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对话的困境和出路

哲学对话的困境和出路

王善超.

近几年，中国哲学界一直在努力探索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推动着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繁荣和创新。“哲学对话”就是在这一探索和尝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努力方向和路径选择。在围绕哲学对话所进行的研究和探讨中，学者们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达成了一些共识，但也存在一些严重分歧。就共识而言，主要表现为着眼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和创造，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话中的任务和使命，肯定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话中的资源价值等;就分歧而言，则可以说多种多样，其中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是否承认中西马对话的可能性。深入思考之后就会发现，如果说上述分歧彰显和揭示了中西马对话的困境和问题，那么上述共识则反映和提示了中西马对话的出路和途径。这单，仅就哲学对话的困境、主题和路径选择问题，谈一点自己的初浅认识和思考。

一、哲学对话的困境与问题

“哲学对话”问题在新世纪之初提出来以后，学界种流传一种论调:“打通中西马，吹破占今牛”，“中西马风马牛”。撇开这当中极其个别的情绪化否定和责难，可以看到，这种兼有讥讽和悲观的论调本身，揭示了“哲学对话”本身在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和问题。

困境之一:中西马之间壁泉森严。多年的学科分化所造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相互隔离的局面，一时难以突破。不仅如此，近年来在一些学科内部还出现了部门化倾向，从而在既有的学科分立基础上又出现了新的学科内部的区隔。这种学科内部的分化和区隔，在推动学科研究深化和拓展的同时，也使自己的路越走越窄。以至于学术会议上同一个学科的与会者自说自话，相4_之间有时也不知所云。中西马各自的研究主体由于研究视野的偏狭和局限，一时很难开展起真i1:有效的对话，更连论会通与融合。如果勉强为之，其结果也只能是各自独白式的观点宣言和立场表达。

困境之二:中西马之间大异其趣。不仅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差异明显，而且同源于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也有很大甚至根本性的差异。比如，从哲学倾向来看，中国传统哲学实际上是以宗法社会为

基础的社会整体主义，西方哲学特别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以现实的人为基础的集体主义，二者的差异非常明显。

困境之二:学科间的高度分化和壁泉森严。这种情况使哲学由一种整体的智慧之学蜕变成一个个相互分立的知识体系，从而在根本上扼杀了哲学的爱智慧本性。

但困境往往也预示和隐含着转机。在清醒地认识并承认这些困境和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近年来伴随着哲学的学科分化和学科内部的部门化趋势，并目以这种双重分化为基础，也出现了一种哲学的跨学科的综合化趋势。比如:“哲学对话”的探讨和深入、“大哲学观念”的提出和确立、“哲学通论”的开设和推广、涵盖整个哲学各个子学科的全国哲学大会的召开，等等，这些都是这一综合化趋势的集中体现。甚至还出现了哲学与其他学科交义融合的趋势，比如工程技术哲学的出现等。在这种趋势和现实面前，拒绝哲学对话而采取理论自闭的态度，只能是作茧自缚。

同时，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交流和对话日益频繁和深入，这就要求我们的哲学不能只着眼于“引进来”，还必须“走出去”不能把对话的视野只局限于国内，还必须放眼世界，在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展示和贡献中国哲学的魅力和智慧，提升哲学对话的影响力和层次性。事实上，在这方面近年来己经有了一些可喜的进展，比如，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些学者提出“文明对话论”在文明对话的过程中，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坚持“理一分殊”的原则。另外，在普世伦理的探讨中，一些学者提出“和而不同”的原则等。

国内哲学综合化趋势的凸显，以及世界范围内跨文化交流对话的日益深入和频繁，都向我们表明哲学对话己经不是能不能进行、要不要进行的问题，而是必须面对的问题，这就把哲学对话“如何进行”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一旦进入到这个层次，哲学对话就必然面临着两个非常紧迫的难题:一个是对话主题的确定和议题的选择，一个是对话的道路和方法的选择。

二、哲学对话的议题和主题

哲学对话的最大困难在于议题或主题的确定。这个议题实际上也是中西马三者共同的聚焦点:它不仅应该是三者的理论聚焦点，而且也应该是实践汇合点，这就决定了它实际上是三者的最大公约数，或者说是三个集合的交集。

哲学对话主题的确定和议题的选择，有赖于对哲学对话产生的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的深切体认。哲学对话的问题之所以在新世纪初被提出来，有其自身深刻的逻辑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从逻辑根源来看，哲学对话应该被看作是与20世纪的比较哲学和“综合创新”密切相关并继其之后的最新的哲学发展创新的路径选择。

就社会历史根源而言，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一再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拷问，而在新世纪之初，这个问题仍然拷问着我们。并目与一个多世纪以前不同，这个问题今天是在全球化的语境和背景下向我们发问的。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中国人的前途和命运是什么”。所以有学者提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大智慧”的时代，在此，作为以爱智慧著称的哲学有着责无旁贷的使命和责任:为中国人的前途和命运、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提供大智慧。而这一点就日前的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现状而言，恐怕任何一家都无法独立承担，但是，它们又都责无旁贷。所以，打破学科壁泉，摈弃门户之见，走向对话、融合与会通，是求得这种大智慧的必由之路。

那么，这个交汇点或者说最大公约数在哪单、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交汇点和最大公约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实的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就是当代中国哲学对话的主题，而围绕这一主题，还可以衍生出更多的哲学对话议题。随着改革向深水区的挺进、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我们正在进入经济发展加速期和社会矛盾多发期，而这当中出现和发生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诸如人的素质提高和能力的培养、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性的分化和矛盾等，都需要我们的哲学从整体上加以思考、回应和解答。在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应该立足于自身的学术视野和资源，聚焦于一些实践和现实中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贡献各自的智慧、经验和方法，实现三者的共同聚焦。

在这一主题的确定和议题的选择以及相关问题的解决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主要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其资源和基础价值:它们既是开展这种哲学对话的有效资源，又是进行这种对话的基础和平台。具体来说，中西马的对话、会通与融合，既要以各自的底蕴为平台和基础，又要有效地借鉴和汲取其他一者的理论和方法，实现既有哲学资源的充分挖掘、有效整合和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