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苏轼、王国维浅感

从苏轼、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的比较看文人的社会责任

一、序论

1．文人作为中国社会上有重要影响的一个群体，其社会责任值得思考

2．文人的人生哲学问题是文人社会责任思考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3．苏轼、王国维、鲁迅作为中国文人的代表，研究他们的人生哲学及社会责任的实践有助于我们思考今天。

二、本论

1．文人与人生哲学：文人的忧国忧民和独立理性精神，与他们对人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不无关系。

2．“人生志于道”与“学而又则仕”是影响中国文人两千多年的生存标准与道路，这在苏轼、王国维、鲁迅身上都有体现，但他们的独立意志，使他们跳出了这一

禁囿。

苏轼：真正的潇洒在于不辱文人之道的无怨无悔

王国维：情与理间的沉重但也轻松的抉择，学术终吾身，一生无悔。

鲁迅：争取独立与自由，知其不易为而为之

3．人生志于道与学而优则仕不同，人生志于道文人的思考之所在。

三、结论

以自己的独立理性去探究人生及世间真理，才是文人的本分。

从苏轼、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的比较看文人的社会责任

摘要：社会由不同群体组成，每个群体在社会发展中各有作用。文人是思考的群体，而独立的思考才会发现他人所不能发现，这是社会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一方面。从苏轼、王国维、鲁迅的深及本体的独立思考中，我们看到了文人对社会发展的极大作用。因此，文人要有不受制于任何权威，独立思考的品质。

关键词：文人；人生价值；独立思考；良知；责任

社会是一个由从事各项职业、承担不同职能的多种群体组成生态系统，这一是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其中不同群体各自活动着，展现着自身的活力，同时也使社会在一个动态平衡中不断进步。文人是社会中，尤其是中国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大群体，对社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其社会责任问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文人是一个思考的群体，其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往往会伴随其一生。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又直接与他们对自己社会责任的认识相关，因此，探讨文人的社会责任，必得探讨文人的人生哲学。

苏轼、王国维、鲁迅，是中国文人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以自己在文学、历史、哲学等各领域的成就，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及中国人民的幸福产生了重要影响，书写了文人担负社会责任的华美篇章。时代有变，今不同昔，今之文人应怎样更好地承担起责任，是一个值得深思问题。对过去的探究，总会为今日问题的解决提供些许借鉴，本文试图从苏轼、王国维、鲁迅的身上有所收获。

一、文人与人生哲学

何谓“文人”？当下比较通行的解释是“知书能文的人”。此处，我们取张修林先生在《谈文人》中的解释，认为“文人是指人文方面的、有着创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写作者。严肃地从事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一些具有人文情怀的社会科学的人，就是文人，或者说，文人是追求独立人格与独立价值，更多地描述、研究社会和人性的人。”由此看来，文人包括中国古代的“士”，也包括当代中国的作家和部分学者。鉴于以上定位，我们可以看到，文人应当具有这样的特点：

①怀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关注人类人生幸福。

②具有独立的理性精神，对社会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这两个特点赋予了文人一定的洞察力和前瞻性，比其他人更易于发现社会发展中的不合理因素及潜在危机，这就容易使它们独立与人群甚至是世俗之外，因此他们是孤独的群体。文人的这一特点，揭示了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是我们探讨其社会责任的前提。

人生存的意义究竟为何，也许这本是一个不必深究的问题。然而，一旦生存问题本身，即吃穿问题解决了，并且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后，这个问题就会不期然而至了。（实际上，对人生的终极关怀，是与人生幸福直接相关的。）文人就属于这

样一种阶层，他们天生爱思考，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往往会伴随其一生。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直接影响着文人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由此，也直接影着他们对自己社会责任的认识与态度。

当前，有人说“中国几乎没有学者”，姑且不论这句话是否符合实际，但的确反映了商品经济下的今天，大众对文人的一种不满，也有不少人在叩问文人的良知。文人的失职与其人生哲学发生变化不无关系。我们不如古人那里汲取一些营养。

二、人生志于道与学而优则仕——文人的人生哲学

苏轼：真正的潇洒

苏轼的一生就成就来看，是文学的潇洒的一生，究其生活来看，则更多的是政治斗争夹缝中的苦苦挣扎。每一次政治上的大冲击，都会引发他关于人生的一次重大思考，促使他的人生哲学走向成熟。因此，下文试图从与其相关的政治斗争的不同阶段来探索其人生哲学。

总体来看，苏轼的政治生涯可以分为3个阶段，而每一个人阶段，其政治观点总会发生变化，其实这变化正是他对人生思考的结果。以下是其政治生涯的3个阶段。

王安石变法前及变法初期

北宋王朝“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 。以上语句选自他的政论《进策》，鲜明地表明了他政治革新观点。

从初期的以“指陈得失”的直谏官自立励，告诉神宗当时的变法“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 [1]，到后来全面批驳变法，站到了“旧党”的一边。

2.“乌台诗”案前后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愤然诉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 [2]此处可知，这次政治打击中，苏轼认为自己年少时曾为之激动的直谏官，只是年少轻狂的理想，而在实际的政治中却并无多大意义既无多少实质作用，又没有多大的现实可能性。由此，他进入了政治上的沉默期。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尔，出于相爱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义，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兄虽怀坎坷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3]这一段话显示了他在黄州静思过程中，政治观点的一大飞跃，由此引发了“无负吏民” [4]的人生追求。

3.元祐更化及以后

与司马光争论，要求对新法“较量厉害，参用所长” [5]，由此造成了新党对他迫害后，“旧党”对他的迫害。

就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苏轼初登仕途，他的观点主要来自于读书所得，带有明显的理想设计主义的特点，但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判断，还是反映了他非凡的洞察力，是同时代很多官吏没做到的。而他对变法所发的一番评论，虽过于保守，但也不无道理，王安石变法后期出现的问题，正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他的这一番论述。由最初的锐意革新，到后来的与变法誓不两立之势，确实有点变化过于突兀，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