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_下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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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当代传播学
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下)
陈 卫 星
传播学理论的新思潮
60年代以来,在西方传播学学术领域中有建树的新学派主要有五个。
第一个学派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批评。美国学者F.麦克卢普在1962年出版的《知识的生产和分配在美国》首先创立了一套针对组织和信息的成本和市场的分析方法。同时,传播理论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批评还被引进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这当中有美国人H.舍勒、D.史密斯,也有欧洲人N.加纳海姆、G.穆多克、A.马特拉、E.布斯塔芒特和R.扎罗。他们对信息和文化工业的分析把重点放在不断增长的跨国际影响方面。这时在欧美发达国家,文化民主化的政府政策和服务产业公共化的思想面临着一个正在向国际化方向发展的文化商业逻辑的挑战。政治经济学批评意味着文化工业的复杂性和由资本实现的文化活动的价值化增长过程。这需要把传播中经常被隐藏的经济层面摆出来,其中包括跨国经济集团的形成、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支配现象、文化信息产品的跨国流动所显现出来的战略意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等。
无疑,政治经济学批评学派从世界因市场经济一体化而形成的经济和交换分工的现实格局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进行再思考。这个观点最早由经济学家P.巴哈在1957年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与历史学家E.华伦斯坦的对话中提出,这与法国著名历史史学F.布龙代尔的“经济世界”概念相呼应。就是说,世界从地理上一分为三:中心地带、中间过渡地带和边缘地带,并由此形成世界分工,边缘地带服从于中心地带的需要。这种关系是不平等交换。传播交换网络是商品交换网络的一部分,交换网络的实质是向心化、等级化和各种产品的共存。
传播政治经济学批评学派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是把对文化支配现象的分析与后康德主义传统的美学、大众文化社会学尤其是文化实践社会学结合起来。尤其是涉及到利奥塔在著名的《后现代状态》一书中提出知识“可能是全世界为权力的竞争中最重要的赌注”这一观点。第二,这些学者的分析都尽量避免变成纯经济分析而在学术方向上探索多学科发展的途径。第三,在关于“信息传播的世界新秩序”这个命题上的争论非常激烈。针对几个大通讯社的垄断地位,针对信息传播手段正在被集中到一部分跨国企业集团手里的现实,人们提出了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观点。
第二个学派是语用学。语用学(Pragm at-ics)这个词源于希腊文的Praxis,是指一种主体和主体的语言应用关系。语用学有两个要点:研究语言行为情境,主观态度的介入。其次是和话语内容相比较,更注重语言行为的权威效果和象征有效性。不仅仅是描绘世界,而是作用于世界。语用学的发展一般被认为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巴罗阿多学派,一个是奥斯丁等人所主张的语言行为(事件)理论。
巴罗阿多学派的当今主将瓦特拉茨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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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1967年出版的代表作《人际传播语用学》中表明,一种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间性)或语用关系是意义产生的根源。哪怕是我们最小的一点反应都有一种自反性、镜面性或循环性的属性。语言是行动,说话就是做事。但用话做事总是要和别的东西在一起,要依赖环境效果或者是陈述状态,即说话时所处的可能性状态。要把传播作为一个被整合的社会现象来进行考虑,把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考虑,从元传播入手,从非传播的模态找出传播的可能性,并提出了分析精神分裂症的双重限定定理。
语用学的另一个来源是英国哲学家J.奥斯丁的语言行动理论,就是把说话当作做事,把语言表述的功能分成记述式和行为式两种。记述式是只提供一个陈述事实,词→词(w o rd to w or d)。而行为式是一种对事物对象的介入,词→物(w ord to w orld)。说话因此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就事论事的陈述,只提供一个信息内容,让人去翻译、引用、重复。陈述表明任一件事,可能真,也可能假。一种是从关系出发而形成的陈述状态,指整个语言行动的参数和情境性,如信息发送者在发送信息时的状态,其间的行为、意图、姿态、目光、声音、角色、情绪、位置、环境等物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状态因素。陈述状态话语虽然不能或真或假,但可能是适当的或不适当的,这取决于话语是否被正确地、完全地和成功地完成了。
第三个学派是人种志传播学和社会互动反应理解。这在理论渊源上与德国社会学家G.齐美尔的社会性理论和美国人类学家米德的交流行为理论有衍生关系。
人种志(也被译为民俗人类学)传播学是从J.古迈尔和D.海墨开始的,源于社会语言学。他们汲取了奥地利哲学家和社会学家A.舒尔茨的概念“知识库存”:对社会的阐释是根据范畴和对常识的理解。这些资源帮助社会行动者达到主体间性的相互理解,并对其进行指导。这些可资利用的库存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用一种有区别的方式来推广,在行动和反应中创造知识的多样性。根据个人、群体、年龄、性别而不同,所有来自“时间性”和“社会时间”的差异反映出对知识的关系和主体间性关系的网络位置。人种志传播学的研究焦点集中在社会反应现象或者是一个几种乡土语言同时起作用的社会、移民群体中的特殊传播情境,包括学校和社会生活中的不同仪式、媒介在家庭中的功能等。
在社会相互反应理论(也被译为象征互动理论)方法上,美国学者E.考夫曼的社会生活场面维度理论最有影响。他利用语言的记录或记载作为调查或考察传播情境的工具,在1961年出版的《收容所》一书中研究精神病院的社会状态。他表明一个控制严格的精神病医院的制度功能是在所有的病人中产生一种系列的“二度适应”,和被圈入这个环境中的人进行有交流意义的谈判,包括被保留的空间,内部交流网络,商业活动,甚至某种平行权力的到位。和功能主义者把视点放在社会制度上不同,考夫曼的社会行动相互反应论把考察重点放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的角色功能上。
第四个学派是技术和调解社会学。这种学派把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和调解机制结合起来考虑。考察技术中介作用如何影响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建立是分析传播技术的社会参与和社会管理功能的一个经典课题。技术目的性总是暗示着每个技术对象的自发适应先于它存在的社会要求,比如移动电话满足当今不断增长的职业性业务联系的需求。1963年,美国人E.罗杰斯提出了新的分析模式,即扩散模式。他认为,一种被传播开来的发明要通过社会成员的合作,它的扩散要适应相应的社会价值观。这可分为几个阶段:信息、劝说、决定、应用、肯定、不同社会范畴的使用者的需求程度不一,有发明者,最先的使用者,大多数使用者,大多数后来的使用者,最后来的使用者。这个模式被广泛用在信息传播技术硬件的销售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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