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文化是淮安的代表性文化

运河文化是淮安的代表性文化

——写在第四届中国大运河文化节前夕

花法荣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推进，许多城市都从自身的历史实际出发，在深入挖掘和研究地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确立自己城市的代表性文化，打造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地域文化品牌，并借之扩大城市的知名度，推动城市建设和旅游业的发展。我省的苏锡常、南京、徐州、连云港分别以吴越文化、六朝文化、汉文化、《西游记》文化作为自己的代表性文化，并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就是很好的例证。

近年来，淮安文史界围绕淮安地域文化的定位及其主要特征，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参与者以淮安几千年的文明史作背景，以大量的古文化遗存、历史典籍和丰富的研究资料作基础，从不同的历史时段、不同的地域区间和不同的历史视角，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颇具价值的学术观点。这种有益的讨论渐次深入，命题也渐次清晰和集中，从而产生了一个重要结论：运河文化是淮安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这一结论，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的真实，也因2005年市委、市政府提出“运河之都”的城市定位，而逐渐成为全市上下的共识。

大运河是淮安的母亲河。它与淮河、洪泽湖等境内诸多河湖一起，为淮安人民的繁衍生息，无私地、源源不断地提供甘甜醇美的乳汁，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淮安儿女。两千多年来，她在淮安的大地上日夜奔流，从未止息，与淮安人民相依相存，休戚与共，为千万亩良田带来灌溉之利，为南北沟通交流提供舟楫之便，为装点淮安锦绣山河捧出生态之美。一句话，她为淮安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改善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一条生命之河、经济之河、生态之河。如今，在淮安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运河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大运河是淮安悠久历史文化的记录者、信息库。从春秋末期至今，以运河为主轴，在运河两岸的淮安广袤大地上，展开了一幅宏阔的历史画卷。蒙昧与文明、战争与和平、兴盛与衰败、绚丽与平淡、变迁与发展……众多的历史现象在这里交替发生，众多的历史伟人和英雄人物在这里诞生，使得这幅历史画卷浓墨重彩。运河作为时代的记录者，她承载了这一切，见证了这一切，与此同时，也记录并储存了淮安两千多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的庞大信息资源。运河也是淮安悠久历史文化的物化载体。两千多年来，勤劳智慧的淮安人民从吴王夫差时代开挖的第一锹土开始，在运河的开拓、延伸、治理、利用过程中，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历史遗存。在这些历史遗存中，既有古闸古碑、古塔古寺、古镇古街、古树名木、名人祠庙等物质文化遗产，又有民俗民风、民间工艺、传统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有浩如烟海、弥足珍贵的典籍遗产。因此，我们又可以说，运河是一条历史之河、文化之河，是一条步步皆景、满目是景的历史文化长廊。

运河文化博大精深。两千多年来，运河两岸世代淮安人，在生存和发展中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这些成果的总和，构成了运河文化的基本内核。运河文化所涵盖的层面和所涉及的领域，博大且精深。笔者以为，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璀璨的物质文化。我们先人创造的物质成果，反映了各个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也反映了彼时人们的思维理念、去取好恶、行为方式和创造才能，从它们身上，我们可以感知到各个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现象。历经沧桑，这些物质成果大部已被历史所湮没。但是至今仍有为数可观的幸运者，这就是我们

所说的物质文化遗产。在淮安，除了上文所提及的，还有诸多物质文化遗产等待我们去发掘，地方志及许多历史典籍中也多有记载。而大运河以及我市境内的洪泽湖大堤，本身就堪称世界级物质文化遗产。这些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一大宝贵财富。可以说，每一份物质文化遗产，都在诉说着一段淮安的历史，都透露出某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某些信息，都能帮助我们去了解过去，感知历史。比如，里运河畔的吴公祠，是我市存留的一处晚清物质文化遗产。走进吴公祠，一方面可以了解清代祠庙建筑的特点，一方面又可以感知清代淮安官方和民间的祭祀文化。当我们循着吴公祠追根溯源，则会对吴棠其人，吴棠在淮为官的经历和功绩，吴棠在道光、同治、光绪三朝任职时淮安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水患、漕运、教育等方面的情况有一个历史的、较为全面的了解。再如，走进河下古镇，我们在领略明清石板路的别样感觉和观赏明清古街道各色建筑的同时，无疑会对明清建筑文化和古镇河下的历史引起兴趣。如此等等。最近，为了迎接第四届中国大运河文化节，淮安修复、整理了包括吴公祠、河下古镇在内的一大批物质文化遗存，是一件有着重大意义的好事。淮安璀璨的物质文化，不仅通过大量的物质文化遗存可以感知，丰富的典籍资料也储存了大量物质文化信息。通过研究先人记载下来的这些典籍资料，我们也同样可以感知先人们在创造物质成果的同时所创造的不同时代的物质文化。

二是厚重的制度文化。制度文化包括风俗、礼仪、制度、法律、宗教、艺术等上层建筑。大运河在淮安境内已流淌2500年，从秦时置淮阴县开始，淮安作为行政区域，作为皇权大一统的一部分，长期处于封建制度统治之下。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构成了淮安社会的制度基础。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的更替，这种制度更趋完善和规范，深刻地影响着淮安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淮安的官僚机构和掌权者，一方面要受制于并适应于这种制度，一方面又要针对本地情况，有所发展，有所创新。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包括风俗、礼仪、制度、法律、宗教、艺术等上层建筑在内的庞大制度文化系统。这在历朝历代的淮安地方志和典籍中有着大量详尽的记述。而这一庞大制度文化体系的形成，又是同大运河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密不可分的。淮安运河漕运起始于唐代，朝廷为此专门设立了淮南转运使负责管理淮安漕运事务。宋代，淮南转运使署即驻节山阳，同时设立了与之配套的各类机构。这些机构与地方的府、县机构一道，构成了淮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基本组织架构。为了确保其正常运转，以维护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淮安的统治地位，当权者制定了包括河防、海防、漕运、赋税、兵役、营制、屯垦、教育、选举等一整套制度。明清是淮安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制度文化的富积期。由于漕运、盐运的勃兴，淮安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漕运指挥中心、漕船制造中心、漕粮转输中心、淮盐集散中心和区域河道治理中心，从而确立了“运河之都”的历史地位。这一时期，淮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繁荣，官衙林立，除了府、州、县等机构，朝廷还在淮安先后设立了总督漕运公署、中察院、淮扬道公署、河道总督署、工部分司署、盐运分司署、督理钞关公署等等数十个管理机构。这些机构的设立、运行、承转，书写了一本厚重的制度文化大书。与此同时，四百年间，在运河两岸的淮安大地上，积淀了太多的历史瞬间，发育和成熟了诸多的文化类型，如漕运文化、水利文化、榷关文化、驿传文化、宗教文化、饮食文化以及城市商业文化等等，极大地丰富了运河制度文化的内涵。

三是博大的人文精神。运河和运河之都，极具人文价值。几千年来，运河作为贯穿南北的交通、经济大动脉，以宽广的胸怀接纳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各色人群、各种文化、各种思想观念，从而培育了博大的内涵极其丰富的人文精神。季祥猛先生在江苏省炎黄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将运河的人文精神精辟地概括为沟通交流、开放包容、开拓创新、和谐统一，得到广泛赞同。运河所体现的沟通交流、开放包容、开拓创新、和谐统一的伟大人文精神，深刻地影响着淮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深刻地影响着淮安人民的伦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