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理论读书的方法

虽然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元好问则诗云：“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但我还是想结合自己的经验谈谈读理论书的方法。

说到读理论书，其目的无非有三：其一，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素质或曰理解力；其二，则是为了兴趣，例如获得一种对世界、社会、人生、自然等方面的觉解；其三，则是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即写论文乃至最终取得学位、完成项目等。其中第三类为最需要方法的。

说到读书的方法，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恐怕是联想到某种无往而不利的利器，犹如一把手术刀，有了它就可以如庖丁一样，解开整个理论世界这头大牛；或者把它想象为某种探索世界的必然方式，例如自然科学所普遍采用的观察法、归纳法、演绎法、分析法、综合法、实验法、调查法等等。但是，对于人文学科的理论书籍来说，这些方法统统如隔靴挠痒，不能解决读者的问题。

一般来说，读书的方法有很多划分方式：例如可分为精读、略读、跳读等等；或者又可分为比较法、渐次法、一心一意法等等。例如，钱穆先生做学问所采用的普遍方法就是“精读法”，他说“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此话绝非虚言，但又不完全是这样。例如，如果我们要围绕某本经典著作或专著写论文、做研究时，则适合此种方法。但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获取大概的信息，做较浅层的理解，则不适合这种精读法。而秦牧的读书方法则属于另一种变异的精读法：先是“鲸吞”，即大体看一遍全书，然后再“牛嚼”，即像牛的“反刍”一样，仔细研究品味细节。对于很多不需要仔细探究的书，鲸吞即可，牛嚼则需要太多时间，不符合实际所需。

曾国藩的方法则是所谓的“一心一意法”，他在写给弟弟的《曾国藩家书》中曾说“一书未读毕不读他书”；他还对弟弟说道：“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无别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在他的脑子里，读圣贤书就得这么读。而梁实秋则同样采用此种“一心一意法”，他说：桌上永远只放一本书！当然，这种读书方法，最适合那些想练好基本功，打下扎实治学功底的读书人。但并不适合所有阶段。例如在写文章的阶段则不适合此种方式。例如，李商隐写作时则采用“多检阅书史，鳞次堆积左右”，这种方法，叫獭祭。水獭抓鱼，摆成一排，好像祭祀一般，叫“獭祭鱼”，典出于此。李商隐的读书法，其实也是目前绝大多数作家和学者所采用的读书法。

一般在读文学或相类似专业的圈子中，老师带领学生读书时都非常注重量的积累，而且强调速度，否则读书量太少或读得太慢的人根本无法生存。他们在养成这样一种读书习惯和方法之后，往往也以此种方式对待理论书籍。结果往往导致囫囵吐枣，或者自以为是，常常在似懂非懂的情况下卖弄理论书籍中的概念和表达方式，不仅耽误自己，也为害人间。而读哲学或相关专业的方式则恰恰与之相反，老师往往带领学生逐字逐句地读书，一本书往往读几个学期乃至几年。例如武大邓晓芒的《纯批》读书班则读了10年左右才读完。我所受的教育主要是后一种。很多经典例如《存在与时间》、《纯批》、《哲学研究》、《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从逻辑的观点看》等等都从来没有读完过，有的甚至只读了一两章。再比如美国的一些康德专家在讲《纯批》的时候，一上来就同时比较各种版本的翻译，提出很多具体而细节的修订意见，而不首先把康德的全部思想（至少三大批判的明义）向学生梳理一遍，结果导致学生失去对康德的兴趣。当然这也是学术体制僵化——具体来说则是分工过于明细导致连单一学科内的通识教育都普遍匮乏——的表现，它让学者们不再注重整体，而只注重所谓“小学”的功夫。比起上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害处同样很大，受这种训练出来的学生只知片断和细节的精确含义，却很难看到这个作者思想的whole picture，以及这本书想表达的核心义理，更让学生无法看到这本书在学术史、文化史上的意义。

因此，我主张要根据自己具体的需要和能力以及所处的阶段而采取相应的方法。磨刀不误砍柴工，读书之前，首先问自己读它作甚，想要收获什么，然后再读。当然这都是属于功利的做法。不功利的读书，似乎则不需要什么方法。但是话说回来，根本就没有不功利的阅读，只有暂时看不到用处的读书，长远地看即使随便翻阅也仍然会有益处，所谓开卷有益嘛。读书的目的最终还不是为了获得一种精神的愉悦以及能力的提升吗？所以不管是出于兴趣，还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都需要以一种整全、高远的眼光来看待阅读活动。这种眼光就是要立志。要把成为一个精神高尚、人格健全、知识结构合理的人看作是一种终身阅读的目标。

为什么大学培养人才的方式是让他们写论文（设计）呢？因为以写促读，才能真正读出水平、读出成果来。大学既要培养具有人文素养和较高文化水平的人，更要培养学生具体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乃至解决问题的能力。做论文的过程正是训练这种能力的过程。回味我整个受教育的生涯，功利的阅读和无功利的阅读之比大概是一半一半，前者不断督促我要出成果，后者则悠闲地培养我成为一个有闲阶层，两种读书方式缺一不可。

在我看来，在根基不深之时，大多数情况下应采取精读法和一心一意法。等到已经有所积累，例如开始要写作时，则应采用多种阅读方法结合的思路：既要精读主要文献（我一个好哥们把《逻辑哲学论》的几个版本都读了几十遍乃至书都读没了，可想而知），又要同时参考各类相关文献以及二手、三手文献，所谓触类旁通，互相发明都是必须的读书方法。当然，除此之外，在阅读的过程中还要采用“精华提炼法”，例如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明：为什么很多受过多年教育的人不会读书？对这种方法的一个具体补充则是采用“写卡片法”或“写笔记法”。这种方法的口号叫做“不动笔墨不看书”。比方我每阅读一本书，都会在重要的地方划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上许多批语，并随时写下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当然，我有时也比较懒，这个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再比如钱钟书先生，他家里的墙上到处都贴满他所做的笔记纸条，抽屉里则是各种卡片。他“照相术”般的“记忆力”（实乃虚传）其实正是靠这种方法给塑造出来的。而李敖的方法则是按照领域、作者、年代、话题等各种方式搜集资料，然后通过复印材料、剪报纸等方式将它们全部放进一个特殊的地方（抽屉）以便日后使用。大学者们都是通过大量地占有材料，精细地划分材料来为写作做准备的。

再比如，吴思先生则通过树状目录式读书法来阅读。首先他主张要带着问题读，要读出想法，然后做笔记，写那么一章，哪怕就是几句话。然后用WORD的功能，比如说一百条，一百条分类，最后用一大个文本管理，大目录、子目录，三层目录、四层目录，形成一个读书笔记。这样一来，你的好想法、读书产生的一些东西都整理成结构了。读得越多，这个结构就越复杂，就好像树一样，一棵大树长起来就分叉了。什么时候你有新想法，这个叶芽又冒出来一个新知识。你有自己的知识结构，而且它是有生命的，像一棵树成长，只要你给它提供养分，它就不断的生长。最后发现原来的知识体系装不住了，需要有一个新的东西装进来。最后形成一个大的革命，你会随着这个革命方式发生思维方式、思维结构的转变。

伽达默尔指出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haften）——也即人文学科——的方法根本不可能如自然科学一般。所谓科学的方法是无法达到理解的真理的。科学方法所提供的确实性，并不足以保证真理。他最后说道：“凡是方法工具不能做到的，必然并且能够通过提问和研究的的学科来做到。”此种观点深得吾心。因此，我以为，读理论书最好的方法就是带着问题去读、去追问、去探求答案。

除了前面所说的方法，我想再谈谈具体地如何能造成理解的方法。就我自己来说，我一开始读很厚的理论书时往往如同阅读天书。我们读不懂是因为我们的“视域”与书籍的“视域”完全没有交合的可能性，离得太远，说白了就是我们水平太差。这主要是由于两方面造成的，第

一是主要的概念不熟悉，不能理解；第二则是我们自身的阅历、体验、自我认知还不够深广。我现在看黑格尔就比之前容易了很多。首先，虽然我没怎么看过他的书，但我培养了一定程度的哲学素养，一些概念比较熟悉了，而概念之间是存在网络联系的，因此对黑格尔的一些陌生概念也多少有过一种非对象化的接触（即点头之交nodding acquaintance）。其次，我的年龄也逐渐变大，社会经验、人生资历增加了许多，这意味着我明白了很多事理，而理论从来都不远离日常的事理、常识和情理，因此理解起来就有了基础。

那么，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按照我的经验，理解的过程是从生疏到熟练地使用概念（也就是那个词汇）的过程。我们查字典往往就有这种经验：生僻的字词可以用我们所熟悉、已明白的字眼来解释。那么熟悉的字词又是怎么就被理解的呢？那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通过和它们生活在一起、大量地使用它们而自然而然地掌握了它们的用法，从而理解它们。理解的基础是一种自然反应，通过将语词与对象的指物对应、对象与对象之间的自然联系以及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落实在实际生活中而实现（指物教学、模仿引起的条件反射为基础，在此之上培养起的能动地运用概念并使其符合规则的能力则是上层建筑）。就像维特根斯坦指出，我们不信基督宗教的人往往很难理解所谓的道成肉身或三位一体什么的，这时候通过阅读理论书并不能达到理解。最好的方式是和基督教徒一起生活，一起参加教会仪式，一起唱颂歌，逐渐地通过生活地改变来达到理解。我们不明白理论书中的道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并未曾像那些学者过那样的生活。

因此，对于我们暂时读不懂的理论书，我们不应着急，而应该首先看点简单地解读性作品，然后放一放，让时间沉淀沉淀，过一段日子再来读，或许就会有理解的基础了。当然，也可以一遍又一遍的去读，这种做法不太适合意志薄弱的人或非常依赖兴趣的人，但它的确也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