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全集中的周作人文章

论《鲁迅全集》中的周作人文章

【内容提要】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公认的《新青年》中四篇署名“鲁迅”的“随感录”之外，另外还有一篇署名“鲁迅”的《关于〈拳术与拳匪〉》的“通讯”很可能也是周作人所作。但学界不应过于强调作品的确切归属而将其从鲁迅名下除去。

【关键词】鲁迅/周作人/《新青年》

一

近读《鲁迅著译编年全集》①，发现此书第三卷已经明确将原来收入鲁迅杂文集《热风》中的《随感录》三十七、三十八以及四十二、四十三这四篇均宣布为周作人所作，仅是以“附录”形式收入这一鲁迅著译全集了。

此前，因为周作人说过《热风》中收有原本是他所作的文字，②文学研究界曾经通过种种细节线索来确认究竟除了《随感录三十八》之外还有哪几篇是周作人所作，如余斌先生的《妄测》和张菊香先生的《鲁迅周作人早期作品署名互用问题考订》。③尽管尚有争议，但经过不断的辨析，大致也取得了渐趋一致的看法，比如，《回望周作人•资料索引》一书就直接将《随感录》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二这三篇视为周作人作品，④《周作人散文全集》⑤则与《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一样指认了四篇。不过，印象中似乎一向主要是以研究周作人为主者才更愿意指认《热风》中有周作人作品，这次《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的做法，可以说是

鲁迅研究界的认可表示了。

二

据《鲁迅全集》⑥，《热风》中共有二十七篇原刊《新青年》杂志“随感录”专栏的文章，其中大多署名“唐俟”，署名“鲁迅”的只有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二、四十三、五十三这五篇，而被指认为属于周作人者恰好全部在此(五篇中唯一的例外是《随感录五十三》)，至于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中所说用“唐俟”署名者则从来未被指认。

关于认定这几篇文章属于周作人的理由，研究者自然都已经给出了种种解释说明，但有些指认的理由，似乎也还值得商榷，其中尤其是根据文章思想观念、文字风格以及关键言辞等来判断文章的归属，实则相当难以确证。比如《随感录三十八》中引述了法国G. Le Bon的“我们一举一动……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一段话，而这一意思周作人后来曾经在很多文章中引用或者表达过，于是此文出于周作人就比较可信了。然而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第一节(1925年12月8日作)中也再一次言及Le Bon“死人之力比生人大”的观点，何以见得鲁迅就不熟悉其人其文呢？何况本文中对“个人的自大”、“独异”以及“对庸众宣战”之意的张扬，均可从鲁迅早年的文章中找到对应，若非周作人自己在致曹聚仁信中明确指认了此文，说它就是周作人所作似乎理由还很不充分。又如《随感录四十二》中引述了英国乔治葛来关于利用神话骗取土著人同意修筑铁路的记载来批评中国人的“自大与好古”，而周作人一向对文化人类学颇有研究，然而，鲁迅1927年2月19日在香港青年会的讲演《老调子已经唱完》中再次述及这一故事批评中国人的同一根性，可见印象深刻，其实也未必只有当年的周作人才关注、熟悉文化人类学问题，尽管鲁迅曾一再声明自己不懂英文，⑦因而自然不太可能

直接阅读英国人的英文著作。

在署名“鲁迅”的五篇文章之中，随感录四十三和五十三都是关于漫画刊物《泼克》的议论(署名“唐俟”的第四十六也是关于《泼克》者)，如果第四十三是周作人所作，顺理成章地应该推认第五十三也是周作人的文章才对，何况这又是署名“鲁迅”的五篇文章之一。果然，余斌先生即将“鲁迅”的两篇论(《泼克》者均划归周作人，尽管他又以《随感录四十六》“更有‘攻击’性，讽刺的分量更重”(而非署名“唐俟”)为由将其划归鲁迅。然而张铁荣先生则仅以《随感录四十三》与周作人1919年3月2日在《每周评论》第11期上发表的《思想革命》一文相比照，认为《思想革命》的主题“正是《随感录四十三》中所表述的思想的延伸与发展”，于是此文出自周作人就比较可信，但他却并不认为《随感录五十三》属于周作人。然而，即使不论研究者之间的互相矛盾，——余斌先生关于《随感录五十三》的推论未被一般研究者认可，——要说这已是确证也尚觉勉强，即作为旁证也不算非常有力，实则据之仅能得出“可能”而非“必定”的结论，因为这大约都是先有了结论再去寻找的证据，其判断多多少少有一点儿“有罪推定”或者“意图伦理”的成分。其实，从《随感录》四十三、五十三这两篇文章中表现出的对西方美术史的熟悉，尤其是第四十三中以“黑色染缸”这一相当经典的鲁迅式意象比喻中国，⑧似乎更有理由确认这是鲁迅的作品。

当然，研究者的判断依据还有鲁迅与周作人日记中关于写作文章的记录，这无疑是相对比较实在的一种旁证。

《新青年》自1918年4月第4卷第4号开设“随感录”专栏，至1922年7月1日第9卷第6号终刊，共发表“随感录”133则，其中署名“周作人”的只有二四、三四两篇，分别刊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15日发行)和第4号(1918

年10月15日发行)；周作人后来在1921年1月的第8卷第5号又发表三则“随感录”，即第104—106则，署名“仲密”。

据周作人日记，⑨1918年8月11日第一次提到“作随感录”，次日“作随感录了”，——鲁迅8月29日日记：“下午半农来，交与二弟所译小说二篇、《随感录》一篇。”——应即《随感录二十四》；9月26日“下午作随感录一则介绍カペンタノ(凯本德)”，即《随感录三十四》；10月30日“作随感录一则予杂志”，1919年1月10日“作随感录二则”(13日“致新青年稿”)，均未见以其本名或常用笔名发表。也就是说，到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6卷1号出版前，周作人日记中有记录的是一共作“随感录”五则，除去以本名发表的两篇，另外应该还有三篇可能就是以“鲁迅”之名发表的。

另据周作人日记，1919年3月12日“下午访仲甫取来新青年六之一十本”，这就是刊有《随感录》四二、四三的那一期，本应1月15日出版，事实上显然延迟至三月初了。此前收到相关《新青年》的日期为：1918年12月2日，五之三；12月22日，五之四；1919年1月23日，五之五；2月5日，五之六。出版日期应该各在收到前不久，因为杂志编辑部当时在北京，出版者群益书社在上海，应该是编辑部收到新刊后立即分发给各位杂志同人，也就是说《新青年》当时每期基本是延迟两个月才正式出版面世。发表“鲁迅”四篇“随感录”的5

卷5号、6卷1号，实际出版日期均在1919年1月10日之后。那么，如果如前所述《随感录四十三》确系鲁迅作品，则可能的情况就是：周作人1919年1月10日所作的两篇“随感录”，其一与上年10月30日的一篇同刊《新青年》5

卷5号(本应1918年11月出版而延至1919年1月)即《随感录三十七》，⑩其一刊6卷1号即《随感录四十二》。这与《知堂回想录》所说“有我的两三篇杂感……混到了《热风》里去”，以及前述日记中关于写作“随感录”的记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