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的主要经办人李鸿章

一、海上军事斗争在近代中国的重要地位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鸦片战争，从海上敲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由此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二十年之后英法联军的侵华舰队卷土重来，再次用坚船利炮突破中国的海上藩篱，然后驱兵北京城，点火焚烧了圆明园。188 4年，法国远东舰队在侵华战争中肆行于中国东南沿海，在马尾全歼了中国的福建水师。十年之后的甲午战争，更是上演了一幕兰色的历史大悲剧，日本海军全歼中国海军北洋舰队，区区岛国将泱泱大清帝国彻底打跨。几年过后，八国联军的舰队又不费吹灰之力，迫使清朝政府接受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将中华民族彻底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深渊。此后的中国，更是国门洞开，有海无防；外国侵略者的军舰在中国的领海和内河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地。

据不完全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余年间，英、法、日、俄、美、德等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入侵兵力达47万人。百余年里，中国由一个完全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亦步亦趋地沦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深渊，中华民族在此历史过程中虽不断奋起抗争，但更多的则是历尽劫难，饱尝屈辱。回顾这一段不幸的民族历史，我们不难看到：外敌的不断入侵、特别是来自海上的外敌不断的入侵，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大劫难的直接根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更是一部列强从海上侵略中国并频频得手的历

史。如果说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是构成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演变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么，在海洋方向入侵与反入侵的军事斗争，则关系着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胜负成败，从而也就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命运。

二、中华民族在海洋方向的奋力抗争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国家所面临的海洋方向的严重危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陆续提出了一些应对之策。以30余艘舰船和不足万人组成的英国远征军，远涉重洋侵犯中国，使拥有近百万常备军的中国军队一触即溃。清政府从全国调兵遣将，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武器装备，但在历时两年的战争和绵延数千里的战线上，竟然没有打过一场胜仗，没能守住一处重要阵地，最后落得一个割地赔款的战败结局。这一严酷的现实，使朝野上下均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震动；并迫使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睁开自己的双眼，用客观冷静的目光去仔细审视周围早以变得陌生的外部世界，进而去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

林则徐堪称为清朝高级官员中睁眼向洋看世界的第一人，出于抗击侵略的需要，他特别重视学习和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及装备，大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方略。思想家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委托，编撰出一百卷的伟大著作《海国图志》。面对强敌自海上入侵的严酷现实，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下，魏源大胆提出了建设海军海防的一系列主张，开中国近代海防思想之先河，成为近代中国杰出

的海防思想启蒙家。魏源指出，抵御强敌入侵的上策是要“严修武备”，尤其要严修海上武备，因为入侵之敌主要来自海上。他从直观的认识出发，指出：“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主张必须老老实实向拥有“坚船利炮”先进武器装备的西方国家学习。针对当时视西方先进科技为“奇技淫巧”的强大的封建顽固保守势力，魏源冒着大逆不道的骂名，巧妙引证古代历史予以驳斥，并再三强调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鉴于“海战全争上风，无战船则有上风而不能乘”，在其著名的《海国图志》一书中，建议在广东虎门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专门建造坚船利炮。魏源甚至还规划出创立中国近代海军的初步方案，要用250万两白银建成拥有1 10艘西式军舰和三万名官兵的一支海军力量，聘请外国人来传授西方先进的海军技术和训练方法，精习驾驶、攻击之术，期成“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的有利海防态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愧为伟大思想宗师的魏源还将目光投向了国家的经济与财政等领域，大胆倡议开发工商业以富国力，并主张集中财力训练精兵。他更强调尊重人才：“国家之有人才，犹山川之有草木”，竭力倡设培养海军人才的考试制度，以培养大批人才作为建设强大海军力量的基础。魏源这些积极的思想主张，出现于当时闭关锁国的铁桶天下，实属难能可贵；这些思想对其身后出现的大办海军海防的热潮，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为近代中国的海军海防建设和近代军事工业建设做好了必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在魏源《海国图志》问世的时代，还出现了林福祥的《平海心筹》、严如煜的《洋防辑要》、李光建的《海防新编》、桂文灿的《海防要览》、徐金镜的《海防事宜》等一大批探讨海防问题的著作，给当时气息窒人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一度形成了一个“睁眼向洋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探索热潮。以林则徐和魏源为代表的这批有识之士及其著作，在19世纪40年代闭关锁国的铁桶天下，为近代中国海军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拉开了历史的序幕。在此后数十年清王朝苦心营办近代海军海防事业的曲折历程中，时时处处都显现着魏源等伟大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踪影。

但在近二十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再次落败。英法联军的胜利，再次显示出海军舰队实施海上机动作战的巨大优势，清朝统治集团中有更多的人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创建强大海军以抵御外侮，被列入清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由于处于封建专制之下的中国没有工业及其造舰制炮的技术和人才，咸丰皇帝在1861年拍板决定向西方购买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舰队。几经周折，花费巨资买来的却是一支挂着外国旗帜的“阿思本舰队”，朝野舆论一片哗然；清政府不得不遣散了这支不伦不类的舰队。在为此付出了67万两白银的“学费”之后，中国人充分领略了海权在握的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

1864年6月1日，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病逝，清军剿灭太平军之大局已指日可待。次日，由恭亲王奕诉领衔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强烈要求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以图自强的奏折，在

暮气深重的紫禁城激起了冲天的反响。这份奏折还附呈了李鸿章写给总理衙门的一封信，其中数语，确为当时高级官员们不敢想更不敢言：“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蠹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萌发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这场运动在当时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环视之下，紧锣密鼓地登上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1862年，曾国藩主持创设的安庆内军械所仿造的“黄鹄”号轮船建成下水；1865年，在李鸿章主持下，江海关道丁日昌购买了上海虹口美商开办的一家旗记铁厂，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极其著名的江南机器制造局。

悉心于经世致用并极力研究外洋事务的闽浙总督左宗棠于1866年向清廷提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同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而中国海船则日见其少，其仅存者船式粗笨，工料简率。海防师船尤名存实亡，无从检校，致泰西各国群起轻视之心，动辄寻衅逞强，靡所不至”，“若纵横海上，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