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歌曲发展之路简述

此。

而“格式塔”概念更强调这种经验的整体性。

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是一种“审美的感人的形式”。

卢梭反对所有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传统的艺术理论，他认为：“艺术并不是对经验世界的描绘或复写，而是情感和感情的流溢。

”他更重视艺术与情感的关联。

而形式与感性的关联中是否涉及和如何涉及情感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三、形式与艺术本性的关联形式是美与艺术的内在的表征方式，它与艺术本性发生着深刻的关联，从而揭示与彰显出艺术与美的存在。

从形式美的思想历程和关联形式的各个方面来看，形式对艺术的规定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形式与艺术本性的关联是异常复杂的。

1.形式作为艺术的规定及其问题。

从古到今，关于什么是美，以及艺术的本性是什么的问题一直困绕着历代的美学家和艺术哲学家。

其中主要有以下基本观点，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摹仿说，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摹仿；康德、席勒认为艺术是自由的游戏；黑格尔更强调艺术美，认为美是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列夫·托尔斯泰、克罗齐认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形象认识；在贝尔那里，艺术基于“有意味的形式”；卡西尔、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情感的符号；在弗洛伊德、荣格那里，艺术成为无意识的表现；英伽登认为，艺术是多层次的意向性客体等；而马克思则在生产劳动中来规定美与艺术。

这些观点都是对美与艺术思想的丰富，都力图从各自的角度去揭示艺术的本性。

当然，在各个观点与思想之间，还存在着不少的差异，这本身就说明美与艺术本性的问题的艰难性与复杂性。

在谈到形式美的规则时，荷加斯说：“这些规则就是：适应、多样、统一、单纯、复杂和尺寸———所有这一切都参加美的创造，互相补充，有时互相制约。

”其实，这只是形式美可表征的方面，形式美并不局限于此，似乎还有更深的东西。

赫尔德和歌德把美规定为合规律的活生生的东西，规定为生命的形式。

进入现代，有别于德意志唯心主义，形式不再由内容所决定，内容与形式也不再构成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形式本身就融贯了所有内容的那些因素，形式与内容的简单二分与线性决定本身就是近代经典认识论的产物，它制约了对形式的充分揭示。

因此，只有走出内容与形式的樊篱，才能显现形式所蕴涵的朦胧的、宽泛的意味，在贝尔看来形式的有意味，这意味不同于内容，也有别于思想主题，在这里，题材并不是第一位的了。

2.形式与艺术本性关联的复杂性。

形式是艺术本性彰显的不可或缺的东西吗？形式是如何与艺术本性关联的问题只是在于随着艺术的变迁，关于什么是形式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而不一定就是真正地完全取消形式。

当然，关于形式究竟是如何与艺术本性发生关联进而揭示艺术本性，存在着巨大的解释空间。

当然，真正的形式也并不是单纯与简单的摹仿，正如黑格尔所说：“因此，艺术的目的一定不在对现实的单纯的形式的摹仿，这种摹仿在一切情况下都只能产生技巧方面的巧戏法，而不能产生艺术作品。

”事实上，“形式”一词被人们用到各个不同的场合，分别支撑着各种不同的艺术理论。

形式与艺术本性相关联的复杂过程，也是形式多元化的过程，而“形式概念的多元化本身就是形式美学繁荣的主要标志”。

任何无视这种情形的研究或简单化处理都将无助于增进对艺术及其本性的认识和理解。

四、结语形式对艺术本性的揭示在不同的艺术存在那里是通过不同的方式与途径完成的，如美术主要凭借视觉上的形式美如色彩美、光线美、线条美、质地美、结构美等；而音乐则基于听觉上的形式美。

还有许多其它的门类艺术，以及这些门类之内尚有各种各样的子类，它们所表现的形式美既有共通性，又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真正美的艺术离不开这种形式，这对于许多现代艺术来说也是如此。

参考文献：［1］［意］克罗齐.美学的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4］苏珊·朗格.艺术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5］贝尔.艺术.北京：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何为艺术歌曲艺术歌曲的特征、历史渊源、文化背景怎样？中国艺术歌曲具有哪些重要的艺术特点、经典曲目和代表性人物演唱不同类型的艺术歌曲应该注意哪些要点？研究这些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具有实践意义。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三卷这样描述：“艺术歌曲是专为歌唱家或至少是受过相当训练的歌手们所作，通常有钢琴或器乐组伴奏，该曲调和歌词不得随便改动。

艺术歌曲很少与音乐以外的活动相联系，其歌词精炼深刻、旋律风格复杂多样。

”①《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对艺术歌曲下的定义则是：“艺术歌曲是一种由专业作曲家创作且与民歌相区别的、具有严肃艺术意味的歌曲体裁。

”②《新哈佛音乐辞典》对艺术歌曲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艺术歌曲是作为室内音乐会目的而创作的歌曲，以区别于民歌和流行歌曲。

它在传统上是为诗歌所谱写配的音乐，歌词具有较强的文学性，而且与大多民歌和流行歌曲不同。

艺术歌曲是有作曲家制定创作的，而不是表演者即兴表演发挥改写而成的。

”③我国《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则解释为：“艺术歌曲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普遍盛行的一种抒情独唱歌曲，其特点是歌词多半采用著名诗歌，侧重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曲调表现力，表现手段及作曲技法比较复杂，伴奏占有重要地位。

”④英文常以“Art Song”冠名，法语则称为“Chanson”，有时也称为“Melodie”，德语称为“Lied”。

一般来说，“艺术歌曲属于室内乐的范畴，无论其作品本身、或对它们的演唱，均应强调突出其浓厚的诗意、精练的形式和内在朴实的美”。

⑤因而较适合钢琴伴奏，并在客厅或表演厅表演。

艺术歌曲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中世纪，在经历了单声到复调再到单声的渐变过程之后，成为浪漫主义时期的一种重要音乐体裁———集诗歌、曲调、钢琴伴奏为一体，以舒伯特、舒曼为代表，以歌德、海涅、莎士比亚等大作家的原文诗稿进行创作，运用音乐中丰富的创作、表现手法将音乐与文学有机地结合，最终成为西方音乐史上重要的声乐体裁之一，并对世界各国艺术歌曲的产生、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此之后，世界各国的作曲家也写出了许多至今我们耳熟能详的优秀艺术歌曲。

如勃拉姆斯的《摇篮曲》，门德尔松的《乘着歌声的翅膀》，古诺的《圣母颂》、《小夜曲》，格里格的《索罗维中国艺术歌曲发展之路简述（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声乐系，云南昆明650000）字舟云47谓之诗”一说，《诗经》中的大雅、小雅，汉代的琴歌，《九歌》、《离骚》中的经典诗（词）句都是可以吟唱的。

因此，就某种程度（诗和乐的结合）来说，在中国古代的音乐中，基本上已经具备了艺术歌曲的条件。

然而，真正意义上的西方艺术歌曲在中国的产生则应认为是在五四运动以来，在呼唤民主、呼唤科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呼声中，大批具有民主思想的学子远渡重洋，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和声、曲式、对位、复调等作曲技法，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写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歌曲。

二十世纪初艺术歌曲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青主、萧友梅、赵元任等，代表性曲目主要有：青主1920年在德国完成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以及随后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大江东去》，萧友梅的《问》、《星空》，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也是微云》等。

从这些经典作品可以看出，他们的艺术歌曲创作大多比较注重调性布局和曲式结构的合理安排，注重形式结构和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形式完美、情感细腻，为我国艺术歌曲的创作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

同时，我们仔细地分析这一时期的创作都可以看出，许多西方艺术歌曲创作的痕迹，如音乐创作的技法、审美习俗方面都有西方浪漫主义时期的基因。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遭受列强的践踏。

因为音乐作为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本身的一种艺术形式，所以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优秀的艺术歌曲，虽然这一时期的艺术歌曲创作与政治斗争紧紧结合在一起，但大都具有极高的艺术性。

如冼星海的《黄河颂》、《黄河怨》，聂耳的《告别南洋》、《梅娘曲》，贺绿汀的《嘉陵江上》，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夏之秋的《思乡曲》，等等，这些都充分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和阳刚之美。

为突出这一对抗性主题，作曲家在创作技法上多运用宣叙性的旋律片段与诗歌巧妙结合，在音乐结构和节奏、力度等方面作了精心设计与巧妙构思，从这一层面来说，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在三四十年代的战乱中不断地得以成长。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们沉浸在新中国建立的喜悦之中，群众性歌曲异军突起，呈现出繁荣的创作局面。

作曲家创作了大量反映新中国人民风貌的歌曲，艺术歌曲的创作相对来说处于弱势，然不乏有经典型的作品涌现。

如《牧歌》、《玛依拉》、《槐花几时开》、《三十里铺》、《五哥放羊》、《噶俄丽泰》等经典作品。

这些根据民歌改变的歌曲加入钢琴伴奏的艺术表现，一方面赋予了民歌艺术新的生命。

从另一方面来说也为民歌的挖掘、整理、加工、再创作，为弘扬民族音乐文化艺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此外，《爱人送我向日葵》（丁善德）、《马儿啊，你慢些走》（生茂）、《克拉玛依之歌》（吕远）和劫夫根据毛泽东诗词谱写的《沁园春·雪》、《卜算子·咏梅》、《蝶恋花·答李淑一》等一批艺术歌曲也均唱响全国、流传至今。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艺术歌曲的创作虽出现了一些作品，但多以颂歌为主，当然也不乏艺术特色。

如：《北京颂歌》（田光、傅晶），《半屏山》（魏立、王碧云），《打起手鼓唱起歌》（施光南），等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在宽松文化政策的沐浴下，艺术歌曲的创作进入了一个繁荣的创作时期。

此一时期的艺术歌曲创作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人们丰富的生活、真挚的情感，在创作技法、表现手段、演唱技巧上都有新的突破。

如《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我的祖国妈妈》、《祝酒歌》（施光南），《我爱你，中国》、《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郑秋枫），《那就是我》（谷建芬》，《生命之星》（徐肇基），《牧笛》、《七歌词的诗化程度，音乐的艺术风格与艺术技巧的运用上都有明显的提高和新的探索、新的突破”。

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艺术歌曲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和推广时期。

创作方面：这一时期的艺术歌曲创作有的立足于功能体系、调式体系的传统技法；有的运用调性和非调性结合的创作技法；也有的运用泛调性、非调性、无调性和十二音序列技术，形成了以施光南、郑秋枫、施万春、尚德义、陆在易为代表的作曲家群体，创作出了诸如《多情的土地》大型声乐套曲《祖国四季》（郑秋枫）、《祖国永在我心中》、《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尚德义）等优秀作品。

艺术歌曲推广方面：1999年文化部主办了首届“中外艺术歌曲音乐会”，同年7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又邀请相关方面的专家就艺术歌曲的创作与推广等问题展开研讨，之后又有哈尔滨之夏艺术歌曲比赛、全国艺术院校艺术歌曲创作大赛等相关赛事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