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与西方对《易经》研究的科学意识.

论中国与西方对《易经》研究的科学意识
金健民
（山东理工大学）
近读报刊登载的一篇文章，是一位记者采访我国一位著名科学家、院士的一篇采访报导，标题为《曲解背后的美丽的故事》（以下简称“故事”），内容异常丰富，涉及的知识面很广，提出了一些当前我国科技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易经》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形式，能否拯救中国的科技？
以及《易经》到底是本什么内容的书？与阴阳五行的关系；
二、中国当代科学家的知识状况，科学意识。

三、《易经》能否与现代科学接轨？
文章的最后还提供了一份调查报告材料，内容为：
新浪网上还正在做调查：一个问题是：“你认为东方思维能否拯救中国科技？”认为“不能”的占41.68%，认为“能”的占39.9%，认为“不好说”
的占18.39%；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近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有哪
些原因？”48.99%的人认为是思维方法，48.76%的人认为是科举制度，48.2%
的人认为是“不重视技术”等等……
本文根据上述内容，综合为二个问题，分述如下：
一、中外科学家（界）对《易经》的内容评论就有三种：一为占卜之书；二为是占卜之书，但具有科学内容；三为我国古代一部最早的，一部科学、哲学著作。

现在，对《易经》的评价，依然是这三种，而肯定为一、二种者居多。

现在问题的严重性是：以对《易经》的认识为例，发现当前还有的科学家仍存在“曲解”，就以这篇访问记《故事》来说，被访问者是这样说的：“虽然我从来没看过《易经》，但我间接从各方面了解到《易经》的一些内容，例如提倡阴阳五行，我就非常反感，我觉得《易经》对中国的科学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

”被访问者在发表此观点时，据《故事》采访记中介绍，他对杨振宁博士发表《易经》的思维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一事“还浑然不知”，因而还问记者“杨振宁是什么观点？”接着《故事》采访记中又记下了被访问者对《易经》的具体认识，认为“阴阳五行与《易经》与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之间有严格的界限，三者之间不是等同的关系。

阴阳五行与《易经》并不就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全部，而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有很荒谬、很糟糕的地方，应该抛弃……”，那么，被访
问者是怎样认识《易经》与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易经》是否属于“荒谬”“应该抛弃”！本文不便于解读，只介绍原文而已。

这位科学家对《易经》的理解，在当前科学界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从《故事》一文提供的调查：认为“东方思想不能拯救中国科技”就恰好证明这一现实。

还应当提出的，记者访问记的标题为《曲解背后的美丽故事》，所以，又用大量篇幅赞扬访问者，在对中国历史上的数学“是了解不多”的情况下，尔后，投身于对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积三十年之功，“潜心揣摩古代数学思想的精华，并用研究实践取得蜚声国内外的成果”，记者以此说明“曲解”背后所产生的“美丽的故事”。

那么，我倒受到启发：《易经》中的数学思想是非常丰富的，这是众多国外（也有国内的）科学家所公认的，因而被访问者何不在“间接从各方面了解到《易经》的一些内容”情况下进而直接阅读，如莱布尼茨一样，再产生“更为美丽动人的故事”！
西方：因历史因素，在所见到的西方学者对《易经》的评价，归纳为：是一部熔合哲学、数学和科学于一炉的最完美的智慧之学。

西方对《易经》的研究，起步虽晚，但反映很快，而且有些西方的科学家、哲学家受《易经》思维的启迪，为创建西方现代科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为此，需要补充如下内容：
1、西方从何时接触《易经》及受其影响。

据有关资料载：最早接触《易经》者为西方传教士白晋。

白晋，法国人，接受过神学、语言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全面教育。

1688年（康熙27年）来华，受到康熙的青睐，认为：“在中国之众西洋人，并无一人通中国文理者，惟白晋一人稍知中国书义……”，并命他深入研究《易经》。

白晋认为：“凡中国文章，理微深奥，难以洞彻。

况《易经》又系中国书内更为深奥者。

”然而，很难为一位外国人，终于通过对知识的热爱与追求，克服了语言文字障碍，不仅写出了《易学总旨》一书，而且以他深厚的自然科学根底，敏锐的思维活动，竟发现了《易经》中六十四卦中的“阴”爻与“阳”爻，恰可相当于数字中的“0”与“1”，六十四卦的排列组织恰似“二进位制”。

科学发展史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种假说，可成为新的科学创见；如果说白晋将八卦与“二进制”联系起来的假说介绍给当时正研究“二进制”的莱布尼茨，那么，白晋即为莱布尼茨确认“二进制”的科学性提供了旁证。

白晋向莱布尼茨传播了《易经》思想，莱布尼茨也因此热爱了中国古代文化，他根据来华传教士提供的材料撰写了《中国近况》一书，翻译了白晋撰写的《康熙皇帝传》。

莱布尼茨是西方第一个确认中国文化对欧洲文化发展十分有用的哲学家。

他的思想认识通过他的弟子沃尔夫传给了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对整个欧洲哲学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西方最早翻译《易经》的人是法国人雷孝思；将《易经》译为德文者为卫礼贤。

2、西方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对《易经》的评价。

我写字台的案头有一本研究《易经》的资料汇编《周易志》，这本书中最后一部分收集了国外一些著名科学家对《易经》的评论，其中有黑格尔、晋里高津、卡普拉、荣格等等，下面略引几段：
荣格认为：“谈到世界人类唯一智慧宝库，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有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

黑格尔受《易经》启发，发现了著名的正反合辩证逻辑定理。

他认为《易经》“被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也被视为中国深邃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

普里高津说：“玻尔是从中国古代的阴阳思想中获得关于事物互补性认识的。

”
李光耀说：“十九世纪初，德国著名学者黑格尔，在其《自传》中说，他的正反合的辩证逻辑定律，得自《易经》的启示。

前不久，我读到新出版的《宇宙物质成因学》，作者说他是在破译了《易经》八卦后，完成了拉普拉斯——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我还未听说过这一课题已被中国的《易经》攻克了，作为中国人的后裔，实在万分高兴。

”
成中英（美国“国际易经学会”会长）说：“《周易》是生命的学问，宇宙的真理，文化的智慧，价值的源泉。

《周易》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方的，更是世界的。

”
仅从以上中国与西方对《易经》不同的评论，可归纳出如下问题：
1、中国与西方对《易经》研究的科学意识反差很大。

西方对《易经》研究的意识比较严肃、刻苦；中国对《易经》研究的意识比较轻浮、欠深入。

西方对《易经》的研究是沙里淘金；中国对《易经》的研究是只见沙不见金。

西方对《易经》的研究是立足于现实，尤其是与现代科学的比较；中国对《易经》的研究是偏重于历史，并受历史的误导。

2、中国与西方对《易经》内容、本质的认识有明显的差距。

西方认为《易经》是科学的基石；中国认为《易经》是科学发展的绊脚石。

西方认为《易经》的思想是科学创新之源；中国认为《易经》的思想是反科学的污染源。

3、西方与中国对《易经》的思维形式、思维方式持迥然不同的态度。

西方肯定《易经》的思维形式（形象思维）所形成的科学思想体系，为西方近现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可贵的信息与思想；中国则认为《易经》的思维形式窒息了中国人的智力，阻碍了科学创新思想的萌芽与发展。

这里还需要特别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杨振宁博士对《易经》思维形式的否定。

因为此前中国科学界已又一次展开了规模不小的辩论，本文不再重述。

要提出的问题是：从过去所见到的一些资料，杨振宁博士对《易经》的评价是很高的，这与现今杨振宁博士所发表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

为澄清问题暂介绍数例：
美籍华人李政道、杨振宁两博士在1955—1956年期间在美国《物理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对当时公认的“奇偶性不灭定律”（Law of parity）
有人译为对等定律，……提出怀疑，因而获得了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奖。

杨
振宁在获奖后应新闻记者之请，发表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谈话，黎凯旋（台湾
中华易经学会理事长）记得：他曾说“他之所以怀疑O Laponte 的奇偶数不
灭定律，这和他在西南联大读《易经》时的心得有关”。

他并且很具体地指出，
《易经》中既有阴、阳相对的道理，却同时也有阴阳消长或阳盛阴衰，剥久
必复，否极泰来的道理。

（见徐道一编著《周易科学观》）
杨振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1989年在北京同钱学森谈话中说：“《易经》是纯而又纯的科学精华”。

钱学森同杨振宁博士谈话
中说：“《周易》是科学的经典”。

（见陈凯东主编《周易志》）
据一位学者统计，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中有六位（李政道、杨振宁、普里高津、汤川秀树、洪森堡、玻尔）都声称自己曾经不同程度地受过《易
经》思想的影响。

（见武斌著《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占用一定篇幅摘引上面三段对杨振宁博士的情况介绍，显然是与当前其对《易经》的看法是完全相背的。

这是否与“引文”的不准确有关，只有待查。

二、从西方对《易经》的高度评价，应正确认识《易经》思维形式的特点，重视中国与西方侧重运用于不同思维形式所产生的科学价值。

从中国与西方对《易经》认识与评价的反差，反映了人们对思维的重视，在《故事》这篇报导的调查统计中，认为近现代科学未能诞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也是思维问题。

因此，怎样认识《易经》所反映的思维特点、《易经》到底是部什么书？这依然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其实，中国古代对《易经》的评价也是很高的，称其内容“广矣大矣”，《四库总目提要》曰：“易道大矣，无所不包”；西方的科学家又将某些近现代科学的萌生归功于《易经》的启迪……，《易经》的内容为何如此博大精深，穷究其根源，确实与《易经》的思维特点有关。

但《易经》的思维特点现又被蒙上一层厚厚的云翳，那么，应该如何对《易经》的思维形式做出“科学”的判断？
思维形式是科学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反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思维活动的特殊性。

现在对中国与西方的思维形式已有定论，尤其是由于近现代科学诞生于西方，故理性（逻辑）思维被公认为是科学的思维，而形象思维则被贬为是非科学的。

现在，这种认识思潮来势很猛，我认为这是对思维形式最错误的理解。

应该怎样理解思维形式，在过去的拙作中已反复做过阐述，现再重述如下观点。

首先根据遗传学、脑科学理解思维形式。

现在，一般地将思维形式主要分为二种（其他尚分有灵感思维、社会思维等等），即理性（逻辑）思维与形象（直感）思维，如此，将思维形式分为二种主要是依据人的大脑左、右半球的分工，而人的左、右半球的分工，又与人种或地理环境有关，所以才有中国人因右半球发达，故思维形式为形象思维；西方人因左半球发达，故其思维形式为理性思维。

由于思维形式与人的大脑左、右半球的分工有直接关系，所以，为正确认识两种思维形式的特点与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首先对人的大脑左、右半球的功能与分工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脑科学证明：“人脑的各一半都有其自身独立的意识思维序列”“人脑的两边是用根本不同的方式进行思维的”，所以，中国与西方在思维形式上的差异是由遗传，即生理现象决定的。

但是，现在人们所强调的是大脑左、右半球功能的差异，而忽略了两个半球更为重要的分合功能。

脑科学证明：“每一半球上分别各有运动区、体觉区、视觉区、听觉区、联合区等神经中枢”而且这五大区在“大脑两半球是对称的”“在神经传导的运作上，两半球相对的神经中枢彼此配合，发生交互作用”，由两半球之间的胼胝体连结，而产生“联合功能”。

这种复杂的人脑结构，往往是人们不了解的，所以才得出西方的理性思维诞生了近现代科学，
而中国的形象思维则阻碍了中国近现代科学的诞生与发展的片面结论。

在这样一个“结论”的思想影响下，《易经》是中国最早、最完整、最有权威的形象思想的代表著作，所以才推导出《易经》阻碍了中国科学思想的进步与创新。

这完全曲解了脑科学中人的大脑左、右半球整体功能的特殊作用。

现在，人们都忽略了西方的万有引力定律，蒸气机、青霉素等等的发现与发明，首先是源于形象思维，尔后上升为理性思维；而中国的《易经》所创始的二进位制是始于“象”即形象思维，但《易经》的成书，是“人更三圣，世更三古”是经历了上千年，集中了多少哲人的智慧，即理性思维才组合铸成这样严密而完整的数学丰碑。

其次，从逻辑学角度理解思维形式。

思维形式（规律）以前是属于逻辑学研究范畴，现在由于思维科学的崛起，逻辑学成为思维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故思维形式已纳入思维科学研究的内容。

但是，今天所谓的理性（逻辑）思维与形象（直感）思维仍然反映为逻辑学中的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两大推理规律，即思维科学中的理性思维相当于逻辑学中的演绎推理；其特点为由一般推导出特殊；而形象思维则相当于逻辑学中的归纳推理，其特点为由特殊推导出一般。

这两种不同的思维形式与推理方法，都是认识自然，认识世界、认识社会的科学方法。

因此，这两种方法在逻辑学中认为：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

理性思维离不开形象思维，形象思维必然要依靠理性思维；在逻辑学中演绎推理离不开归纳推理，归纳是演绎的前提；而归纳必须以演绎为指导，演绎是归纳的基石。

所以，不论两种思维形式、两种推理方法，都是“殊途”而“同归”，是解决科学的本质问题。

根据上文所述，可概括为：
1、从思维科学角度，认为西方人左脑发达，重逻辑思维才诞生了近现代科学。

近现代科学是以逻辑思维与实验为基础实现了科学发展的跃进，这是历史事实，但确切地说，西方人在建设新科学事业中，将理性思维与形象思维配合得十分完美，这才是对近现代科学诞生的全面认识。

认为中国人右脑发达，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经典著作重形象思维而阻碍了近现代科学的诞生，这个推理是以西方诞生了近现代科学为“大前提”而推导出来的“结论”。

这个“结论”显然欠说服力，因为形象思维在科学发展与理性思维中有着十分特殊与重要作用，它对科学概念、定律的形成，起着弥补逻辑缺陷的作用，因而得不出“阻碍”的结论。

记得有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评论爱因斯坦的，文章说：爱因斯坦在认识论上的贡献，就是提出了逻辑思维的局限性，强调直感（形象）思维的能动创新性。

2、对科学的诞生与发展，我们不是环境决定论者，但科学发展是离不开外部环境，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客观环境对科学的发展产生重要的保证与促进或阻碍与破坏作用。

中国与西方在科学的发展历程中都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

有人说，西方于中世纪经历了宗教统治三百年的黑暗时代，科学被摧残，科学家遭受迫害；科学是神学卑贱的婢女；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科学只是皇室统治下的最低下的童仆。

然而，西方于文艺复兴之后，科学重现光明，这种光明反映了西方科学家浓厚的科学意识以及坚忍不拔的科学精神，更重要的是良好的科学发展环境为西方的科学复兴与发展提供了保证。

西方第一次科学革命发生于意大利，时值15、16世纪；其后科学革命的中心相继转移至英国、法国；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的科学研究中心。

当时，西欧这些国家基本上是具有和平的、自由的科研条件。

欧洲两次世界大战，对科学发展虽然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但是，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没有遭受战乱的国家，所以，美国占有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地利，是它科学发展的一个最佳的客观环境。

而中国恰于16世纪科学开始没落，适逢新中国建国前百余年的列强瓜分与战乱；建国后持续的“阶级斗争”，中国已失去客观的科学发展条件。

又加之强大的西方近现代科学诞生之冲击，中国科学界的科学意识虽有省悟、科学精神虽未萎缩，但总的是蒙上一层阴影，科学意识与科学精神受到极大的挫伤，自卑感笼罩在民族之心头上。

故当前中国极需振奋精神，正视历史上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以及巨大的创造力，为世界科学进步再做贡献！
主要参考书目
陈东凯。

周易志。

方志出版社，2001年11月
金健民。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自然科学思想。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
曹增友。

传教士与中国科学。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年8月
余三乐。

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1年9月
Research On Scientific Consciousness in Yi Ch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Jin Jianmin
Abstract: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Chinese concrete thinking form represented by Yi Ching,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cientific consciousness reflected from Chinese classic work Yi Ching.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e temporary modern science was originated in the west, and has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logic thinking form and experiences functions. Based on the concrete achievements made by eastern and western science development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brain science and logics, this essay draws that the logic thinking form can not be operated alone, it should be co-operated with concrete thinking.
However, deduction (opposite to logic thinking) can not be isolated from Induction (opposite to concrete thinking), which is firmed by brain science, logics and thought science.
The western scientists’ research on Yi Ching is more focused on the science’s connotation and thoughts compared to that of China. Therefore, they refined more profound science thoughts from concrete thinking to form systemic theories, which have enriched modern science theories. Western scien tists’ research consciousness on Yi Ching, on the other hand, refutes some western scientists’ miscarriages of justice, that is, Chinese only contributed to the technical achievements instead of scientific theories on thoughts.
This article shows Yi Ching is not only the reflection of close combination of concrete thinking with logic thinking, but also that of deduction with induction. It also tells us that western researchers' posses stronger research consciousness than Chinese ones. They have explored the connation of science and its interior connection with temporary science development. Even though China is the birthplace of Yi Ching,the country was misled by history and meanwhile, it was short of the knowledge on science consciousness and thoughts, so it could not explore deeply about the connation of science. Some people claimed that but for Leticia’s discovery of binary system, China could not have found the rich resources in math from Yi Ching. Up to today,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still regard Yi Ching as a fortune-teller book and even in science circle; some people hold the idea that concrete thinking in Yi Ching could not prove new science.
This article puts Chinese and western research consciousness to Yi Ching under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analyze the reasons why Chinese temporary science fell behi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The purpose is to strengthen science consciousness, to enforce Chinese people’s thoughts science, so we want to inspire Chinese to make more contributions to the w orld’s science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