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科举对唐诗的影响

试论唐代科举制度对唐诗的影响

摘要

唐代科举制对唐代文学是有影响的。科举制度对唐代社会风气的形成，对诗人群体的壮大、诗歌艺术的锤炼以及诗歌内容的充实等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省试诗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可以说科举制度对唐诗的影响既有不良的方面，也有好的促进的方面，但无论哪个方面都不能绝对化，而需要具体分析，将它限定在一定的时间与范围内。

关键词：唐代科举制度唐诗影响

前言

科举制度经隋朝初创，至唐朝成为中国官僚选拔制度的一大发明稳定下来，直到清末废除，除了元朝时期有所中断外，在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可以说，科举制度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选拔人才的机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科举制度也不例外。尤其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科举制度渐趋僵化，考试内容与实际的社会需要相脱节。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内容被限制在八股文中。不但严重性地脱离社会需要，而且把广大读书士子折磨成既不通经史又不晓世务的无用之人。这与科举制度创制之初衷严重背离，这不得不说是科举制度的悲哀。但是，在唐朝，科举制度上属于上升的发展趋势中，考试内容没有明清时候那么僵化，这项制度更多的是体现出其优势，其弊端还没有充分显现。尤其是，作为一项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超出了政治的范围，形成了比较好的社会风气，对整个唐代文学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于唐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今人研究成果亦颇为丰硕，如程千帆先生撰有《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先生撰有《唐代科举与文学》等专著。

一、社会风气的形成

唐代科举制度的改变，首先影响到社会风尚的转移，它将广泛阶层的注意力

吸引到寒窗苦读上去，形成普遍的求学好学的社会风气以及对科举高中者尊尚的风气，形成了对文坛成名人物崇拜的风气。科举取士打破世族垄断政治，为庶族大开仕进之门，出身寒微的读书人经过科举考试能够做官改变命运。这样一来当然吸引大量的读书人投身科举。可以说科举诗赋取士强化了唐诗发展的有利社会环境。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初盛唐间已繁荣的唐诗创作，与科举制度的促进有关，因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唐初，科举考试只试策论，高宗永隆二年以后才加上帖经，此年后又有杂文之试，但最初杂文只试箴表论赞等，后才渐试赋或诗。据傅璇琮先生研究，杂文专试诗赋是在开元、天宝之际，而此前，唐诗已呈现繁荣局面。因此，我们不能说初盛唐间唐诗的繁荣与科举制的促进有关。

相反地，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的固定格局，是在唐代立国一百年以后。而在这以前，唐诗已经经历了婉丽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阶段，正以璀璨夺目的光华，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在这一百年中，杰出的诗人已经络绎出现在诗坛上，写出了历史经久、传诵不息的名篇。这都是文学史上的常识。应当说，进士科在8世纪初开始采用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 唐代进士科主要考试杂文，到开元、天宝年间杂文已明确为诗、赋各一首，考试中以首场诗、赋最重要。诗一般为五言八韵，通常称为试帖诗。赋为讲究声律对偶、重视声音协调、通常为八韵且以四六句式为主，又称律赋。进士试诗赋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构成了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发展的背景，在唐代社会营造了重视诗赋的氛围，可以说，一方面，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是唐代诗歌繁荣的结果，唐诗的发展促使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兴盛；另一方面，在以诗赋取士的背景下，诗歌成为仕进的敲门砖，士子唯有善于此道才有希望跻身仕进之门，又必然促使士子将心血浇漓于诗的创作，由此形成推崇诗歌的社会风气，反过来促进唐诗的繁荣。换句话说，唐诗的繁荣与科举以诗取士之风的兴盛是互为表里的。

二、诗人群体的壮大

以诗称著的唐代，进士科最受士人青睐。科举制度面向全社会开放，这也刺激了诗歌作者群体的壮大。自从科举降临在这个浩浩世间，就与士林阶层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士子的心头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科第情结。也因此，在诗赋取士的指挥棒下，广大读书人吟诗作赋，直接壮大了诗人群体。纵看唐朝历史，文学家大多为进士出身。我们粗略地一列有贺知章、陈子昂、王昌龄、王维、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李商隐、……不胜枚举。进士试诗赋作为一种

文化形态构成了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发展的背景。进士试诗赋之制在唐代社会营造了重视诗赋的氛围，此价值取向和取士标准为唐代造就了一大批业诗攻赋之人，这也正是一种文学体式发展繁荣的重要前提。科举制推出了一批名人，让他们为官从政，他们的诗文便能附骥，相得益彰。

三、对诗歌艺术的锤炼

唐代的进士科尤重文词，而诗赋是最能显示士子的文学才华的，在正常情况下，诗赋的好坏对士人的弃取实际上起着颇重要的作用。诗歌既然已成了科举仕进的一块极有效的敲门砖，一般士子唯有善于此道才有希望敲开仕进之门，这也就必然迫使他们更加重视诗歌，讲求诗艺，同时也促使更多的人来关心与创作诗歌。诗歌创作成为有唐一代经久不息的社会风尚，应当与科举试诗的制度有着重要的关系。程千帆先生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指出：“唐代科举主要是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取。这样，就不能不直接对文学发生作用。单从唐代进士科以甲赋、律诗作为考试内容来说，其对于文学是促退的，但是如果就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出行卷这种特殊风尚来考察，其对于诗歌、古文、传奇的创作都有促进作用” 。诗歌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内容、情采、风格，也与词藻声韵很有关系。对声韵对偶等诗歌技巧的讲求，初唐时即为人所重视。此后科考中对诗赋在声律上的要求，尽管出现雕琢绮言、破碎句读等弊病，但对诗艺的提高，诗歌的和谐精美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还有一点就是唐朝的行卷之风对诗人诗歌艺术的提高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行卷是唐代进士科考试中一种特有的行为模式和社会风尚。中唐以后，考试本身在录取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减小，而应试前的大量的行卷交游反而对中第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于是一批以求人延誉为旨归的行卷诗文作品应运而生。士子即以诗文先贽见达官显要或文学名人，冀为其赏识延揽举荐。这样士子们行卷时就必须呈献其自认为最佳的诗文，因此他们对所献诗文就极认真讲求，在这风气下，其对诗艺的提高专精所起的作用应是不言而喻的。比如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就是行卷中的佳作。白居易向文坛名人顾况行卷，顾为之延誉，白居易名声遂振，不久便进士及第；王维是通过向皇室行卷获取状元出身；杜牧是以《阿房宫赋》行卷被列入进士第五名。但是行卷也不是毫无弊端。从选拔人才的角度看行卷之举，有避免一试定终身的积极的一面；同时又促进了唐诗的兴盛。但是行卷也为唐代科举带来许多弊端，许多寒门举子无处行卷，久试不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