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二十世纪的韩愈研究_张清华

第17卷第1期 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Vo l.17No.1 2000年1月 JOURNAL OF ZHOU KOU TEACHERS COLLEGE Jan.2000　
二十世纪的韩愈研究X
张清华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摘　要:二十世纪的韩愈研究大体呈现继承、反思、发展与繁荣三个阶段。

世纪初的二三十年,涌现出不少研究韩愈的著作。

因为这些学者都是清末民初的跨世纪人物,他们大都承继清人的研究方法:偏重于诗文字句与文献资料的具体考析、直观印象式的评点、个人博及群书及审美经验的积淀,内容丰富,评说精到,影响到近百年的学者与研究工作,且继续起着良好的作用。

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关照,没能从理论上对韩愈进行宏观关照和系统研究。

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由于社会的变革和学者试图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方法进行研究,韩愈研究也起了转折性变革。

从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始,学界经过反思而重新振起,使本世纪末的二十年的韩愈研究呈现出由拨正航向后的蓬勃展开、达到空前繁荣的崭新局面,代表了本世纪的研究水平与特点。

其标志是:1.参与研究者的广泛与研究著作、论文数量之多为史所空前;2.形成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3.基础研究的加强;4.理论研究的系统与深入。

关键词:二十世纪;韩愈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8-6730(2000)01-0001-06
一
二十世纪的韩愈研究大体呈现继承、反思、发展与繁荣三个阶段。

世纪初的二三十年,涌现出不少研究韩愈的著作,如陈衍的《石遗室论文》(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本)、《石遗室诗话》(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沈曾植的《海日楼札丛》(中华书局1962年新版),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新版),李刚己的《古文辞约编》(柏香书屋1925年校印),吴生的《古文范》(文学社1927年版),徐树锋的《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都门印书局1916年排印本),还有稍后刘师培的《论文杂记》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因为这些学者都是十九至二十世纪,即清末民初的跨世纪人物,他们大都承继清人的研究方法:偏重于诗文字句文献资料的具体考析、直观印象式的评点、个人博及群书及审美经验的积淀,内容丰富,评说精到,影响到近百年的学者与研究工作,且继续起着良好的作用。

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观照,没能从理论上对韩愈进行宏观观照和系统研究。

他们之中成就最著者当推林纾(1852-1924)。

他的《春觉斋论文》对韩愈从述旨、流别到神味进行了总体分析,研究了韩文的写作经验,如忌剽袭、忌虚枵、忌狂谬、忌糅杂、忌牵枸和用起笔、用顶笔、用绕笔、拼字法等。

他的《韩文研究法》对韩愈有代表性的名篇都作了评说,有的意见十分精辟。

稍后,自李详在《国粹学报》(1909年5卷4、8号)上发表《韩诗证选》起,至胡时光在《国文月刊》(1949年2月,76期)上发表《昌黎“古文”之真义》,不完全统计,有研究韩愈文章63篇,还有王懋的《韩昌黎文评注读本》(上海大东书局1924年石印本)、庄适的《韩愈文》(商务印书馆1931年初版)等。

值得提出的是马其昶、钱基博、高步瀛三位先生师承前代学者而有所拓展。

马其昶(1855-1930)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其《韩昌黎文集校注》里。

《校注》以明人徐世泰刊东雅堂《昌黎先生集》为底本,采廖莹中辑魏仲举《集注》、朱熹《考异》,并多家研究成果和融己见而成。

“所涉及的资料,极为广博,其中有些是未刊的传抄本和手稿。

对
X收稿日期:1999-08-23
　作者简介:张清华(1936-),男,河南郑州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各家的说法,折衷去取,下了一番选择工夫;文字上亦删繁节芜,作了很多的加工工作。

关于文学欣赏方面,书中集有各家评语”[1]。

在对韩文的文字训诂、名物制度、史实疏证及文章评说等作了全面研究,是迄今为止,韩文有代表性的优秀校注本。

钱基博对中国古代文学曾花数十年之功进行了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中国文学史》(上中下三册,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里。

对韩愈研究则有专著《韩愈志》(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和《韩愈文读》(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

《韩愈志・重版自序》云:“余年四十三岁,写《韩愈志》,迄今七十一,忽忽二十八年,覆勘一过,随篇增订,末篇《韩集籀读录》第六,从前只论韩文,题《韩文籀讨集》;其实韩诗亦别出李、杜以开宗而自创格,遂别署题而与韩文并论之。

从前论韩文,就韩论韩,而未能旁推交通,本之三代、两汉以穷究韩文之原委。

”全书从古文渊源、韩愈行实、韩愈佚事、韩友四子、韩门弟子、韩集籀读六个方面对韩愈做了全面而深入地研究,虽难免缺失,但却是四十年代前全面研究韩愈之专著;内容丰富、观点明晰,至今为学界称道。

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中华书局1963年据解放前排印整理标点出版)是研究唐宋文的重要著作,如刘大杰、钱仲联《前言》云:“散文部分、唐宋八家比重最大,计选133篇,占所选唐宋文的四分之三;八家之中,韩愈选44篇,独占唐宋文的四分之一。

”可见高氏对韩愈重视。

本书乃大型选本,注释详博谨严是其特色。

然先生乃桐城后期古文家吴汝纶的学生,多照桐城派的观点选评,引用桐城派方苞、刘大、姚鼐、张裕钊、吴汝纶、吴生、李刚己之语,难免偏执处。

值得回顾的是严复1895年写的《辟韩》一文。

严复是旧民主革命时期接受西方文化思想,学习运用新思想观点研究社会,批评作家作品的思想家。

但因初试,未免犯形而上学的错误,未能把韩愈放在中唐之特定历史环境里认识,肯定他的进步性,以致“影响了后世近百年”。

如章士钊先生的在《柳文指要・通要之部・卷六第韩・癖韩馀论》里虽然表示:“窃思吾人于韩,并无先天仇恨,且有关文学上的成就,亦无意加以抹煞。

”可那褒柳辟韩的观点是始终不变的。

二
二十世纪后五十年,虽然学术界仍衍延传统治学方法,由于社会的变革和学者试图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方法进行研究,韩愈研究也起了转折性变革。

虽然有少数学者难免犯机械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为作家划阶级定成分,对韩愈的评价产生有意无意否定之偏颇,但是,由于不少学者认真更新思想,挖掘、梳理历史文献,深入研读韩愈诗文,使韩愈研究在五六十年代的十七年里呈现出崭新面貌,取得前所未有的可喜成果。

除重版国学基本丛书的《韩愈全集》外,有黄眉云的《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版)和上文已经介绍过的《韩昌黎文集校注》等,都能体现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水平,尤其是钱仲联先生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此书出版后,得到学界的一致好评。

《集释》1984年重版时,作了一些修改和增删,加了新式标点。

该书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校,首列《举正》、《考异》全文,次以祝、魏、廖、王四种影宋、元本为主,偶及明、清版本,下逮清人考订,参比同异,择善而从;二笺,考索作品的时代背景、本事、有关人物等;三注,包括训诂、典故、地理等;四选择有关作品的评论;还附有引用书目及总论韩诗的诗话。

在清人方世举《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的基础上,对韩诗重新系年编排。

其中编年与笺注虽不无可商榷处,但给人的总体意象:既集前贤之大成,又有独到的眼光、自家的卓见,堪称博大精深之力作。

因此,钱钟书先生在《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上发表了《钱仲联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于以评介。

对韩愈比较全面地研究,当推陈寅恪先生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上发表的《论韩愈》。

文章虽不长,却是“韩学”确立的定鼎之作。

正如傅璇琮先生在为张清华《韩学研究》写的《序》里云:“正式提出‘韩学’这一学术概念,并予以科学解释的,是撰写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初陈寅恪先生的《论韩愈》一文。

”陈先生从六个方面概括了“韩学”本体研究的内容,指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展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社会政治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高度评价了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与历史地位。

但是,由此却引起了建国以来对韩愈思想及历史地位评价的争论。

先是黄云眉在《文史哲》1955年第8期上发表的《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曰:“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一文,有不少新义创见,引起了读者的重视。

但仔细寻绎,这些新义创见,似乎大部分还没有足够坚实的论据;也没有很好地结合着韩愈的历史客观条件,及其阶级的局限性,因而过高地估计了韩愈在唐代文化史上的贡献。

”随后他又连续发表了《韩愈的文学评价》(《文史哲》1956年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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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连同其《柳宗元的文学评价》结集于《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一书。

黄先生对韩愈思想、人品和历史贡献多采取否定态度,认为韩愈“在政治方向上,表现为一贯维护大地主利益,反对以王叔文为首的新势力集团的政治改革,在生活作风上,表现为和旧官僚沆瀣一气”,反映在作品里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危害(《韩愈的文学评价》)。

对韩愈的文学成就则予以肯定,曰:“时代产生了韩愈文学,并产生了唐代的古文运动,我们决不能也不会说有了韩愈的文学,然后才有唐代的古文运动;但如果说唐代的古文运动的胜利,可以无待于韩愈的领导,也是不对的。

”“有了韩愈的领导,这个运动才能成为唐代后期文化中一个最辉煌的运动。

”(同上)。

接着邓潭洲、杨荣国等人发表文章,与陈先生商榷,在批评韩愈的观点上则比黄文更激烈,走得更远。

因为学术界受阶级分析观点之影响而又未能辩证地运用这一思想武器,故在韩愈研究中,黄先生等人的观点有相当市场,到七十年代“评法批儒”达到高潮,使学术研究变成了政治斗争。

五六十年代的韩愈研究中,钱仲书、徐复、刘大杰和季镇淮先生则为韩愈研究增彩添色。

特别是季镇淮先生,连续发表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和实践》(《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韩愈的基本思想及其矛盾》(《文学研究》1958年第1期)、《韩愈〈师说〉的思想和写作背景》(《语文学习》1959年9月号)等重要文章,连同他八九十年代撰写研究韩愈的多篇论文,以及他集三十年之功撰写成的《韩愈评传》一稿(惜未见出版),构成了先生论韩的完整体系。

因为先生能从实际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韩愈,他关于韩愈的认识与评论一直受到学界重视而生命不衰。

他对韩愈的认识与评价集中体现在大型选本《韩愈诗文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的长篇《前言》里。

韩愈是一位集文学、哲学、史学、教育于一身,且都取得了划时代成就的人。

故五六十年代哲学界、史学界对韩愈的研究也很有成绩。

如侯外庐、岑仲勉、冯友兰、范文澜、任继愈等先生,比较集中的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韩愈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一种认为韩愈的哲学思想是半截唯心半截唯物。

这两种思想影响了本世纪的整个学界。

尤其是范文澜先生的意见:“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首领,古文运动不仅是反对陈腐的今体文(唐四六),更重要的是力图复兴极衰的儒学学说,推翻声势极盛的佛道二教,所以韩愈古文富有战斗精神,不愧为‘凌云健笔意纵横’的伟大文学家和思想家,宋人诗话说‘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

韩诗与古文一样,象长江大河,浩浩瀚瀚,表现笔力雄健才思富赡的极致,李白杜甫的精华,被韩诗吸取并神而化之,独成一大家,可以说杜文不很工,却不可以说韩诗不工。

”[2]韩愈“被公认为古文运动的创始人,而且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说来,几乎是空前绝后的成功者。

”“古文运动中韩柳并称,主将自然是韩愈,副将才是柳宗元。

”[3]他们的意见和研究方法一直为后进学者绍承和发扬。

如张清华《韩学研究》中《韩愈通论》里就是从韩愈这一复杂研究客体的实际出发,通过认真、具体、深入地考察与分析,得出对韩愈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比较符合实际的评价。

正如卞孝萱先生《韩学研究・序》里所说:“《通论》的写作有几个特点:一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韩愈。

如对韩愈哲学思想的评价,……得出韩愈的哲学思想:自然观偏重于唯心,分析自然变化时多表现出形而上学的方法;在认识和分析具体社会问题时又多从实际出发,具有唯物辩证观点。

没有把韩愈这个复杂的研究客体简单化。

”
从五十年代初一部分学者机械地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为韩愈划阶级,发展为以唯心或唯物概之,到近年来学者们对韩愈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体现了学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武器研究问题的进步。

三
六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中的十余年间,其中“评法批儒”,对宗元来说是扭曲,对韩愈则是诬陷,而真正的研究则是停滞。

从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始,学界经过反思而重新振起,使本世纪末的二十多年的韩愈研究呈现出由拨正航向后的蓬勃展开,达到空前繁荣的崭新局面,代表了本世纪的研究水平与特点。

其标志是:
(一)参与研究者的广泛与研究著作、论文数量之多为史所空前。

韩愈在文、史、经、哲、政诸方面都有特殊建树。

过去除了编写史书由学者把它写入哲学、历史书的必要章节外,学界大都把它局限于文学圈子。

近二十年来对韩愈研究达到了文、史、经、哲、社以及政界的学者专家的广泛参与,且从不同方面对韩愈进行了全面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近二十年出版的专著在40部以上,发表的论文计550篇之多,如果加上1998、1999两年发表论文约百篇,当为前五十年和十七年的10倍。

而前半个世纪与后半个世纪的前十七年,发表的论文均约63篇。

(二)形成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

钱仲
3
第1期 张清华:二十世纪的韩愈研究
联、任继愈、饶宗颐、季镇淮、程千帆等老一辈学者在本世纪的中期已经成为学界的中坚,此间他们的研究,如钱仲联先生《要全面地评价韩愈和他的诗》、(《江苏师院学报》1978年2期)、郭预衡先生的《杰出的散文家韩愈》(《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2辑)、王仲镛先生的《评价历史人物应当实事求是——〈重新评价历史人物——试论韩愈其人〉读后》(《四川师院学报》1980年1期)、程千帆先生的《韩愈以文为诗说》(1979年12月《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季镇淮先生的《唐贞元、元和时期的古文运动和韩愈的古文》(载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童第德《韩愈文选》)、《韩愈的诗论和诗作》(原载《中国文学》,后经先生同意发表于《文学论丛》第六辑)、任继愈先生在1986年汕头、1992年孟州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韩愈的历史地位》,饶先生的《宋代潮州之韩学》(《韩愈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对韩愈研究与“韩学”的建立都起着拨正航向与导夫先路的作用。

在老一代学者导引下,在此阶段之始还有中年的一批学者,如卞孝萱、吴文治、陈克明、刘国盈、何法周、邓潭州和台湾的罗联添先生皆为这一时期韩愈研究的领导与中坚。

他们不但发表了多篇文章,且皆有专著,如卞孝萱的《唐代文史论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及以后发表的论文如《韩愈生母之谜》(载《周口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整理韩文,各树一帜》(载《唐代文学研究》五辑)等,对韩愈之母、顺宗实录作者考、《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的寓意、《平淮西碑》被废的原因和弘扬韩愈“相生养”的经济主张,《原道》中之“诛民”说等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吴文治先生对韩愈研究基础的资料工作,陈克明《韩愈述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2月)、刘国盈《韩愈评传》(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韩愈丛考》(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何法周《韩愈新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邓潭洲《韩愈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都对韩愈研究作出了不同方面的贡献。

比他们稍后而较年轻的一批中年人如孙昌武、张清华、陈允吉、阎琦、吴小林、蒋凡、汤贵仁等都对韩愈研究倾注了心血,取得了可喜成果。

他们除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有的还各有专论,如孙昌武的《韩愈散文艺术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张清华的《韩学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阎琦的《韩诗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这批学者可以说是老一辈学者与青年学者的中坚。

而有的青年学者早些年就已发表了重要论文和出版了专著,他们虽非专门研究韩愈,但对韩愈研究却发表了精辟的意见,如邓小军《新儒学本体人性的建立——韩愈人性思想论究》(《韩愈研究》第一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洪本健《韩文如海柳文如山说》(《江海学刊》1989年5期)、吴在庆《韩愈怪奇险奥诗成因探颐》、杨友庭《论韩愈的史学思想》(同上)、朱易安《元和诗坛与韩愈的新儒学》(《文学遗产》1993年第3期),还有近几年展露头角的博士生,如任晖,不仅其博士论文《中晚唐政治与文学》中重点评论了韩愈,还连续发表了《韩愈为什么没有参与王叔文集团》(《中州学刊》1996年6期)等多篇文章论述韩愈与“永贞革新”的关系,持论公允,亦有新见。

景凯旋的博士论文《唐代小说史论》文史结合,以论导史,拓宽了研究唐代小说的新路,发表了《韩愈“不平则鸣”说辨析》(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1期)亦有见地。

陈飞《韩愈人“臣”定位及其“道论”》(《学人》第3辑)等文章集中论述了韩愈的政治品格。

张一平的博士论文《刘禹锡与韩柳异同论》以论题意向新、分析透、包容性强和有独到见解受到同行学者好评,其论文《韩、柳、刘、白与佛释》(《山西师大学报》1996年4期)也用比较的方法论述了韩愈与佛释的关系。

韩愈研究本世纪后二十年繁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老一辈学者任继愈、饶宗颐、朱金城和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领导程千帆、霍松林、傅璇琮等的支持下成立了由卞孝萱先生主持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和由张清华主持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孟县韩愈研究所,四川师大成立了由屈守元和常思春先生主持的古籍整理研究所,团结了国内外热心韩愈研究的专家学者。

在汕头、孟州的支持下,举办了四次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到文章约250篇,连正在编辑的这一期,《韩愈研究》已出四辑,发表文章近150篇,大大促进了韩愈研究。

(三)基础研究的加强。

一是系统的资料建设:吴文治先生编的《韩愈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辑录了从中唐至“五四”一千一百余年间有代表性的评述530余家,包括诗文集、诗话、笔记、史书和类书近六百种,按时代先后顺序排列,起到了摸清千余年来韩愈研究的底码的作用,是迄今搜集最全备的一部。

洪本健编辑、沈达伟校录,叶百川编著的《韩昌黎文汇评》(台湾正中书局1990年出版),搜集了韩文79篇的辑评,正如马茂元先生《序》中引叶氏云:“取昌黎集中世所诵习名篇,别择诸家评语之精粹者,汇为一编,以饷读者。

”而马氏云:“董理遗稿,补缀成书,门人洪君本健力也。

资料搜罗,则沈女士达伟之劳。

”吴小林《唐宋八大家汇评》(齐鲁书社
4 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年
1991年出版)以及尚振明编的《韩愈与孟县》、曾楚楠编的《韩愈在潮州》(文物出版社1993年出版),则搜辑了韩愈与故里孟州、贬所潮州的文物资料。

还有中华书局出版的《韩诗索引》,台湾学海出版社出版的《韩愈资料汇编》,日本编辑出版的引得索引等。

在年谱与其他资料整理方面,则有徐敏霞校辑的《韩愈年谱》(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中辑宋至清人旧谱七种。

张清华的《韩学研究》下册《韩愈年谱汇证》,“是对唐宋以来,特别是吕大防、程俱、洪兴祖、樊汝霖、方崧卿、顾嗣立、方成等人以及近代专家研究的一次总结性的尝试。

这部书的特点,一是对韩愈生平事迹和作品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研究之后作了厘定,是目前出版的一部较完整、可信的韩愈年谱。

二是这部书不仅注意从不同的文献里钩稽资料,从与韩愈交往密切的友人的活动、诗文中比对分析,互为证补,还特别注意从韩愈诗文里挖掘第一手材料,即以己证己,以求得出正确结论。

三是《汇证》仍然保持了将传主置于唐代政治、经济、文化这样一个硕大的背景之中来认识,体现了他那具有系统思想的眼光和敏锐的当代意识。

”(卞孝萱《韩学研究・序》)《汇证》后还附录了《韩愈家谱》、《韩氏家乘考》、《韩文公后裔家族世系表》等材料。

在韩集整理方面有屈守元、常思春主编的《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对历代韩集校注进行了一次大清理,对现存韩诗韩文编年做了新的考订,校勘精审,注释准确,解决了不少前人未及发现或未曾解决的疑难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成为迄今为止韩集的最佳文本,为韩愈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锦厚,曾绍义《〈韩愈全集校注〉的学术特点》《周口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童第德先生的《韩集校诠》(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是自四十年代初,童先生与章士钊先生在长沙相约,分别注释柳文、韩文始。

童先生广泛搜集版本,潜心研究历代校笺成果,数十年如一日,至1968年基本定稿,是童先生运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研究方法,征引书证,详加笺释,集学识、勤奋与编辑经验的结晶。

近年出版的各种诗文选本不下十种,其中可称者为童第德的《韩愈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陈迩冬的《韩愈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止水的《韩愈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张清华的《韩愈诗文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和孙昌武的《韩愈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

《韩愈诗文评注》是“迄今选编最多的一种大型选本,有代表性的名篇尽皆收入。

每篇包括评、注、集说。

评则提纲择要,画龙点晴;注则不避难点,言简意赅;集说则选历代评析精粹及有代表性的不同论述”[4]。

是“具有了一定的深度和学术价值”(1992年《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第195页)的大型选本。

《韩愈选集》是诸选本中代表,选篇力求兼顾作家思想艺术的各个方面,按诗、文、赋三类,依年代排列,庶利于读者认识韩愈的一生的发展脉络,注释包括作品写作年代、背景的考证和词语的注释与文句的疏通,引证详悉,资料丰富,对欣赏、研究均极有用。

(四)理论研究的系统与深入。

在大量论文发表的基础上,出版了不少系统述论韩愈生平事迹、思想、文学成就与历史地位的专著,且以宏观与科学的理论视见予以观照。

其中传记与评传类的出版不下十种,可称者当推陈克明先生的《韩愈述评》,台湾罗联添先生的《韩愈传》(国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卞孝萱、张清华、阎琦为匡亚明先生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写的《韩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陈先生《述评》出版较早,也有独到之处,张岱年先生《序》云:“陈克明同志指出:韩愈是反对各种弊政、同情‘永贞改革’的;他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的;在哲学方面,韩愈相信天命,也怀疑天命;相信鬼神,也怀疑鬼神,在这些问题上有一定的动摇,但总的倾向是唯心主义。

这些见解都是依据大量的历史资料,进行具体分析而得到的。

我认为,这些见解都是实事求是的,值得赞许的。

”罗先生的《韩愈传》是《韩愈》一书修订而成的。

罗先生认为:韩愈为人刚正不苟,忠于职事,虽遭受二次贬黜,但无改于平日的节操,是文章的宗师,儒臣的典范。

这样一位大贤,在近代却受到一些不当的批评。

为了澄清误解和增加认识,实有必要写一本《韩愈传》,将韩愈一生的文章、事功、为人、思想各个方面作一清楚的说明(见《前言》)。

罗先生还有《韩愈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出版)、《唐代文学论集》(学生书局1989年印行)、《唐代四家诗文论集》(学海出版社1996年初版)等,都对韩愈仕历品格与诗文有深入地研究。

罗先生还培养了一批研究生,且卓有成绩,如王基伦的《韩柳古文论》(台湾里仁书局1996年出版)对韩愈古文研究,确有不少精粹论述。

卞、张、阎合写的《韩愈评传》不仅是吸取了韩愈研究的成果,也是集三人之力撰写而成的一部材料丰富,厘析确凿,论述观点明晰,涵概广而意蕴深,又有新见的一部完备的“韩学”研究之书,特别是对韩愈生平仕历与思想文学评价中的分歧问题都在引用扎实材料的基础上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代表了目前的研究水平。

从理论高度对韩愈进行深刻而全面地观照,并以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标举“韩学”的,是张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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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 张清华:二十世纪的韩愈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