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求真来求善——对柏拉图的求善的思维历程的考察

公民法律上的平等、民主政治以及以辩论方式解决争端，这都有利于粉碎个人崇拜和人们心中的“官本位”意识，柏拉图讲：“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定不能把对个人的尊敬看得高于真理”[3](P387)，亚里士多德也讲：“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都反映了个人崇拜的被粉碎，取而代之的是培养起了古希腊雅典的甚至可以讲是西方的民族精神——逻各斯精神。“逻各斯”首先由赫拉克里特（约公元前540－470）提出，他注意到，世界万物都按规律性运动，认为事物变化是有确定秩序的，即合乎“逻各斯”的。他虽然在多种意义上使用“逻各斯”一词，如尺度、比例、说话、言说等，但主要是指必然性，他说：“一切都遵照命运而来，命运就是必然性。……命运的本质就是那贯穿宇宙实体的‘逻各斯’。”[4](P17－21)在对必然性的寻求中，古希腊人就养成了一种精确思辨的理性计算的逻各斯传统，这与中国的个人崇拜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天人合一”的顿悟直觉传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辨传统，它是系统地、追根究源地将每种可能性谈透彻、久久凝视式的逻辑思辨传统，或者说不论是其话语本义还是其他意义上，逻各斯所体现的精神是一种开放精神、自由精神。思想家们殚精竭虑形成新的概念或澄清老的术语，力求将伦理生活带到阳光下，历历清晰地看清楚、说清楚，这正体现了求真的精神，即使在谈善的时候也不例外。
通过求真来求善
——对柏拉图的求善的思维历程的考察
李俊群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宁夏银川750002）
摘要：柏拉图是古希腊时代一颗耀眼的明珠，他的思想对西方文明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往研究柏拉图的文献鲜有把柏拉图的思想作为动态的思维过程来考察的，因此本文对柏拉图的思想作了动态的考察。本文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入手，通过对柏拉图围绕理念世界的建构和实现而展开的整个运思过程的展现，从而揭示出贯穿在柏拉图思想中的求真精神，正是有这种求真精神的呵护，人类才能不断地趋向理想的世界，这正是柏拉图对善的追求历程的历史意义所在。
但是，理念世界并非与现实世界毫无关系。柏拉图提出了“摹仿说”，认为理念是原本、模型，具体个别事物是理念的影子或模本[3](P387－399)。他把理念设置为第一性的，而具体事物是由理念派生出来的；理念是单一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而具体可感事物是众多的、相对的、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始终要以理性至善世界为参照。他指出，善是创造世界一切的力量与源泉，“善本身并不是实在，而是在地位和能力上都高于实在的东西。”[3](P267)就这样，柏拉图虽然划分了两重世界，并且至善世界高于现实世界，但他着眼点仍是现实世界。柏拉图一生关切城邦政治生活，年轻时从政热情高涨，年纪大了仍心向往之，可以讲，在现实实现至善世界是他终身的梦想。我们下面就接着看柏拉图的至善世界到底是如何建立的。
至第三步时，逻各斯逐渐贴近大地，也就是格劳孔所问的“我们所描述的这样一种国家是否可能实现？如果可能又怎样才能实现？”[3](P211)柏拉图采取的办法就是找出“在什么境况下和在哪个方面所描述的哲学东西最可能接近现实”[3](P215)，按照这一办法，柏拉图找到的理想国的最佳实现途径就是“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3](P214－215)除开这个办法别无他法。柏拉图所处的雅典城邦正走下坡路，政治家为了获取权位或一己私利而煽动民众的欲望激情，国内政治陷入党派内争，城邦道德生活恶化，民主政治正走向其反面。正是有见于民主政治的不完美之处，柏拉图呼吁道德的重要性，尤其是领导人的道德。无论从情感还是理智来讲，这都没有错，光有法律而无道德的社会是难以维系的，这也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伦理意义所在。就这样，理想国的建构以道德立国始，要求城邦居民以国家利益为重，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而后以在现实中寻找哲学王——有美德、有智慧的统治者为终点，整个过程都离不开以道德为本位。这中间的是是非非、对对错错且不管它，柏拉图并没有停留于这里，逻各斯还在继续发展。
一、城邦生活与逻各斯
作为一位雅典城邦的公民，柏拉图的思想必定会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思维习惯的影响。柏拉图所处的雅典政治生活是民主制的，这种民主制是雅典经历了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完成的，从梭伦改革到克里斯提尼改革（前509）、阿比泰德改革和伯里克利改革（前461年）使得雅典民主制终于确立起来了。关于这套民主制，可以用伯里克利的著名的“葬礼致辞”的一段话来描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掌握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端时，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真正的才能。”[2](P92)这种民主制已蕴含了现代民主制精神，但也带有城邦政治的特点，即全体公民不仅议政，而且参政，在市场上和法庭里进行辩论，辩论成了雅典政治的一大特色。
二、理性的至善世界
柏拉图是古希腊主流伦理学家之一，他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一起，共同维护着雅典城邦的主流意识形态，使它们不致遭到智者派的破坏。柏拉图与其他古希腊哲人一样，在思维取向上都继承了古希腊的逻各斯精神——探寻万物的本原，并且柏拉图使这种逻辑方法推导出本原世界的过程达到了转折性意义的理论高度。他力图通过理性建构伦理两重世界来维护主流意识形态。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首先从城邦有机体的功能与整体性和谐入手，把城邦居民分成三个等级：领导人、军人和生产阶层（手工业者、农民和商人）。领导人的功能是思，其美德为智慧，要能够对城邦的各个部分起协调谋划作用。军人的功能是战争，其美德为勇敢，负责保卫国家。生产阶层的功能是欲望与获取，负责为城邦提供生产、生活用品，其美德是节制。按柏拉图的理性设想，如果一个国家所有人都能专心地做好自己最适合干的事情，并且这三个阶层都能守住自己的领域而不侵犯别人的领域，那这个国家无疑是最好的、最正义的国家，“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3](P169)柏拉图把国家比做个人，按他的想法，一个人的内心的理智、激情、欲望能和谐相处，那这个人就是心灵健康、富有智慧和节制的人，国家能够这样也就是正义的。我们先不要急着讲柏拉图的这一出发点可不可取，因为这只不过是他理想国建构的第一步，只是搭好一个大概的框架。接下来第二步就是造人运动。与前面的那种三阶层各司其职的设计相应的就是国家的公民要绝对服从国家利益，要服从领导人的安排，而领导人则必须是大公无私和智慧的化身，因此柏拉图设计了一套教育计划。在理想国里，最重要的是军人和领导人两个阶层，它们维持着国家的安全和有序运转，如果这两个阶层不稳定，那国家就会解体或失序，因此柏拉图的教育重点是放在这两个阶层上面。服从国家、大公无私，这都是道德上的强要求，因此，柏拉图采取的是国家全面控制教育的方案，以保证这两个阶层都是优秀的人。柏拉图从婴儿生理素质的优生，到气质的优选；从环境的精心选择（“公共生活”设计：书报检查、文化娱乐活动限制等）到战火中的长期考验；最后，在经严格的淘汰后剩下的人当中挑选精英学习高深的学问，参悟真理，育成栋梁之才。柏拉图认为这样的人决不会腐败，决不会变成智者所说的“吃羊的牧羊狗”。虽然这套教育体制在今天看来是漏洞百出，经不起批评，但我们还是不急着去批判它，它只是柏拉图理想国建构的又一环节，是逻各斯精神的逻辑展开。
总之，古希腊雅典人在习以为常的论辩生活中，形成了追根究源的、精于理性计算的逻辑分析的逻各斯传统，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美的还是丑的、现实存在的还是将来可能存在的，都在理性的考虑之列，都要接受理性的考问。可以Biblioteka Baidu，逻各斯使雅典哲人具有强烈的求真精神，柏拉图在设计他的理想国的时候，也正是贯彻了这种求真精神，通过求真的精神来寻求绝对的永恒的善的理想的实现。下面我们就跟随着柏拉图，去看看他是如何通过求真来求善的。
按柏拉图的设想，一当我们用语词去概括事物时就应当假定这些语词本身即构成一个世界――理念，“在凡是我们能用同一名称称呼多数事物的场合，我认为我们总是假定它们之一个形式或理念的。”[3](P388)而且理念不是某个哲学家灵机一动的产物，“理念或形式本身则不是任何匠人制造得出的”[3](P388)它们是先天地、独立于具体个人的实在。它们与感性事物无关，是“逻各斯”凭其自身的辩证力量而达到的一种知识，是纯粹的知识建构过程。
就这样，柏拉图建构了一个理念世界，他进一步把理念分成若干等级，形成了理念的等级系统。最低级的是具体事物的理念，如“桌子”、“椅子”、“床”等等；高一级的是数学或科学方面的理念，如“方”、“圆”、“一”、“二”、“动”等等；再高一级的是艺术和道德方面的理念，如“美”、“正义”、“勇敢”、“节制”等等；最高级的理念是“善”。因此，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实际就是至善世界，是伦理世界。柏拉图是这样论述善在知识论中的地位的：“这个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的主体以能力的东西，就是善的理念。它乃是知识和知识中的真理的原因。真理和知识都是美的，但善的理念比这两者更美——你承认这一点是不会错的。……在这里我们亦可以把真理和知识看成好像善，但是却不能把它们看成就是善。善是更可敬得多。”[3](P267)由此看来，至善论的提出是为了给知识和认识真理性提供一种保证，或成为一种源流。至善世界的存在并不与现实的感性世界发生内在的关系。
关键词：柏拉图理念世界求真求善历程
古希腊时代是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尤其是自梭伦改革（前594－前591）以来，它经历了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各种思想在碰撞、交锋与融合，从而奠定了欧洲文明的基础。柏拉图无异是这一时代最为耀眼、最富有代表性和奠基性的思想家之一，他总结了前人（包括苏格拉底）的思想，而后又影响了亚里士多德这位被黑格尔称为“一个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1](P269)，乃至于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发展。国内外学术界从非常多的视角对柏拉图的思想做了深入的研究，各方面的成果非常丰富，但鲜有把柏拉图的思想作为动态的思维过程来考察的，而西方的思维特点正在于求真，“求”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柏拉图的对话体著作正表现出这种动态的、开放的过程，因此，对柏拉图思想作动态考察可能更能发现柏拉图思想的真正意义，或者说可能发现与其他视角所看到的不同的东西。正有鉴于此，本文从动态发展的视角，试图通过把柏拉图围绕理念世界所进行的整个运思过程展现出来，从而揭示出贯穿在柏拉图思想中的求真精神以及向未来开放的维度，正是有这种求真精神的呵护，人类才能不断地趋向理想的世界，这正是柏拉图对善的追求历程的历史意义所在。
三、理想国的建立
思想是对现实的反应，柏拉图的理想国的蓝图是由于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当柏拉图开始他的这些生涯时，雅典已过了她的辉煌鼎盛时期，正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走下坡路。现实提供的是问题而不是机会，内战使原先不明显或转嫁了的政治、道德隐患恶性爆发。国内，对道德伤害最深的短期心理占上风，智者把现实中的变化用抽象了的一般人性论加以理论概括，论证遵守公正不给人带来利益；并论证人们服从道德只是为了一己私利，如果能不被发现，人人都会弃道德而干利己之事（《理想国》第一、二卷）。在政治领域中，政治家以满足自己私欲为目的，对大众以讨好、煽动其私欲为宗旨，这种情形在《理想国》有描述。作为救世心切的哲人，柏拉图面对这种城邦道德生活混乱的状况，不能不深感痛心疾首。为了恢复社会有机体的秩序和统一，柏拉图提出了一套以哲学智慧为中心、以强道德主义（灵魂和谐）为特征的改革方案，这就是他的理想国的构想。我这篇文章的写法主要侧重于把柏拉图的整个运思过程揭示出来，重的是过程，而不是太重视他运思的具体细节，通过对其运思过程的远距离观照而揭示柏拉图思想的意义。
四、理想国的破灭与法制国家
柏拉图身上体现了古希腊的民族精神——逻各斯，即追根究底的精神。在建构完理想国后，他仍然保持着那种自我批判、自我质疑的精神。按柏拉图的意思，最好的政治是贵族政治或好人政治，也就是他所描绘的理想国，但他接着分析：“一个建得这么好的国家要动摇它颠覆它确实是不容易的；但是，既然一切有产生的事物必有灭亡，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当然也是不能永久的，也是一定要解体的。”[3](P315)思维在这里来了一个大转折，似乎要把前面的整个思考推翻，这体现的是一种自我怀疑的精神，这正集中体现了古希腊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求真精神，正是这一自我质疑，质疑出了古希腊人的对善的政制安排，而中国儒家却少了这一质疑，多的是对“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期盼和对“圣人出，黄河清”的道德自信，少的是对圣人出现之前和圣人出现之后怎么办的思考，这导致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有精致的政治哲学，有善良的政治伦理，却没有现实而可行的政治制度学说。相较于差不多同时代的孟子正在极力游说国君实行仁政，柏拉图的求真精神和纯粹思辨性的活动却使他在理想主义中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认识到理想城邦即使成功了，也难以保持，道德理想国逐渐颠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