主人”;既是原文信息的“接受者”、又是译文信息的“发送者”等等,以上种种说法都可以说是译者这种“双重”身份的不同表达形式。

究其原因,这类现象应该不难解释。

从根本上说,当我们谈论“自然选择”的时候,也不能忽视另外一个事实:即作为一种有理性的高级动物,人类本身也是自然界的成员,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因此“自然选择”其实也已经包括了人类自己的选择。

正可谓“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大自然中发生的事情,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的行为代表的是大自然”(钱津, 2001:1,206)。

而且,自然界中,虽然所有的生物都不例外地需要适应自然环境,但是,人类与其它生物对自然的适应又有区别:“动物是被动地适应自然;而人类是主动地改造自然”(据中国中央电视台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播出的《科技博览》);是“人类的理性选择”(同上,2001:27)——既是“适应者”、又是“选择者”或“改造者”——人类本身就有双重的、乃至多重的身份,更何况在翻译过程中的译者呢。

“理性选择”、“主动改造”自然的能力是人类独具的行为特征,这一点对本课题来说是有意义的。

笔者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问题已专题探讨(参见《中国翻译》2004年第3期),因此对这一点此处不再细述。

由于生物体(动物和植物)都要适应自然生态环境,要接受“自然选择”;而译者和译品也都要适应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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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译生态环境,也都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因此,就这一点来看,两者的确有相通的和类似的情形。

这也表明,运用适用于生物界的法则来解释包括翻译行为在内的人类行为是可行的。

但是,笔者同时也注意到了自然法则,特别是“汰弱留强”法则在生物界和翻译界之间又有一定的区别。

这就是:自然界里的物种(动物和植物)适应自然环境、接受“自然选择”的“淘汰”是绝对的,是生物物种意义上的“绝迹”、“消失”、“灭绝”,例如恐龙的灭绝、南极狼的绝迹、种子蕨的消失等等。

然而,翻译界里译者 译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接受翻译生态环境选择的“淘汰”则是相对的,是人类行为意义上的“失意”、“落选”、“舍去”、“取代”、“未中”、“失落”等等。

这就是说,翻译活动中译者 译品的所谓“适”或“不适”、“强”或“弱”,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同时,不同的译本、不同的译文,由于它们适应了不同的翻译目的、不同的读者对象,因而又有可能共生共存。

这也是生物界和翻译界在“适应”、“选择”、“淘汰”等方面的区别所在。

由以上阐述可以看到,运用“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来解释译者产生译文的翻译过程,翻译就可以视为译者的适应和译者的选择活动。

同时,对于翻译过程来说,只有译者和译文才需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

而翻译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译品是译者价值的体现;译者的“生存”质量或“生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生产的译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者和译品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

也正是因为这种关系,使得译者和译品在“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法则面前,利害一致。

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可以说,译者和译品共同遵循着“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视角来看,翻译就是译者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被翻译生态环境因素所左右的选择活动。

这样的选择发生在翻译活动的各个方面,存在于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出现在翻译转换的各个层次。

这种选择背后的机制和动机,就正是“适者生存”、“汰弱留强”。

应当指出的是,从“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视角来探讨翻译活动,其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它不仅为“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翻译观提供了哲学依据和理论基石;更为重要的,运用“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在解释译者的适应与选择时,形似“外部环境”决定——译者须适应环境;实则“内部因素”决定——译者的自我选择。

译者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是一种“选择性”的适应,对译文的产生,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而无论是适应、还是选择,皆是由译者做出的选择。

于是,翻译过程中译者的适应和译者的选择便在“自然选择”原理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契合。

4　结论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简述和分析可以看出,本文借用达尔文“适应 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来对翻译研究进行探索是可行的。

一方面,由于翻译活动与生物界之间是通融的、相互关联的,而生物界遵循着“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因此这就为“适应 选择”学说适用于解释翻译活动提供一种可能。

另一方面,“自然选择”基本原理也能够自圆其说地解释译者产生译文的翻译过程。

再者,不仅“适应 选择”学说广泛应用于许多自然科学、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研究,就是在翻译界,“适应”和“选择”的客观现象也受到了普遍的关注。

综合以上各点可以表明,借用达尔文的“适应 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可以作为探索翻译理论的指导,这样做能够为构建“翻译适应选择论”提供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

同时,运用“适应 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从适应和选择的视角来解释翻译活动和翻译过程也是可行的。

朱纯深在论述翻译理论的“特色”时曾指出:“一个理论,强调其个性和独创性,证明其结构有个可依托的基本体系,是该理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2001:8)。

袁莉在构想翻译主体研究时也认为:“这是一个多少带有哲学和思辨意味的选题,必须借助于某一足够成熟、且自身极富渗透力的理论体系来加以深入地研究和探讨”(2002:402)。

这些学者的论述表明,寻求一个普适性较强的哲学理论作为基石,对于翻译理论建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笔者近年来在这方面作了专题的研究,并试图构建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胡庚申, 2001:3;2002:98;2003:2832291;2004:9215)。

现将笔者依据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 选择”学说发展的“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本体作如下的表述:本论基本理念:翻译即适应与选择;最佳翻译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累计结果;对于译者,适者生存、发展;对于译文,适者生存、生效。

本论对翻译的定义: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本论的译评标准: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译者素质;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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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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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Props of th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HU Geng2sheng
(Dept.of Foreign Langnages,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Abstract]In light of the studies on Darwinian evolutionary idea of natural selection carried out in many related areas,the au2 thor i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theoretical props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The production of texts is also interpreted and described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Key words]adaptation;selection;translation theory;theoretical prop
“上海市公共场所中文名称英译专家委员会”成立
9月16日,“上海市公共场所中文名称英译专家委员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成立,这是国内首个这类性质的专家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由英语语言学、汉语语言学、汉英翻译学、法学、社会学专家共26人组成,其中包括外藉人士4名。

委员会主要有四大职能:制定规则、审核名称、协调处理分歧以及为社会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

目前,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已经审议通过了《上海市公共场所中文名称英译基本规则》。

《规则》确定了中文英译的普遍原则:专名音译和通名意译。

比如,静安宾馆译为“Jing’an Hotel”,前一个词属于专有名词所以音译,后一个词属于通用名词所以意译。

当然,普遍规则之外也有例外,比如,“长城饭店”中的“长城”是专有名词,但是特定的专有名词,因此还是译为“Great Wall”。

普遍适用的规则制订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确定分领域(行业)的英译规范,这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因为情况更具体、更复杂。

“分领域”包括上海的路名、旅游景点标志、市政公用服务设施(如电话亭、厕所、停车库等)、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名称、文化体育场所以及流动性较大的大型国际会展、公益广告上出现的中文英译。

而在以上类别之中,又以路名翻译的情况最复杂、难度最大。

据了解,专家委员会成员在对各类英译进行审议时,将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各抒己见、充分讨论,要有2 3以上的专家认可才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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