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译本溯源

近日新闻报导耿济之的外孙整理外公遗作，发现之前以为毁于战火从未与世人见面的《罪与罚》早在此地出版流传，遂专程来到台湾，在国家图书馆协助下找回外公译著，修订润饰，交远景重新出版…PTT 网友己指正其非，台版《罪与罚》署名耿济之者其实为 1936 年启明书局汪炳琨本…这种事情只须稍事比对即可避免尴尬，不知为何轻忽如此？比对版本，确认译者何人，在証据上虽然一翻两瞪眼立可签结，然而整件事情却还有延续思考的价值…
远景版「杜斯妥也夫斯基全集」的译者问题（上）
早期台版重印旧本，由于政治环境诸多因素干扰，未署着译者姓名，或改易他人，读者对于作者的真实身份，不知怎么多半也都知晓，视此现象司空见惯，目为平常。

1977年远行出版杜氏作品，汇刊「杜斯妥也夫斯基不朽名著」，最初诸本皆无署名。

然而稍有涉猎的读者都知道俄文翻译小说以耿济之最称名家。

这种出版者不说，读者却共有默识的情况，至远景出版「世界文学全集」仍无改变。

这批新版的杜氏作品译本，只由编者在书前附加一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生平与著作〉，其余书页，完全以旧版底稿印刷成书，版权页上的66年3月初版，
指的便是远行「杜氏不朽名著」发行的日期。

耿氏逝于1947年，早于国府政权退守台湾，考其生前官场经历与文学生涯，严格说来，并无太多政治敏感问题。

可能也是基于这个原因，伴随紧锢的政治氛围逐渐开放，有些出版社在重印旧本小说时署名耿氏并无避讳。

远景也在1986年将历来所出版的杜氏作品汇整全集，恢复耿济之的译者身份。

根据书目资料，这套15卷本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全集」，包含
1《穷人》（锺文）
2《死屋手记》（耿济之）
3《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斯元哲）
4《地下室手记》（孟祥森）
5《罚与罚》（耿济之）
6《白痴》（耿济之）
7《永恒的丈夫》（孙庆余）
8《附魔者》（孟祥森）
9《少年》（耿济之）
10《卡拉马助夫兄弟们》（耿济之）
11《赌徒》（孟祥森）
12《淑女》（锺文）
13《双重人》（邱慧璋）
14《作家日记》（张伯权）
15《书简》（不详）。

后三册未见，可能并未出版。

在实际出版的12册中，至少有8册属大陆时期旧版重印，其中5册译者署名并不正确；至于署名耿济之的5册其实也只有3册确实为他所译。

考订如下。

一、《穷人》
《穷人》有两个旧译本，译者分别是文颖与韦丛芜。

前者于1948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图1），时处战事末期，发行不广；50年代原出版社又再3次印刷，之后作家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先后再版，但据田全金录自版权页的记载，各版次印量最高仅数千，相加统计，文颖译本《穷人》十年间的印量不及2万册。

检视台版《穷人》，最早出现的学海本，即所谓青山本（其实皆辗转翻印，此间爱书人士往往只视为盗版，不屑一顾，只有近年大陆年轻学者不厌其详，把它们也视为一种版本计算）。

书前附
〈关于杜斯妥也夫斯基〉与郑学稼的长篇论文〈评穷人〉，内文则取自文颖本。

由印刷字迹判断，系以他本为底稿迳行制版，但比对又非影印自文化生活原本，猜测是源于上述50年代大陆汉字简化前的其他再版，或香港等地华文版本不得而知。

一善与进学有着业务经销关系，此本亦是文颖本，但非如较晚出之其他出版社影印进学、青山，乃照原样另行打字，无书前两篇附文。

1980年的喜美本内容与进学、青山相同。

远行1979年「杜氏不朽名著」版，译者署名林水文，远景1987年全集版，仍使用之前远行底稿印刷，译者改作锺文，二名皆伪托杜撰，其实都是文颖本，只是在部份字句上作了修饰润易（图2），书前附文则将原来孟祥森译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和他的作品〉更换另篇。

至于1926年的韦丛芜本，为中译杜斯妥也夫斯基著作首次成书之始，由著名的 Garnett英文本转译，再经鲁讯以日译本、韦素园以俄文本校订，书前除 Garnett 英译本详尽的引言外，鲁迅也写了小引。

此本于40-50年代不断再版，计有未名社本、开明书店本、文光书店本、正中书局本（并收录相关文章多篇），印量与流传超越文颖本甚多，似乎未见在台重印。

二、《淑女》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淑女》有两款旧译，最早的译者是何道生，193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之后收入万有文库，1966年台湾商务亦曾再版。

其次是1947年文光书店王维镐译本（图3），收入＜淑女＞及＜女房东＞两篇小说，书前有原序，远行 / 远景版全书照录（图4），小草丛刊不着译者，全集版译者改作钟文。

《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也有两个旧译本。

较早的是李霁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书名作《被侮辱与损害的》。

另一是1943年文光书店（邵）荃麟译本（图5），书末附译后记。

文坛社1974年直接影印荃麟本，改以《被命运播弄的人》为名出版，译者署名斯元哲，同年再版时书名改作《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部份书目初版定为1971年疑误。

远景1979年11月的「世界文学全集60」内文与前本同，书后增附杜氏年表，全集版所有信息仍旧（图6）。

国家图书馆目录载天华出版社68年12月曾出版译者署名耿济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但我手上有一本出版资料完全符合上述，内文与文坛社、远景版相同，但不见
有译者姓名，疑是图书馆职员登录错误。

远景出版社历年印行的杜氏此本，译者皆是斯元哲，其实不曾署名耿济之，造成陈逸误会，以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也是外公未出版译著，原因大概始自这笔资料。

天华版书前有陈慧剑所撰＜前记＞，述四十年代初曾读杜氏此书，澈骨椎心，终身难忘其痛。

三、《白痴》
《白痴》早期译本资料共四笔：
（1）徐霞村、高滔合译，重庆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1943年出版，32开，271页，据英文转译，书前有译者序，简介作者生平及作品。

至于当时法国文学名译者徐霞村为何与专注俄国文学的高滔合译此书？据田全金，高滔译了前半，之后忙于他事，又因政治案件被捕入狱，后半由徐霞村续成。

（2）高滔、宜闲本，1944年文光书店出版，分上下两册，共893页。

宜闲本名
胡仲持，田全金以为二人合译情况应与上本相仿。

然由两种版本页数相差过巨来看，前者显非全译本，关于高滔译事是否尚有曲折，或者两种版本其实相同？可惜国内图书馆仅能找到存目，藏书早已佚失，无法比对。

所有疑问在亲见此书前暂时不得而知。

（3）耿济之由俄文直译的《白痴》，1946年上海开明书店发行，台湾图书馆可以找到1947年的再版，依书目登载规格，与初版无异，按现时的版次计算法实为1版2刷。

（4）1958年王琴重校的耿济之译本。

至于台湾十月出版社1968年发行署名王行之的《白痴》译本上、下两册，由印刷实务来看，字迹墨色漫漶，明显是旧本影印无疑（图7），所谓译者王行之，应是政治空气紧锢时代出版者自行杜撰，只是恰巧与当代的文史作家同名。

此外多家出版社不知何故也都有同样署名王行之的译本，例如1974年普天出版社，小说正文与十月版相同，但所据底本不同（图8）；另有摘自其他书刊的二篇文章权充导读。

其他内容相同的稍晚版本如大行等，可能据普天此本影印。

至于1974年东海版之底本来源与普天、大行相同，保留导读文章但另行打字排版，译者署名耿济之。

至于远行1977年印行的「杜斯妥也夫斯基不朽名著」与远景1980年「世界文学全集」均不着译者，远景1986年的全集版本始以译者为耿济之，内容与上列王行之各版本相同（图9）。

我本来也以为远行、远景与其他各家署名王行之的译本其实都是耿译旧作，但是两、三年前偶而看到政大俄文所李卓璋的硕士论文，《接受美学观照下的杜斯妥也夫斯基》（2005），提到：「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台湾出版的译本…未注明译者的多系1949年前译本之重印，新译本则有……王行之译《白痴》。

」于是觉得讷闷。

大陆学者田全金2003年的博士论文曾经详细整理杜氏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史，他对于台湾旧版重印，涂销或改易作者姓名的情况虽有了解，但囿于历史与地理相隔，庞大资料逐笔核实不易，只能笼统言之。

台湾方面的研究者往往贪图撷取资料方便，李卓璋即是在田全金隔空抄录的基础上，顺带整理了杜氏作品在台翻译一览表，资料细部有数处疏漏误植，显见并未逐本覆案核实，遂好奇亲往图书馆借书一观，没料到结果竟着实令人吃了一惊。

馆藏1947年出版至今已完全泛黄的耿译旧本，竟与前述远行、远景、及署名王行之的各家诸本完全不同（图10），原先以为耿译的《白痴》竟是他译！由差异幅度看来，也绝不可能是后来的王琴重校本。

既非耿译，那么台版《白痴》的译者究为何人呢？本来以为这问题除非跑一趟大陆图书馆否则无法求其真相，却在网拍旧书的资料里轻易检出高滔、宜闲本的部份书影，比对后确证十月出版社的王行之本直接影印自此本。

也就是说台版的《白
痴》并非大家一直以为的耿济之译本，直接译自俄文的耿译在台似乎仅有1980的喜美本，1981名家应与喜美同，待考。

四、《罪与罚》
近日新闻报导耿济之的外孙陈逸（小胜）整理外公遗作时，发现先前以为毁于战火，从未与世人见面的《罪与罚》早在此地出版流传，遂专程来到台湾，在国家图书馆协助下找回外公所有译著，鉴于旧日译笔不适合现代人阅读，决定重修润饰。

远景出版社甫于7月出版「耿译俄国文学名著重译选集」第一册《罪与罚》。

就读中学期间常去光华商场闲逛，曾听长年坐守狭窄书铺的欧吉桑老板与客人闲聊，揭露台湾早年包括远景在内多家出版社印行署名译者耿济之的《罪与罚》，其实皆非耿译，围观者众，多人出言附和，以为只是一般常识。

其实曾经出版的《罪与罚》旧译共有两种，译者分别是汪炳琨与韦丛芜。

坊间所见署名耿译的台版全数皆1936年启明书局的汪
炳琨译本（图11）。

启明书局在台湾复业后于1956年重印此本，隐去译者姓名，改以书局编译名义发行，1961年又编入世界文学大系套装丛书，是《罪与罚》一书最早的台版。

其他未署名译者的学海、青山、喜美各本，与署名甲兵的一善、综合等版，皆影印启明本，或依样打字，放松字距，适应台版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并无改动文句，惟自远行/远景本始见小处润改。

1977年的远行「杜氏不朽名著」未署名译者，但远景1979年「世界文学全集」以后各版则署名耿继之，应即台版《罪与罚》署名耿译的错误之始（图12）。

以第1页为例，出版社编辑仅将起首的句型倒装润易，之后文字全皆相同。

耿济之的外孙、国家图书馆、远景出版社暨推荐出版的藏书名人，确实未详审証据，轻率犯下错误。

我在两、三年前就曾在网络写过文章，详考远景版《白痴》、《穷人》、《罪与罚》等书的译者。

这种事情只须检出各版，稍事比对即可确証，不知为何会如此轻忽？我为热心助人的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感到难过。

自己只是一般读者，不是学术或文化工作相关人士，偶而因个人阅读兴趣上图书馆查阅资料，不管是民国期刊或特藏微卷，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总会主动协助，待人非常亲切。

至于陈逸心情之难受，我亦可以想知。

长期与耿济之在翻译、出
版事务上进行合作，过从亲密的赵家壁，在1980年应社科院上海孤岛文学计划之邀撰文＜怀念耿济之＞，披露他于1980年3月7日登门拜谒耿夫人，席间探询耿济之留下的书信、文稿与藏书，耿夫人告诉他：「文化大革命期间，虽未抄家，儿女都要向造反派交待父亲的历史…留在上海的二女，像当时所有知识分子家族一样，把家藏的中外图书论斤当废纸出售，一大包父亲留下的文稿，全都付之一炬⋯」耿氏家人毁去的遗稿，应该也包含部份未发表、未译完的作品。

因为这层历史伤痛，陈逸对于搜寻外公遗稿下落，自有一份外人无可比拟的沉重心愿。

原来以为佚失的稿件无法追回，完全没想到会奇迹般再现眼前，背负多年心愿的追寻者，一旦认为自己面对的是上天赐予的奇迹，理性的分辨就再怎样也无法推翻内心的认定，于是原本不相干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仅因一笔书目资料在登录时误植，竟也让陈逸感慨万千，坚信又多寻回一本外公遗作…
耿氏生前曾有出版一套「耿译俄国文学名著」的构想未得实践，远景出版社也一直有心结集耿氏译作为歴史留下记录…
比对版本，确认译者何人，在証据上虽然一翻两瞪眼立刻就可以签结，然而整件事情却还有延续思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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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逸将旧版《罪与罚》改写为现代语，早在远景完成编务确实将书印出之前半年，已将自己预定附志在新版当作序文的这一段整理遗书的心路史披露网络，亲友在不同网址又各转载数次，既无引起文坛回响，更无人告之其中错误？或许陈逸非文化界人士，所以消息网络未及知情的读友，但也说明在一般人的认知里，早不详耿济之其人为谁！亦无认真关注之与趣！对于同我一般以阅读杜氏中译作品渡过青涩少年时期的人来说，这其实是沉隐在此番事件底层，某种极深切，却也同时轻淡其味的悲哀。

远景版「杜斯妥也夫斯基全集」的译者问题（下）
五、《罪与罚》底稿焚于战火的资料再考証
台湾出版译者署名耿济之的《罪与罚》确为他人译本，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但是耿译原稿与打印校样1932年焚于战火，确切可靠的文献出处我倒不知。

临时翻找了一阵，李卓璋、丁世鑫等近年研究论文提及《罪与罚》译稿焚毁俱无注明出处…一般大学或国家图书馆可以检出大陆期刊＜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戈宝权写的＜忆耿济之先生＞，里头提到耿济之本人曾告诉他，《罪与罚》译稿交商务印书馆准备出版，第一卷都已排好，不幸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毁于日军炮火，并表示对于自己已经译过的作品无心再次重译。

同期刊出原始由耿济之长女耿静芬编纂，再由外孙陈逸补充整理的＜年表＞，也有相同记载。

事实上，这回耿济之的外孙重新整理外公遗著，认为《罪与罚》底稿焚于战火，所根据最早的资料即是上引戈宝权刊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的文章，戈宝权的文章另于耿氏誔生一百周年于《俄罗斯文艺》摘登重刊。

其他作为辅证的资料还有：陈逸自述1979年12月陪母亲、外婆探望周予同，请托他回忆外公生前遗事，周予同告诉他：「你外公脾气好，但是一提起他翻译的那本《罪与罚》被日本人炮火烧掉，常常耿耿于怀。

我们都劝他再重译一遍，他总是沉思不语。

」上海书店1983年复刻再版赵景深的《文坛回忆》，里面一篇文章提及耿济之曾写信给他：「弟已着手译杜思退益夫斯基的《罪与罚》，现译竣二章，较他
人著作难译些。

」陈逸自述同年他陪母亲探访赵景深，赵谈及当年「耿济之对《罪与罚》毁于炮火，感到非常惋惜」。

查赵景深的文章写于1947年耿氏去世不久，但只说明耿氏曾埋首翻译《罪与罚》。

赵家壁和赵景深前引文都提到戈宝权在文汇报1947年4月6日发表耿济之的纪念文章＜俄国文学的介绍者耿济之先生＞，台湾图书馆所藏旧报微卷并无当日报份，我另外从他处检得同年《文艺复兴》月刊5月号，戈宝权＜耿济之先生与俄国文学＞，猜想与文汇报的文章相同，里面确实提到《罪与罚》全部原稿与商务厂房同毁与火；当时任职商务，专职小说月报出版事务的徐调孚曾校读已排好的文稿，感叹战火燬去文人心血。

以上两篇是我在图书馆检出有关《罪与罚》译稿焚于闸北大火的最早文献，耿济之去世数月之内，文汇报、联合晚报、时代日报、大公报、文艺复兴、文艺春秋等，都曾刊出纪念专号，虽然这些资料多数我还未能得见，但从赵景深文章中提及《罪与罚》的上下文推想，多数人在此之前并不知这部巨着的译文底稿已毁，1947年以后至1980年代初期，未再检出与耿氏相关的文章。

台湾虽然不乏重印耿氏译作，但其实台面上甚少有人提及其名，我在电子数据库内搜寻中央日报、联合报与中国时报，三大报社五十年来从未刊出任何一则有关新闻，期刊索引系统也从来没有人
撰文介绍他的生平与译书生涯。

耿译俄国文学虽然在上一代读者心目中地位显赫，《罪与罚》译稿的下落问题确是一段少有人知的秘辛。

六、误判他译为耿译的心理盲点
台湾最早整理杜氏中文书目的应鳯凰曾呼吁「杜斯妥也夫斯基全集」的出版，「将未曾译过的作品补全，错译的改正」。

不知是否正式向出版社提出企画，但他写于1976年的文章极可能是隔年远行开始杜氏著作系列出版的实际催生者。

他推崇耿济之是中文译介杜氏的第一大功臣，「《死屋手记》、《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白痴》、《少年》、《罚与罚》都是耿先生有生之年，孜孜矻矻的直接由俄文翻译过来的。

」
或许正是因为耿译在识者心目中形象显著，最具份量，应鳯凰整理书目时并未察觉坊间某些出版社将《白痴》与《罪与罚》的作者误植为耿济之，从此错误相袭。

如果回头检视远行出版杜氏作品的始末，可以发现1977年3月一口气同时出版小草丛刊编号
17﹣21，正好与应凤凰所整理出来在市面流传的耿译清单完全符合。

这五册在远行书目中自成「杜氏不朽名著」系列，考虑之前一年已经出版之《永恒的丈夫》，与稍后接续出版之小草丛刊编号第22《淑女》皆未列入此一系列，封面设计也显见有意区隔，虽然五册都未署明译者耿济之，但可推知幕后策画者确实在某一脉络下将这五册视为特殊整体看待。

在此并非有意追究到底是1986年「远景全集版」的编辑想当尔以为过去未署名译者的《白痴》与《罪与罚》为耿译，或是远行「杜氏不朽名著」的企画推动者原始就犯了错误？而是想藉此指出，将未署名译者的旧本归于耿氏，或许就是缘于耿译俄国文学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根深蒂固的观念造成判断上的盲点，在未加详审明証的情况下，出于想当然尔地认知，将他译误作耿译。

我们还可以再举几个例子进一步观察以上讨论的心理盲点。

从应鳯凰最早发表在《书评书目》的文章来看，此时他并不知耿译《罪与罚》底稿焚于战火，从未出版。

所以在《罪与罚》条目下，以耿译出版甚多，不及详列，但旁注有韦丛芜本。

猜想他是持台版与韦本对照，见其不同，于是想当然尔地以为台版必然为耿译。

隔年这份书目做为《作家日记》的附录重刊，已将此条旁注删去，直接注明综合书局曾于1968年出版署名耿济之的《罪
与罚》，不知是真有注明译者的此本，（我手上收有综合“书店”未明列译者的旧本，出版资料与应氏此份书目的综合“书局”相同）或是误判他译为耿译的心理盲点又更强化，综合只是各家出版社的统称？
1991年6月，师大历史学系的刊物《史学会刊》登载邵明达讨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书评文章，可能即是受到前述错误的书目资料误导，同时因为耿译的形象深植于心，竟然直接涂销译者，自行代出版社更正为耿济之，编辑不察，且以大号字体醒目刊出错误的版本资料。

文化俄文所研究生张婉瑜1994年的学位论文＜杜氏妥也夫斯基罪与罚第一、二章内容中文译本之比较研究＞，比较了韦本（文光），耿译（远景）与赖秀琴（文言）、刘根旺（志文）等本，他搜得在台难寻的韦丛芜本，却放过一般图书馆普遍都有典藏的启明本。

可以想见他也是因为此时未听过耿译原稿焚毁之事，比对下发现台版启明本内容与署名耿济之的远景本相同，也是因为耿译的醒目形象在心中深植，居然不认为迁台复业的台湾启明本当然与上海启明的汪炳琨本为同一译本，反而错误推论手中这本署名启明编译所的台版即是普遍在坊间出现的耿译。

七、中文译本的改写，兼论台湾接受杜氏的脉络
耿译俄国文学，开始于五四运动之后，托尔斯泰的《复活》、《艺术论》，屠格涅夫与契可夫的小说，「都是用白话文直接从俄语翻译过来，把在此之前由鸳鸯蝴蝶派文人用文言文意译、节译，称为外国言情、侦探小说的旧译本，一下子推到历史的幕后去了，驰聘世界的俄国文学名著第一次以本来面目与中国读者见面」（赵家壁）。

三十年代以后，耿氏选译的名著，几乎都是富涵思辩哲理的大部头巨着，尤其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上部于战争期间在上海孤岛由良友初版，对当时文化界与一般读者心理，给予极大振奋、激励效果。

耿氏在俄国文学的翻译地位，一时无人企及。

应鳯凰虽然肯定耿济之译介杜氏有功，但也不否认耿氏译文「诘屈聱牙，读起来既费力又不知所云，实在不适合现代人阅读。

」其实修正早年名译，在出版界不乏委请专家从事的例子，例如韦丛芜译的《罪与罚》，在五十年代就由张铁鈜用俄文详加修正，耿译在大陆后来也有改本，台湾远流出版社在八十年代委由蒋勋修订耿译托尔斯泰《艺术论》，这些都是推崇原译，但考虑翻译
与时代间的落差，不得已为之的补救办法。

有些出版社发行翻译文学，站在业者立场，考虑耿译形象所附带的市场销售，与其耗费时间财力请人重新翻译，不如保留耿氏译者身份，直接将过时的文句修改通顺。

遂令社内编辑将诲涩的文句稍事改写，缩短学者型的翻译家与一般读者的距离。

记得小时候在报纸上曾读过一篇文章，批评某出版社擅改黎烈文教授讲究信实的法国文学旧译，情形大抵也是如此。

上述修正着眼市场要求，以最少的成本推出能被一般读者接受的成品，不见得是出于文化理想的考虑。

其实从读者面来看，不同时代对杜氏作品的接受各有不同的文化脉络，三、四十年代耿氏翻译俄国文学，传达文学反映人生的写实主义观点。

六、七十年代台湾对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理解，却是缘于存在主义思潮所激起的反响。

孟祥森译《地下室手记》，藉着不能主动发声，只能受人左右的钢琴键，特别突显人是做为一种思惟者的存在，及其走向自由与体现自我的永恒处境，与耿氏时代的读者从杜氏作品领略的文化感受其实不同。

近年巴赫金《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在华文世界广受译介，复调小说、对话理论体现思想的活力及人际之间的平等关系，对于杜氏的理解也进入另一新的脉络。

因此阅读与翻译做为一种诠释活动，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视域之下，出版杜氏作品所散发的意义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