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文化

“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

”（清·阮元语）当二十世纪的最后一页悄然翻过之时，“勒马回看岱岭云”（清人题泰山回马岭刻石之语），就会深切感到，关于东岳泰山的探赜考索，在此沧桑百年之中，确乎是丰富而多彩的。

众多的学人专家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数量之丰，水平之高，都远远超迈了以往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从而将泰山之学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

一、泰山研究历时综述
泰山研究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我们大致分为古代至1949年、1949年至上世纪末及新世纪三个阶段。

今分论如下：
（一）第一阶段：古代至1949年
传为汉代人应劭所著《泰山记》当为泰山专著之滥觞，惜其书早已失传，仅在《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古籍中留下片断，据周郢统计，自《泰山记》乃至1949年，泰山专著共127种。

自《泰山记》后至明代，见于著录的仅有北宋刘跂的《泰山秦篆谱》。

有明一代泰山专著开始大量问世，共有30种之多，其中最著名者当属汪子卿《泰山志》和查志隆《岱史》。

有清一代，泰山专著更加繁荣，共计53种，使泰山研究出现了一个全盛时期。

其中以聂鈫《泰山道里记》、金棨《泰山志》和唐仲冕《岱览》最为著名。

民国时期，泰山专著共胡42种，亦属洋洋大观。

如王连儒《泰山游览志》、胡君复《泰山指南》等。

值得关注的是高宗岳《泰山药物志》，专录泰山所产中草药，在历代泰山专著中别具一格。

这一时期最为权重者当属泰山学者王价藩、王次通父子编辑的大型文献《泰山丛书》。

《泰山丛书》系王氏父子用了四十余年的时间编辑而成。

泰山文献卷帙浩繁，王氏父子披阅泰山文献一百八十多种，予以审慎细评，对其中有些篇章的内容还作了实
地考察核对，按文词水平和资料价值选录四十种，共一百一十卷。

用毛笔手抄成四十五册。

按文献内容分甲、乙、丙、丁四集(注：其中一集与泰山无关)：山经水志为甲集(十三种六十一卷)；舆地人文为乙集(三种十四卷)；文苑诗稿为丙集(十四种十五卷)；年谱记事(包括王价藩自撰著述)为丁集(十种二
十卷)。

全书有例言、目次、后记等。

1936年出版《泰山纪胜》、《岱宗大观》、《泰山图说》、《泰安州志》四种作第一辑，内有序、跋和梁漱溟题签，王易门的题额以及出版概况等。

《中国丛书综录》收录《泰山丛书》中的《泰山纪胜》、《泰山图说》、《岱宗大观》各一卷。

《泰山丛书》全部手稿今存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1989年11月复制印刷，是古代近代泰山著述的集大成者》［以上参见《周郢文史论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246－277页。

］。

西学东渐，二十世纪的学术新思潮的传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产生了一批学术巨子，而这些学术巨子也每每用其新的思维与视角展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研究，泰山文化他们偶有涉及，但却代表了这一时期泰山文化研究的学术高点，同时也反映了泰山文化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精英的新思维。

如章太炎在《訄书》中专设《封禅》一节，在《检论·原教》中也专论封禅。

章太炎在《封禅》中称：“人主方教民佃渔，以避蜚征之螫，何暇议礼？”[章炳麟，《訄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27页。

]可见,“
人主”教民打猎与捕鱼以防飞禽走兽侵扰的草昧时代，尚谈不上礼仪。

他认为帝王“封禅为武事，非为文事。

”[章炳麟，《訄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27页。

]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逐步演变成社会习俗，“彼夷俗事上帝，故文以祭天以肃其志，文之以祀后土以顺其礼，文之以秩群神以扬其职。

是其示威者，则犹偃伯灵台者也。

”[章炳麟，《訄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27页。

] 章太炎对斯宾塞社会学思想情有独钟。

早在1898年，时任《昌言报》主笔的章太炎和总翻译曾广铨合作翻译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著作《短论：科学的，政治的，思辩的》（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and Speculative）中《论进境之理》（Pr ogress: Its law and Cause[1]）及《论礼仪》（Manners and Fashion）。

“章太炎行文的思路正是借助斯宾塞《论礼仪》中所阐明的社会风俗习惯的演变与政治统治、宗教统治一样，有其整合社会思想的目的[王天根，《章太炎对“本土经验”的强调与早期“西方社会学中国化”》，《东方丛刊》2004年第1期。

]。

所以他认为“然则所以恶伤土石草木者，在彼不在此；所以用蒲草者，在彼不在此。

先王以‘仁物’叫号于九围，而实阴收其利，故封禅可尚也。

”[章炳麟，《訄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28页。

]
章太炎还从社会风俗习惯变迁、新陈代谢的角度，诠释了具有神秘色彩的《河图》。

实际上，随着宇宙的进化与更替，“河图”之说同“封禅”一样，不过是人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断诠释的结果，其原意与章太炎所处的近代社会对此的审视完全是两码事。

这样，与《史记》所彰显的“封禅”观念形成强烈对比，为泰山封禅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视角。

又如顾颉刚以其现代学术眼光对“封禅”、“五岳”及“碧霞元君”等泰山文化现象进行了阐释与解读。

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由顾颉刚、孙伏园、容庚、容肇祖、庄尚严等组成调查团对妙峰山香会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调查，调查文章在当时的《京报》副刊连续刊出，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宗教学者江绍原、社会学家何思敬、艺术学家傅彦长、心理学家崔载阳等都从不同的学术领域撰稿予以高度评价。

1928年29篇调查文章集结为《妙峰山》一书出版。

此次调查开创了我国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先河，使西方的民俗学真正在我国落地生根，妙峰山因此被誉为中国民俗文化的发祥地。

根据调查，顾颉刚认为，京津地区的民间多认为天仙圣母碧霞元君是东岳大帝的女儿，对天仙圣母碧霞元君的身世提供了田野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和确凿的结论，同时也极大的拓展了泰山文化研究的空间，拓宽了泰山文化研究的视域。

本时期体现泰山文化研究最高水平的当属王献唐。

王献唐综合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对泰山上古史事的全面研讨。

王献唐的泰山文化研究主要表现在《炎黄氏族文化考》［《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版。

］一书中。

王献唐认为：“征诸故书所载，泰山一带，为中国原始民族聚居之处”，“往古先民，生聚于斯，万代诸皇，建业于斯……木本水源，血统所在，泰山巍然，同族仰镜”、“泰山一带为中华原始民族之策源地”，“伏羲发源祖地，证以现
存地名、山泽名，殆即今之泗水一带。

”“伏羲伏字既为族地名称，羲字又作何解？曰：羲犹雄也、皇也，推尊之呼号也。

……伏羲亦曰太昊，昊，弘声，声转训大训高，亦犹皇也，雄也，羲也。

其称太昊，犹云太皇、太雄、太羲。

太即泰字，泰山之谓。

《史
记》：‘泰帝兴，神鼎一。

’师古谓泰帝即伏羲。

”［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453－455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

］
王献唐云：“伏羲族居泰山一带，故称泰皇。

……今邹城、凫山、染山均有伏羲庙，鱼台、寨里有伏羲陵，陵南有伏羲画石，其他鲁南各地，如嘉祥、滕州及兰山各处，有伏羲、女娲画石，作蛇身者亦伙。

而山陵古迹，父老传闻，时有羲娲旧事，正以地为羲族旧壤，崇祀仰镜，迄今不替，非无因而然也。

古代帝王受命，必封告泰山……故凡得天下者，易姓而后，必告泰宗，示不忘本，犹其祭告宗庙之义。

”[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534－537页，齐鲁书社，1985年。

]主张以泰山为中心，形成了东方的伏羲文化圈。

他还认为：“伏羲出于泗水，以泗水之故，知古代羲族实居泰山一带高耸之地，为中国东方古族发源之乡。

其源既明，则凡他处如濮县、永济各地，地名与泗水相同者，皆族迁名随，为羲族后徙所居，不能执此以为伏羲生长之乡也。

而凡伏羲施政之处，如陈与仇池各地，又皆都迁所在，足迹所经，亦不能执此以为伏羲兴于西方也。

”[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492~493页，齐鲁书社，1985年。

] 因受西方现代科学思想的影响，泰山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也开始进行，十九世纪后期，德国学者李希霍芬率先展开对泰山杂岩之探索，此后张相文、翁文灏关于泰山山脉的论争，竺可桢关于泰山高度的实测，孙云铸等关于泰山地质的调查及泰安高宗岳关于泰山药物的著录，都取得突出的成绩。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泰山研究，诸多学者已自觉运用现代学术理论，筚路蓝缕, 使研岱之学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一时期值得重视是一批外国学者的泰山文化研究。

泰山文化不仅为东方学界所重视，还曾引起西方世界的瞩目。

自十七世纪以来，众多的西方汉学家都对泰山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海外"泰山学"的出现，在近代
中西文化交流史册上留下重要的一页。

明末清初时期，随着利玛窦等人的东来，一时出现了一个东西文化交流的高潮，泰山之名亦由此开始为西方所知。

十七世纪之俄罗斯帝国大臣尼·斯·米列斯库（Ｎ.
Ｓpataru.Ｍilescu）所著《中国漫记》中已出现有关泰山的介绍。

米列斯库（１６３６～１７０８）原籍罗马尼亚，１６７６年作为俄罗斯使节入清觐见了康熙皇帝，据其见闻著成《漫记》一书。

其中第二十九章中写到了泰山："济南府……附近有高山，其中一座名泰山，高四十华里，即十四俄里，他们说黎明头一次鸡叫，在山上即可以看到日出。

这里有许多山洞，有无数名士隐居于此。

"（蒋本良译本页８８）。

荷兰纽霍夫（Ｊ.Ｎieuhoff）１６６５年所刊《德·戈耶尔和德·凯塞荷兰遣使中国记》中也有类似记载。

不过这一时期西人笔下的泰山，多是片断记录和零星述闻，真正转入深层次的研究阶段，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方逐步开始的。

随同近代古老帝国大门的开启，大批欧美人士奔赴泰山，访古览胜，至今五大夫松附近山崖还有清末所镌"德人巴贺"的题名，便是西风东渐泰山时留下的雪鸿之痕。

许多外国汉学专家，更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对泰山展开探讨和论说，先后有多种论文专著出版，大大推进了泰山研究。

这一时期出现的较有影响的泰山研究或记游文章有：阿·威廉松《北中国旅行记》（１８６９）、伊莎贝尔·威廉松夫人《中国的古老之路》、帕·贝尔让《中国史记----一个旅游者在泰山》、瓦·安泽《中国苏北到山东的冬季之旅》等等。

这些文章从各种角度介绍了泰山景观与历史，对欧美读者了解泰山，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目前所知第一部西人泰山专著，是德国学者帕·蒂施佩（Ｐ.Ｔschepe）撰《泰山及其宗教信仰》一书。

蒂氏生平不详，其书亦未见传本。

根据沙畹的著录：此书出版于１９０６年，除了长达百页的考论外，还附有３３幅照片。

继蒂施佩之后，法国学者沙畹于１９１０年在巴黎出版了他的法文泰山著作，这就是在西方产生了极大影响的《泰山祭礼》（ＬeＴ'aiＣhan:essaidemonographied' uncultechinois）。

沙畹本名埃马纽埃尔--爱德华·夏瓦纳（Ｅmmanuel-ＥdouardＣhavannes），沙畹是其汉名。

１８８９年，沙畹被任命为驻清公使专员，在华三年中，他利用公务之余从事汉学研究，并很快通晓了汉语。

１８９０年，沙畹完成《史记·封禅书》的法译，引起学术界的注目。

日本福井文雅评价沙畹："尽管他在年仅５３岁便已去世，但他是一位大学者，甚至可以说他什么研究领域都涉猎到了。

"（《欧美的道教研究》）特别是对历史地理、宗教、古文字学研究，沙畹用力甚勤，成就斐然。

所著有《西突厥史料》、《中国之旅行家》、《佛经中五百故事》、《斯坦因在东土耳斯坦所获汉文文献》、《摩尼教旅行中国考》（与伯希和合撰）等数十种。

沙畹因从事《史记·封禅书》的法译，引发了其研究泰山宗教的兴致。

１８９１年１月２４日，沙畹首次登临泰岳，此后又曾于１９０７年６月１７日至２５日赴泰安考察。

两次泰山之行，沙畹都对其风俗信仰、名胜古迹作了细致调查，收集了较多的地方文献，第二次登山时还拍摄了大量的照片。

沙畹回国后，开始了对泰山的案头研究，至1910年推出了《泰山祭礼》一书。

《泰山祭礼》全书分列六章，分别是：第１章《泰山的祭礼》，内容为泰山崇拜及其源流的概论；第２章《
泰山风景名胜》，著录介绍了山川、庙宇、遗址等景点２５２处；第３章《关于封禅祭礼的资料》，分别摘译了《后汉书》、《旧唐书》、《宋史》的有关记载；第４章《碑铭》，分别译录了《纪泰山铭》、《泰阴碑》、《重修蒿里山碑》、《重修朝元观碑》、《去泰山神封号碑》、《重修岱庙碑》等１１种泰山石刻全文；第５章《祈
祷》，收录北魏、唐、明、清各朝祭告泰山文３３篇；第６章《民间信仰》，包括民间传说、五岳真形图、泰山宝镜、泰山神玺等内容。

书后附有《中国古老的地神》一文。

沙畹认为：在中国，每一座山都被认为有神灵主宰，神被视为一种具有思想意识行为的自然力量，而为世人所崇拜、信仰。

在中国山神之中，影响最大的是五岳，而五岳里尤以泰山声望最著。

因而便以此作为研究专题，试图对泰山崇拜产生的心理动机、宗教意识中山的作用以及造就泰山显赫地位的原因等问题进行探讨。

本着这一命题，沙畹对泰山崇拜、地狱观念、封禅活动与元君崇拜几个泰山宗教的重大关目，分别作了论说。

沙畹《泰山祭礼》一书，无疑对研究泰山宗教及历史文化，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考。

由于著者学贯中西，视野开阔，故其中比勘泰山与西方信仰之异同，观点多发前人所未发，为以后的研究开阔了思路。

沙畹第一个向西方系统地介绍了泰山的历史文化。

在其之前，虽西人间有著述，但都浮光掠影，难现全豹，即蒂施佩之书，在沙氏看来，其亦未能充分阐述出泰山之宗教及其历史作用（见沙著"前言"）。

沙畹以汉学专家的高深功力，箴缕百家，对泰山宗教作了全方位的研究，将此悠久而丰富的东方文化介绍给欧美，首功甚伟。

而且沙著还是较早从理论上研究泰山的，他关于泰山崇拜、封禅等问题的探究，至今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日本道教专家福井文雅曾从道教史角度，对沙畹泰山一书的学术成就，作过很高的评价。

沙畹还以西方学者的眼光，详实地记录了二十世纪初的泰山，其中很多内容都是中国学者未予记录或未予重视的。

这为今天全面了解泰山历史，提供了一些重要史料。

故其书在泰山研究史上，实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价值：
另一法国学者多类（Ｄore）亦著有一部《泰山宗教》，此书出版于1933年后，记述了1914～1933年间的泰山宗教情况。

其书有法、英两种文本行世。

沙畹、多类等人主要是用文字对泰山进行研究，而爱伯特·肯恩（1860～1940）则是用摄影机来记录泰山的风貌。

肯恩为本世纪初巴黎知名金融家，他敏锐地感觉到世界将面临着一个大变革时代，因而他不辞辛劳，环游世界，以摄影的方式来记录下这一重要的历史瞬间。

其间，肯恩于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及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两度来到中国，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其中有泰山彩色照片４７帧，为了解当时泰山面貌的珍贵档案。

这部分图片，后来收藏在巴黎西郊的上塞纳省立爱伯特·肯恩博物馆。

与沙畹、肯恩同时，还有一位西方汉学大师也对泰山文化予以关注，此人便是被誉为"世界公民"的卫礼贤教授。

卫礼贤（１８７３～１９３０），原名理夏德·威廉（ＲichardＷilhelm），德国人。

１８９９年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青岛，对中华文化一见倾心，从而开始了对汉学的研究和翻译。

此后他在法兰克福创办了中国学社，为实现沟通中西文化的理想作出了不懈努力。

卫礼贤崇尚儒学，尝数度访古于邹鲁之区，登泰岱，谒阙里。

并在所著《中国心灵》一书中,专列《圣山》一节,对泰山之历史文从作了精辟评述。

１９２４年，当卫礼贤准备登程返德之际，特地重登泰山，以此作为对生活了２５年之久的中国的告别式。

他在致友人信函中抒发了他此时的感想：
"从南天门上来，我们置身于一片浓重的雾霭之中。

不一会儿，云开一线。

太阳升起之际，刹那间云层、平
原、山峦，尽收眼底。

啊！中国真美！这里有多少东西，使人流连不舍。

"（卫礼贤夫人莎珑·卫著《卫礼贤----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精神使者》页３０２）。

----这一声长长的感叹之中，蕴含了卫礼贤对东岳泰山的无比热爱和万分留恋之情。

意志杰出的文学家歌德曾在他《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一诗中留下这样的名句："视线所窥，永是东方。

"（参见钱春绮译《歌德抒情诗选》页１６６）我们借用此语，用以形容诸多西方汉学家对泰山这座东方神岳的密切关注、热心研究和无比倾倒，或许也是恰当的吧。

（二）第二阶段：建国后至上世纪末
1949年后，大陆与港台地区的学术界对泰山的研究均有所开展。

大陆在此后三十年中，有多种泰山著作与论文刊出，其中顾铁符、俞剑华、张鹤云、何幼琦等一批文史专家分别从不同领域对泰山文化的有关内容进行揭析，深得精要；郭沫若的泰山为“中华文化史局部缩影”之论说更为人所熟知。

但这一时期泰山人文研究的力作相对较少，许多重要
领域的探研或呈空白，或现停滞。

而同一时期的泰山自然科学研究却不断深入，地质、气候、水文、土壤、动植物等方面成果众多，其中关于“泰山向”古代断裂带、张夏寒武纪地层剖面，“泰山群”古代变质岩等课题的研究, 均有重大突破。

此时在港台地区，苏雪林、凌纯声、饶宗颐、余英时诸人精研义理，深造有得，他们从世界文化的宏大范围中，探索泰岱文明的源起和形成，这种贯通东西、纵横联系的研究方法，使泰山之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七十年代末至本世纪结束，随着大陆文化事业的复苏，泰山研究也开始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不仅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活动广泛开展，中老年学者在学术
上日趋成熟，年轻一代崭露头角；这使得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而且质量也有显著提高。

举凡历史、文学、艺术、美学、文物考古、宗教、民俗、旅游及自然科学诸领域，泰山各个层面的学术课题均被触及。

一些长期困扰学界的学术难关被一一攻克（其中人文研究中关于泰山封禅、宗教、石刻、文献的研讨与自然科学研究中关于红门醉心石质的探讨，都在学术界深有影响），新方法、新史料迭见层出，泰山的学术影响明显扩大。

据统计，建国后共出版泰山研究专著计53种，同时还有为数不少的论文。

1993年以来，泰山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泰山志》穷12年之功而面世，《泰山大全》、《泰山珍石》等大型图书相继出版。

这些成果或史料收集，或掌故辑录，或史迹评点，或风光鉴赏，或着眼总体，或遴选专题，从不同方面深化了人们对泰山的认识。

与此同时，泰山研究群体不断壮大，组织机构建设不断加强。

泰山研究会、泰山文化研究会集合了泰山研究的主要力量。

1996年10月，泰山文化研究所成立，为国内第一家专业的泰山研究机构。

这些都为泰山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仍存有诸多缺失，就人文研究而言，许多学者由于学术上储备不足，加之治学心态浮躁，导致一些研究硬伤累累，许多著述在低水平徘徊。

但就总体而言，这二十年仍是泰山研究最为兴盛的时期，其总体成绩不容低估。

在充分肯定泰山文化研究成绩的同时，我们仍需清醒地看到，泰山研究在基础建设、成果数量与质量等方面均存在许多不足，我们的研究工作距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还有相当的距离。

这些差距与不足的主要表现有以
下几点。

在研究内容方面。

一是基础研究比较薄弱。

目前泰山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薄弱环节，在于缺少系统的、全面的基础资料整理。

由于种原因，泰山历史资料零星散乱，时间跨度大且不系统，涉及门类多且不集中。

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钩沉泰山史实殊非易事，但这是泰山研究的基础，功在当今，利及后人，必须要做。

二是研究缺乏广度、深度。

现有的泰山研究成果，其内容相当部分集中于景点介绍、旅游概述、诗词选录、名人简介等方面，涉及面不够宽，角度比较单一。

泰山内涵十分丰富，我们完全应当也能够对其进行如地理的、宗教的、民俗的、艺术的、哲学的等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

俗语有“有限不识泰山”之说，此谓眼之所识者表面之泰山、感性之泰山，眼所未识者内蕴之泰山、精神之泰山。

因此，我们对泰山的研究，不能仅驻足于对泰
山客观描述的层次上，而应当重在理性分析、艺术观照、宏观把握，重在揭示泰山之深层内涵。

现在已有研究者涉足这些领域，但尚未取得相应实绩。

在研究方法方面。

一是不重实证。

一些研究者缺乏踏实作风、严谨态度，在研究中不重考据、不重实证。

一些不甚确实的二手、三手资料被作为“定论”、“成说”转来引去，充当论据，以至于讹误相传。

二是许多论证浮躁空泛、逻辑混乱。

一些文章只是拼凑的一些所谓的新方法、新论点、新成果，罗列一些离题甚远、无关主旨的资料，而并不管这些方法、资料与泰山有无内在的必然联系。

这些现象，影响了泰山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立足基础。

建立规范、系统、科学的泰山研究体系是泰山研究的当务之急。

（三）第三阶段：2000年后
纵观二十世纪的泰山研究，在中国名山研究或是区域文化研究中都是十分突出的。

仅从人文研究而论，这一时期的研究打破了传统的“在山言山”，只将泰山研究拘囿于方志编纂、艺文辑录与金石考订的格局，逐渐从微观走向宏观，从封闭走向开放，力求将泰山文化投置于中外文化的大背景中去审视，由此进而厘定其文化的地位与特色。

一些新的方法如“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皆被广泛采用，使泰山研究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生机与活力。

这些新方法、新材料的引进、挖掘及新学科的切入，无论是对泰山文化的总体评估, 还是对泰山一些具体课题的考论，都有巨大的推进作用。

可以说，二十世纪是泰山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泰山学”的提法也由此得到越来越多学人之认可。

当然，与同是勃兴于这一世纪的甲骨学、敦煌学、红学这几门显学相比，泰山研究无论其深度和广度都相形见绌，难与争胜；与同属名山文化的五台山研究相较，也有着明显的差距。

如泰山著述中的名胜、封禅等等，其内容颇多重复，陈陈相因，殊乏新意，而有些具有更高价值的课题如“泰山通史”，“泰山文化史”，“泰山文学史”“泰山学术史”皆乏人问津，殊为憾事。

凡此种种，皆当“诚望杰构”于二十一世纪之“来哲”（借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题记》语）。

（三）新世纪泰山文化研究综述
进入新世纪，泰山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从研究人员构成、研究规模、研究对象、研究深度、研究方法各个方面表现出极大的进步与突破。

首先，适应现代知识生产的新趋势，泰山文化为总主题从各个不同方面确立课题项目进行研究，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智慧与力量，通力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与实绩。

2001年，马兆龙主持的“泰山文化与旅游经济”被山东省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立项，该项目横跨泰山文化、旅游、经济三大领域，紧跟经济发展与转型的的热点，从旅游经济的角度展开对泰山文化的研究与反思。

同年，袁明英主持的“泰山石刻研究”被山东省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立项，该项目组合文化研究、书法、美术、地理、历史等专业学科人员，对首次对泰山丰富的石刻资源进行整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