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亚文化及文学关系论文

古代中国对日本的影响
一、对日本文学著作的影响
早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时期，日本的文化就开始受到古代中国的影响。

随着时代推移，古代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日渐深远。

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并将之融入自己的文化加以创造性利用的民族。

而其所创作的《源氏物语》正是在继承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成果而创造出来的。

《源氏物语》吸收了中国大量的古典文集，运用大量典故。

《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自幼随父学习汉诗，熟读中国古代文献，特别是对白居易的诗有较深的造诣。

因此书中有大量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子，或直接引用，或间接借鉴。

首先，在第一回的“铜壶”就源于白居易的《长恨歌》。

作品的开头是样的:“——话说从前某一朝天皇时代,后宫妃嫔甚多,其中有一更衣,出身并不高贵,却蒙皇上特别宠爱。

”这说的便是桐壶妃,由于她遭众多妃子妒忌,所以生起病来,并且心情郁结。

又写道“将来难免闯出杨贵妃那样的滔天大祸呢。

”这样,作品开头便将桐壶帝与唐玄宗,女更衣与杨贵妃联系到了一起。

之后更衣生下一子便死去了。

帝悲不自胜,终日不理朝政,呆坐凝思,以泪洗面。

“皇上徘徊望月,缅怀前尘”“她的声音笑貌,现在成了幻影,却时时依稀仿佛出现在眼前。

”读到这些句子我们不由得想起《长恨歌》中的诗句“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芙蓉如面柳如色,对此如何不垂泪。

”
其次，《源氏物语》一书运用了大量白居易的诗作,其中运用形式各不相同。

其中直接引用的例子最为突出。

如第六回“末摘花”中见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妙龄少女时所吟的“幼者形不蔽”就出自白居易《秦中吟》中《重赋》中的“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

”第三十五回“柏木”中,因熏君的出世,源氏感慨万千,于是吟诵了白居易的诗“五十八翁方有后,静思堪喜亦堪嗟”。

而在结尾部分描写薰君与浮舟的爱情悲剧时又引用了白居易的“人非木石皆有情”诗句。

再次，还引用了《史记》中的一些典故，如第十回“杨桐”中藤壶皇后在面对弘徽殿太后的排挤专横和源氏公子的纠缠求爱的双重压力时，她对自己的处境十分的忧虑，想道：“照此下去，我即使不惨遭戚夫人的命运，也将会沦为天下人的笑柄。

”而这里的“戚夫人”即是《史记》中《吕后本纪》中的悲剧人物。

当源氏的诗歌受众人赞赏时所吟的“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则出自《鲁周公世家》中周公诫子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

我与天下，亦不贱矣。

”在第十二回“须磨”又中引用了《史记·秦二世纪》中的“指鹿为马”这一典故。

《源氏物语》在很多方面受到中国文学的渗透，书中引用的典籍除了以上列举的之外，还有《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战国策》《诗经》《礼记》《论语》《孝经》《汉书》《晋书》《昭明文选》以及刘禹锡、陶渊明等人的作品。

可见日本堪称经典之作的《源氏物语》受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至深。

对日本文化、改革的影响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

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

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但应注意，遣唐使并不是朝贡使节，没有称臣的行为。

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视使团人员的选拔，特别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

如高向玄理﹑吉备真备曾长期在中国留学；不少成员是文章博士，
山上忆良真更是有名的文学之士(后二人受命而未成行)。

有两家父子先后被任命为使臣，也是由于具有教养和经验，利于向唐朝学习。

随行的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晁衡)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归航受阻，留唐官至秘书监。

橘逸势被唐人目为秀才。

入唐的医师﹑乐师﹑画师﹐和各行业的工匠，也都在自己行业中具有根柢，受到唐人推重，同时也从唐人获益。

遣唐使大量输入中国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国文化风靡日本封建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

正仓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输入的中国物质文化。

遣唐使对唐的赠品，和唐朝的答礼，实际是两国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

遣唐使的贡献首先是引进唐朝典章律令，推动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

遣唐便在长安如饥似渴地考察学习，博览群书，回国后参与枢要，仿行唐制，如“大宝法令”即以唐代律令为规范制定的。

还仿效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番人才。

818年，嵯峨天皇根据遣唐使原清公的建议，下诏改走礼仪，并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大日本史》卷123)连历法、节令、习俗也尽量仿效中国。

其次是汲取盛唐文化，提高日本文化艺术水平。

遣唐使每次携回大量汉籍佛经，朝野上下竞相赞写唐诗汉文，白居易等唐代著名诗人的诗集在日本广泛流传。

留唐学生僧人还借用汉字偏旁或草体创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

遣唐使还输入唐朝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经过消化改造，融为日本民族文化。

甚至围棋等技艺和相扑、马球等体育活动也是从唐朝传入的。

遣唐使团中常有日本画师、乐师以至围棋高手赴唐访师学艺、观摩比赛。

三、儒学对日本的影响
儒学是通过文字而传入日本的，所以日本一开始就接受儒学了。

据日本的史料记载，儒教传入日本为公元405年，王仁自朝鲜半岛南部北济到达日本，为应神天皇儿子老师。

王仁授之《论语》，这是儒学东传的开始。

尔后，儒家思想通过典籍传至日本，规模有限，但对日本影响颇深。

一方面，使大和的政治思想发达起来，这在历代的诏敕上表现显著。

仁德天皇在诏书中说：“君以民为本。

”这是引用荀子的话。

表明日本君王已懂重民思想，这是受中国儒学的影响。

圣德太子定冠位即以德、仁、礼、信、义、智等道德项目为名称，显然是受儒学伦理思想的影响。

这此提倡道德的结果，使日本自上而下养成一种孝顺谦让的美德。

另外在风俗上，自儒学传入后，日本上古的娶姑姨，异母兄弟姨妹之间通婚及继母之间通婚等风俗渐减，使日本移风易俗。

东汉时，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尔后又从中国传入日本。

据史载，公元522年，南朝梁人司马达到日本后，在大和国高市郡田原建造草庵置像礼拜。

这是关于佛教传入日本的最早的文献记录。

其后，佛教又继续传入日本。

佛教教导慈悲，可使当时日本激烈倾扎的阀族之间的斗争平息，但主要的是佛教主张只要忏悔罪过，积功积德，到一定程度便可渡脱成佛，取得永生。

这对于今世受苦的广大奴隶和农民来讲，有了来世的憧憬，能给以莫大的希望和安慰。

故在日本大受欢迎，全国上下信佛。

圣德太子和苏我氏当政时，大兴佛教，在各处大建寺院。

苏我氏建飞鸟寺，圣德太子建法隆寺和四天王寺。

在建筑样式、佛像雕塑、绘画、手工艺术品等方面，深受中国南北朝文化的影响。

由此也出现了儒学日本化的现象。

儒学逐渐成为入居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官学—都设立以儒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中央官学和地方学校，私学—私人办学也普遍教授儒学。

尊孔—三个国家都建有崇奉孔子的文庙，定期举行祭孔大典。

日本学生在中央或地方官学中完成学业，经考试合格，可授予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