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华安全认知的维度

2007年第1期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Mar12007 (总第91期)Issues of Contemporary World S ocialism A Quarterly,No11【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主义】

印度对华安全认知的维度

随新民

(外交学院　北京　100037)

【摘要】印度对华安全认知是多维的,分别涉及到共同邻国、地区和全球安全、中国国防现代化、核不扩散和国际核控制机制等方面。印度对华政策与行为深受其安全认知的影响。中印关系的改善,双边互信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对中国发展战略的正确理解和对华安全认知的调整。

【关键词】印度;认知;安全;威胁;中印关系

【作者简介】随新民,外交学院副教授,《外交评论》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D1;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7)01-0036-09

从认知角度考察印度对华安全战略与政策的研究成果很少。在国外学界,斯蒂芬・霍夫曼(Steven A1Hoffman)的《印度和中国的危机》(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和雅科夫Y1I1弗尔兹伯格(Yaacov Y1I1Vertzberger)的《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误判: 1959-1962年的中印冲突》(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The Sino-Indian Conflict,1959-1962)在分析危机决策时涉及到了认知向度,但研究重点不在于印度的对华安全认知和中印关系,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就此作深入的探讨;国内学术界更是鲜有人涉及印度对华安全的认知层面。这也正是本研究的理论意义所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两点是:第一,本研究有一个无须验证的前提假设,即认知通过决策决定印度的对华行为,印度对华安全认知是因变量,而对华安全行为则是自变量;第二,本文的“安全”范畴仅限于传统安全,而且这也是印度对华决策考量的首要因素。印度的相关政策深受其对华安全认知的影响,而印度对华安全的认知则是多维的。考察印度的对华安全认知与政策选择应时空结合,既要多方位又需多层次;既要考虑历时性又不能忽略共时性。本文将从印度对中印两国共同邻国和中国国防现代化的认知,地区安全认知中的中国因素,对有涉中国的国际核控制机制的认知等维度,来探讨印度的相关认知及其对安全行为的影响。

一、印度在涉及中印共同邻国上的认知

这里涉及印度对其战略邻国范畴的界定。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战略边界并不总是同其领土的地理边界相一致。一个国家的战略邻国界限往往会超出地缘上的相邻性,通常是指对该国有重大商业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地区,这一地区事态的进展对该国的长远利益产生影响。

在印度政治精英的安全认知图谱中,“印度的战略边界位于我们国家根本利益所在的地方”[1](p325),其战略邻国的界限是流动可变的,这完全取决于印度在给定时段里认知到的国家利益。从长远视角透析,印度的战略邻国区域西达包括埃及和苏丹在内的从南非到索马里的非洲的东海岸以及海湾国家,这里有大量的印度侨民或印裔以及重大的商业利益;基于同样的原因,外加中国的客观存在,缅甸及东南亚地区的老挝、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对于印度有着巨大的战略价值。这两个地区构成印度拓展的战略邻居。然而,从中期来看,印度安全战略关注的核心邻国还在于伊朗、阿富汗、中亚地区、巴基斯坦、中国、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缅甸和斯里兰卡,这些国家事态的变化是影响印度安全的主要来源[2](pp116-117)。

11北部山地国家与印度的安全认知

印度战略决策层一直把北部山地国家尼泊尔、不丹等国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疆域,同时把中国的西藏视作“缓冲区”。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后,印度认为,其传统上的战略“缓冲区”———西藏失去了意义,喜马拉雅山成了印度安全的最后屏障。这些国家的北部边界就是印度的战略边界,任何印度以外势力的介入(即使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都是对印度安全的威胁,自然不容进入。“印度主要的安全屏障(喜马拉雅山)就在尼泊尔的北边,我们决不容许任何人跨越这一屏障。因此,尽管我们体恤尼泊尔的独立,但是我们不能因尼泊尔的任何错误举措———允许外来势力穿越其边境线抑或是削弱我们的边疆———而使我们的国家安全担负任何风险”[5](p110)。

印度的认知逻辑非常清晰:印度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陆地,像英国殖民者一样,陆地防御是印度安全战略架构的核心;不同点在于历史上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俄国,而现在则主要来自中国。因为“中国不仅有着扩张的文化传统和底蕴,而且新中国的国家信仰(共产主义)更具有侵略性”。在战略考量上,印度防御的重点也主要是针对所谓“中国的威胁”。“我们没有必要与尼泊尔建立军事同盟……但实质上,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外国入侵次大陆的任何地方。任何对尼泊尔可能的入侵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印度的安全”[1](pp67-68)。

尼赫鲁1959年在人民院说得更为直率:“一个强大的中国也必然是一个扩张主义的中国……我们感到这个国家迈向工业化的巨大推动力,加上人口的增长,将构成一种非常危险的形势”[3](p165)。其潜在逻辑是:中国给印度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所以印度在北部和东北部边境地区的防务应早作准备[4](p40)。

在实践上,1949年8月印度与不丹签订《永久和平友好条约》,这实际上是把不丹

变成了印度的保护国①。1950年7月,印度利用尼泊尔拉纳家族担心自己会像其他土邦一样被印度吞并的恐惧心理,强迫尼泊尔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第二条和第五条都是直接或间接针对中国的,而更重要的内容则是通过双方交换信件方式确定的②。其中有这样的内容:“两国政府都不能容忍外国侵略者对双方安全的威胁。为对付任何

此类的威胁,两国政府要彼此磋商并设计有效的反措施”[6](p59)。对于尼泊尔这样一个

内陆小国,除了印度和中国外还会有哪个国家会构成威胁呢?这里所谓的“任何邻国”和“外国侵略者”显然是有所指的。

中印关系和印尼(泊尔)关系几乎于1960年同时趋于恶化。1960年马亨德拉国王解散议会政府,印度认为这是中国唆使下的反印、反民主行为,并认为中国也乘提供经济军事援助之机把势力渗透到了尼泊尔③。20世纪70年代,印度先后肢解巴基斯坦,进行核爆炸,兼并锡金,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1975年2月则以倡导建立尼泊尔和平区和增进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作为回应。对于建立尼泊尔和平区的建议,印度认为这违反了《印尼(泊尔)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等于单方面终止了条约;而对于中尼(泊尔)友好合作关系,印度则认为这是无视自己的安全利益,从中国进口武器尤其不能容忍。

印度把北部相邻国家纳入自己的安全体系,一方面是弥补心态失衡和实现大国梦的举措,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应付中国。印度一直认为:尼泊尔的传统做法是在中、印、尼三边关系中利用一方抑制或平衡另一方,以便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关系的明显改善限制了尼泊尔这种传统策略的功效。“但是,中国仍然把自己塑造为尼泊尔可靠的伙伴。中国企业在积极承建尼泊尔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同时,中国方面还暗中鼓励尼泊尔在卡拉帕尼问题(Kalapani )④和其他印尼(泊尔)边界纠纷

方面采取更加激进的立场”[2](p128)。

在印度看来,“中国一直以来都在向(印度的友好邻国)不丹施加压力,以便使其

拉开同印度的距离,并转而靠近中国,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7](p91)。印度把东北部争

议地区的各种叛乱和抗议活动同中国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同情或支持逃往缅甸北部的纳加族和米佐族叛乱分子。显然,印度对中国的信任度很低,很容易把中国同自己的安全联系起来,并视之为对印度领土完整、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家安全的威胁。

21中巴、中缅关系与印度的安全认知

边境战争后,印度一直认为:在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方面,“中-巴轴心”是印度最主要的威胁;全天候的中巴关系是针对印度而来的,中国在利用巴基斯坦来束缚

①②③④所谓“卡拉帕尼问题”,是由尼泊尔左翼力量共产党(毛泽东派)1996年在尼泊尔中西部地区开展政治活动引出的。该组织宣称其将同印度的极左组织建立松散的关系,目的是为了建立起一个包括印度比哈尔(Bihar )、马迪亚邦(Madhya pradesh )以及安达拉邦(Andhra Pradesh )部分地区的“完整的革命区”(Compact Revolution 在中印关系、印尼(泊尔)关系日趋恶化时,中尼(泊尔)关系则明显升温,1960年中尼两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1961年两国签订了《边界条约》。马亨德拉国王解散政府后,印度对中尼关系非常敏感,认为中国对尼泊尔援助和修筑连接加德满都和拉萨之间的公路的主要目的是战略性的,这构成了对印度的安全威胁。

两国互换信件的内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保密的,1959年12月3日在尼赫鲁记者招待会上首次披露。其中有这样的内容:“两国政府都不能容忍外国侵略者对双方安全的威胁。”为对付任何此类的威胁,两国政府要彼此磋商并设计有效的反措施。

《永久和平友好条约》规定:印度“保证不干涉不丹内政”,不丹则在对外关系上接受印度的“指导”;没有印度的同意,不丹不能单方面终止或要求修改该条约;印度还负责训练不丹军队,不丹境内的一切道路都由印度国防边境筑路机构承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