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边境对外贸易发展

国内边境对外贸易发展

在多重负面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边境对外贸易基本陷入停滞状态,仅有个别民间交易行为存在,恢复酝酿阶段(1978~1981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中国在客观分析国内外局势并充分吸收开放通商历史经验基础上,于1978年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鉴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沿海地区区位优势,早期的开放主要针对的是东部沿海地区。这一时期在大环境影响下,国家对边境地区的开放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相对保守态度,但民间经济交往开始逐渐恢复和发展,为之后的沿边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重启阶段(1982~1991年)。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东部沿海开放初见成效。1982年,党十二大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加之周边国家的产业结构与中国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中朝边贸会谈率先重启。随后,中国分别于1982年和1983年恢复了新疆对苏联和内蒙古对苏联、蒙古的边境贸易。为了规范这一时期的边境贸易,我国先后下发了若干文件,如《边境小额贸易暂行管理方法》(1984)、《关于加快和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1988)、《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对外贸易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0)和《关于积极发展边境贸易和经济合作促进边疆繁荣稳定的意见》(1991)等。高速发展阶段(1992~1993年)。在经历了酝酿和重启两个阶段后,中国边境对外贸易迎来了发展高峰期。这一时期,国际环境日益稳定,西南边境地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开始实施。解体后的苏联,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也迅速扩大;就国内而言,1992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对外开放黑河等四个边境城市的通知》下发,宣告沿边开放正式启动。同年,中国打破了单一的由国家统一经营的外贸体制,允许个体、集体直接参与边贸、地贸经营。1993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对外贸易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转为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发挥比较优势。同时,中国边境对外贸易开始以邻国为踏板和通道,开展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进一步促进我国边境对外贸易高速发展。以黑龙江省为例,其1993年对俄边贸进出口额达26亿瑞士法郎,比1992年增长30倍,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达470项,劳务输出达1260人。1992年、1993年云南省仅边境小额贸易就分别占全省进出口额的%、%。波动调整阶段(1994~1998年)。由于国内相关政策的不配套和监管问题,加之毗邻周边国家开放重点的转移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中国边境对外贸易在高速发展同时,也隐含诸多问题,如假冒伪

劣产品盛行、“中国制造”声誉受损等。因此,1993年下半年,一些省份开始出现了边境对外贸易额下滑的势头,1994~1995年,边境对外贸易额更是出现了全国范围的下跌趋势。为了促进边境对外贸易长期良性发展,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边境互市贸易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发展边境贸易的补充规定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办法等,以此规范中国边境对外贸易。总体而言,尽管这一时期中国边境对外贸易发展遇到了一定曲折,但从边境对外贸易的长期发展考虑,这一时期却意义重大,因为中国边境对外贸易的主体、贸易形式及贸易规则等都得到了相对有效的规范和规制,促进了中国边境对外贸易在改进与调整中发展。稳健发展阶段(1999~20XX年)。1999年后,世界经济一体化日益明显,全球经济呈上升趋势。中美达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定,摈除了中国加入WTO的最大障碍。同时,伴随着缅甸加入东盟,拥有5亿人口,覆盖整个东南亚的经济区初步形成。此外,亚洲金融危机中遭遇重创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经济开始复苏,俄罗斯也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为呼应周边国家经济形势的改变,并促进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中国于1999年和20XX年分别提出了“兴边富民”行动和西部大开发战略,20XX年6月,对20种商品停止执行边境贸易进口税收优惠政策,20XX年,党的十七大提出“提升沿边开放水平”。通过相关战略的出台和政策的调整,说明中国对边境对外贸易发展有了更为明确和科学的定位,更强调边境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化而不仅仅是数量的攀升。因此,这一时期中国边境对外贸易呈现出一个较为稳健的发展态势。进一步深化阶段(20XX年至今)。这一阶段,国际金融危机从爆发到进入后危机时代,但中国毗邻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他们通过商品出口,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因此虽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相对较弱,由此中国边境对外贸易仍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中。同时,中国参与次区域间合作日益密切(表略),并对不同边境省份有了更具针对性的功能设定,相应成立了喀什经济特区、四大重点开发开放实验区等,各项优惠政策的出台推动了中国边境对外贸易发展的进一步深化。总之,中国边境对外贸易迎来了一个新的机遇期。

边境对外贸易研究述评

也有学者对一些具体省份的边境对外贸易发展史划分较为细致,但又大多缺少全局性的思考,借鉴意义受到限制。由此,通过中国边境对外贸易的发展史,特别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边境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仍然需要做更加系统科学的整理与划分。关于中国边境对外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关于中国边境对外贸易国际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涉及WTO、金融危机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宾建成和李师、李继广等学者均认为中国加入WTO对边境对外贸易而言,是一把双刃剑。WTO既带来了中国货物贸易迅速发展、贸易顺差急剧增加、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

和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也由于当今中国政策和WTO规则的不相容性造成了边境对外贸易面临着巨大挑战。[12]舒曼、刘一等人从金融危机视角出发,前者剖析了金融危机对中国边境对外贸易造成影响的内外部原因,[13]后者则分析了未来边境贸易面临的保护主义抬头等挑战,并提出了差异化战略等建议。[14]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张维义提出其在扩大边境商品贸易、发展边境经济技术合作、相互投资等方面对边境对外贸易有积极作用,同时,由于非歧视性原则的适用空间逐渐缩小,也对中国边境贸易政策的优势提出挑战。[15]梁妍妍与张维义的看法基本一致,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自由贸易区对边境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16]一些学者考察了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以及边境贸易政策等国内因素对边境对外贸易的影响。其中范宏贵、刘志强等人认为,西部大开发和“兴边富民行动”对中越边境贸易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创造了更宽松的政策和环境。[17]张丽君等人对相关边贸优惠政策进行了归纳,并对政策的效果进行了评价,认为它们促进了沿边省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额的增加,也优化了边境地区产业结构。[18]从相关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金融危机给边境对外贸易带来的影响已经逐渐平息,未来中国边境对外贸易面临的国际机遇与挑战并存,而针对国内因素对边境对外贸易的影响所进行的分析大都较为笼统,在实施效果评估过程中往往夹杂了其他政策的影响。关于中国边境对外贸易存在问题的研究由于边境对外贸易发展历史较久,因此早期就有许多学者关注此问题。朱庆刚就提出中国边境贸易存在思想、组织准备不足,政策落实、信息收集不到位以及口岸建设滞后等问题。[19]近年来,概括相对比较全面的主要是盛洪昌等人提出的边贸规模障碍、信誉障碍、政策障碍和文化障碍等问题,[20]其他学者则围绕具体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如张志权等考察了中俄边境对外贸易中的结算问题。[21]从成果数量来看,对某一具体省份边境对外贸易存在问题的研究成果远远多于对整体边境贸易问题的研究,但缺乏对全局性问题的提炼,造成了对中国政策实施的反馈不足。此外,当前研究成果大多侧重于边境对外贸易发展中问题和教训,却忽视了对过往边境对外贸易发展经验的关注。关于对促进边境对外贸易发展政策建议的研究鉴于当前中国边境对外贸易存在的诸多问题,学者们相应地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建议。归纳起来看,杨清震提出了中国边境贸易新的发展战略,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效利用内外部两种资源、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实现出口产品市场多元化、提高边境贸易经济效益和依靠科技兴贸的战略任务;黄比智、蓝常高提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22]王文亮提出规范边境收费项目;[23]德吉卓嘎提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基础设施条件;[24]裴学文等提出构建中俄贸易结算新通道,[25]张志权等人又在结算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技术层面的建议;[21]张丽珉等提出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