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思想理论粗浅认识论文

董仲舒思想理论粗浅认识论文

摘要：董仲舒作为继孔子之后的儒学宗师，以儒学为主体，融合先秦法家、道家、阴阳家、墨家等各家的思想，构建了一个精深的儒学体系，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初中历史课本第一册（人教版）第20课《昌盛的秦汉文化》（ 121页），对我国西汉哲学家董仲舒有一段文字评述。原文是：“西汉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为神化封建皇帝，麻痹人民，也宣扬迷信思想，他说，天和人之间是息息相关的：皇帝行德政，天就用风调雨顺来赞美他;皇帝无道，天就降灾害来警告他。”这段评述，作为向初中学生介绍一位古代很有影响的哲学家，似嫌片面。上述从董氏原著译述的那段话，就是董氏所创立的“天人感应”学说，这种学说，固然神化了封建皇帝，但在皇权至上、不受任何约束的当时，“天人感应”说给皇权施加一种天的监督作用，对人民是有利的。因此，对董仲舒的思想理论应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进行评论，不能以现代的眼光苛求古人。

一、董氏思想理论的时代背景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增长较快，国力日见强盛，武帝刘彻穷兵黩武，连续对匈奴，西域发动战争，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很大;同时贵族、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许多农民论为流民，社会矛盾日见尖锐。原楚、齐、燕、赵等地出现农民暴动，反抗豪门地主的剥削压迫，而汉武帝仍然连年用兵，挥霍无度，加剧了西汉初期的社会矛盾。董仲舒《天人三策》的提出，旨在解决汉初的社会矛盾，为汉王朝谋求

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

二、董氏关于天的概念

1.神之天

他说：“天者，百神之君也。”（《春秋繁露·效义》，以下只注篇名）。这里所说的天，实际上是神，并且是世上众神的首领，但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天，纯属唯心主义的观点。又说：“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无父而生，未之有也。”（《顺命》）提出天的重要性，这和殷周时期人们对天的理解与崇敬一样，实际上是继承了过去的天命观，但这些并不是他的主要思想。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

2.自然之天

这是指作为宇宙总称的天及其运行规律。他说：“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火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官制象天》）又说：“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

三、董氏对灾异谴告说的论述

灾异谴告是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上汉武帝《天人三策》中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观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汉书·董仲舒传》）不难看出，董仲舒的这段话，旨在利用“天人感应”的学说，约束人君至高无

尚的权力，使之行仁政，不敢“失道”。这里还须指出，董氏的天人感应说首重人事，人事是天作出反应的前提，天根据人事的好坏才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与殷周时期一味迷信“天命”，统治者假借“天命”来奴役入民相比，是有进步意义的。

董氏还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必仁且知》）。这段话的落脚点是“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但谁能造成“国家之失”呢？在当时只有人君，从而告诫人君要勤政爱民，不要滥用权力，才能使危害国家的灾异不会出现。

董仲舒还接着说：“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警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不欲陷也。”（《必仁且知》）这些言论虽然是臆造，没有事实根据，属于“宣传迷信思想”，但在当时，他的出发点是假借天意以限制君权，督促人君好好治理国家。不要恣意妄为。这样的言论，从实质上说，对人民对社会是有利的。

四、同类观念

董氏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这就是说，天和人是统一的，属于一类。他还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

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而出，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阴阳义》）他所谓的天人同类，目的在于强调，“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因为天的运行变化是有规律的，天人同类，人也不要违反正常的规律。其意是要人君循规蹈举，谨言慎行，不要喜怒无常，暴戾无道;否则，国家将发生动乱。他接着说：“人主以好恶喜怒变习俗，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喜怒时而当则发美，不时而妄则发恶……当暑而寒，当寒而暑，必为恶发矣;人主当喜而怒，当怒而喜，必为乱世矣。是故人主之大守，在于谨藏而禁内，使好恶必当义乃出。”（《王道通三》）在这里，他用春秋夏冬四时的暖清暑寒来比附政治，要人君和四时变化一样遵循治国的规律，不要举措失宜。董仲舒还向人君提出了一个行为规范：“谨藏而禁内，使好恶喜怒必当义乃出。”这样才能达到：“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天地阴阳》）

五、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问题

董仲舒在向汉武帝刘彻所上的《天人三策》里提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在这里，他指出各种学派主张不一，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不知道应该遵从谁的主张，因此建议凡是不符合“孔子之术者”，一律废除。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学”。他还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他把春秋战国时期所形成的诸子百家定为“邪

辟之说”，而把儒学置于独尊的地位。董仲舒的这个建议，经汉武帝采纳后，为汉代社会的政治统一、制度统一、思想统一提供了理论基础。

总之，董仲舒作为继孔子之后的儒学宗师，以儒学为主体，融合先秦法家、道家、阴阳家、墨家等各家的思想，构建了一个精深的儒学体系，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这在学术意义上，他作出了承上启下的重要贡献。但是，在其思想理论中存在着若干严重的糟粕。如“天人感应”、“人副天数”等学说，存在着唯心主义的神学杂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倾向，流毒于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正其谊不谋其利”的义利观，把义和利对立起来，标榜仁义讳言财利的观点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处于支配地位。所有这些，都是应该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