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隐派与名士风度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论

[收稿日期]　2004-12-09

[作者简介]　杨联芬(1963-),女,四川省荥经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①　沈从文与废名不是师生关系,但沈受过废名影响。沈从文《论冯文炳》中说,现代作家中风格与废名最接近的,

“是本论作者自己”。(《沈从文全集》16卷,P146,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

)汪曾祺与沈从文,则是师生关系。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沈从文教授写作和小说史,师生二人经常切磋,汪从沈从文那里获益多多;他对废名的接受和师从,也是经由沈从文获得的。参见《汪曾祺文集・散文卷》P127-134,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②　后来,沈从文也用“清淡朴讷”评价废名。见《论冯文炳》,《沈从文全集》16卷,P 145,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③　严家炎《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曾经详细地论证乡土文学的缘起、特征,废名被纳入20年代乡土作家。这个结论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归隐派与名士风度

———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论

杨联芬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中国现代文学,自周作人始,即出现一种具有归隐倾向的审美情绪。废名、沈从文

和汪曾祺,就小说创作所体现的恬淡自然而言,似可看作周作人一脉;但是,废、沈、汪这三位具有师承关系的作家,其对人生和自然的情趣,既超越了周作人,又各具鲜明的个性。通过对三人小说创作的梳理,揭示其返归自然、返朴归真的哲学与审美追求及其相互的联系与差异,从而呈现三位作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独特的价值。

[关键词]　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返归自然;反朴归真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209(2005)022*******

一

从废名到沈从文,再到汪曾祺,三人文学风格上的师承关系①,将一种恬淡的具有田园诗风的抒情小说,贯穿于20世纪自20年代到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周作人曾经用“平淡朴讷”评价废名小说[1](P102)

②,而“平淡朴讷”,也是周作人及废名、

沈从文被文学史家以“京派”之名归为一类的重要原因。汪曾祺师从沈从文,其语言的朴素平淡,大有乃师风范,一向被视为得沈从文真传的弟子。

“平淡朴讷”,固然是一种语言,然而更是一种性情。“平淡”的后面,是心灵的单纯与宁静;而“朴讷”,则体现一种大智若愚、大巧之拙。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一种“返归自然”的哲学与审美潜流的话,那么,它就流动于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之中,形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道若隐若现、蹊径独辟的“归隐”泉流。

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由于创作惯用乡村题材,在小说史上又被称为“乡土作家”。但他们的“乡土”,与鲁迅、台静农等笔下的乡土是不一样的。废名等三人的乡土世界,用沈从文的话说,“仿佛我

们世界以外的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2](P150)

,一个“有田园风,得自然真趣,文情相生”的

诗意的世界[3](P285)。

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约定俗成主要是指以鲁迅肇始,以20年代台静农、许钦文、王鲁彦、彭家煌、蹇先艾、许杰等作家为主形成的一种以批判和否定为基本立场的乡土写实小说,废名曾经被视为这个乡土小说作家群中的一员③。但废名的小说,以及其后的沈从文和汪曾祺,其作品在“乡土”题材上所表现的怀旧、归隐的情调,与鲁迅等以愤怒和讽刺为主调的“主流乡土文学”,显然是大相径庭的。主流乡土文学,着眼的是现实层面的乡土,是乡土中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野蛮”、“愚昧”和

“国民劣根性”,充满现代性的审视与批判精神。而废名、沈从文、汪曾祺,展示的则是自然层面的乡土,是体现中国人生命哲学的古朴悠久的自然与纯朴宁静的乡村生活,故他们的乡土经验往往与一种单纯的审美情调相联系。他们笔下的乡村,更多是顺乎天意、原始淳朴的自然的象征;这里,人的生存、命运,固然不能规避穷困、孤独、死亡,却也并不以之为骇,一切都是恒常宇宙中流动不息的生存与淘汰;悲哀,却也无奈。鲁迅等作家的乡土是写实的、再现的;农民的命运、遭际是悲惨的,而其麻木的心灵,又是使人且怒且哀的。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的乡土世界,则是写意的、空灵的,即使写冲突,

也更多来自生命存在本体的悲剧性(如命运、死亡),其哀愁是深沉的,其悲凉是淡远的;他们不欲近距离揭示近代经济关系和社会变动中乡村传统道德崩溃之后人性的丑恶,而是在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中,表现朴素的人性和返朴归真的愿望。

①　凌宇曾经问过沈从文,是否接受过卢梭的影响,沈从文肯定地回答“没有”,他甚至没有读过卢梭的书。见吉首大

学《首届沈从文学术研究座谈会发言摘要》,《沈从文研究》第232页,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②　翟业军《蔼然仁者辨———沈从文与汪曾祺比较》一文,对汪曾祺思想与性情中的儒文化特质,作过较为详切的论

证。见《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回归自然,返朴归真,是中国哲学思想中道家和禅宗的共同倾向,而根源,来自道家。《老子》五千言,不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超越人类感知的、因而语言无法描述的宇宙本原“道”,而且将“自然”视为宇宙的最高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

[4](P14)。自然,在中国哲学中有两重含义:一指与人类社会相对应的客观存在,即俗称的“大自然”;二指“天然”,自然而然,即一种精神的自由与淳朴。“道”创生万物,却并不试图主宰万

物,“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4](P6),虚静无为,故而无所不为。“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

[4](P3)

,一切都顺任自然,故能周行而不殆。老子

由此提倡人性与社会的顺任自然,认为人性回归原初的混沌(复归于“婴儿”)[4](P11),社会回到“绝圣

弃智”[4](P10)、“小国寡民”

[4](P46)的状态,便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庄子以降,老子的顺任自然思想,在不同时代不断得到阐发和丰富,其对自然的阐释虽有所不同,但基本的价值取向则仍是老子的。庄子的率性而动、任性而为,陶渊明的归隐园田,王维的徜徉山水,无论追求心灵的自由,还是追求人生形式的返归自然,其宗旨,都是人性的率性

和自然。禅宗的崇尚自然,一方面符合佛教六根清

静的本然,另一方面也是与道家思想融合的产物。西方思想中与中国哲学返归自然一派具有某种相似之处的,是浪漫派。西方浪漫派将自然视为人类心灵净化的场所,以及心灵与上帝之间的通道;人只有回到自然怀抱,方能获得心灵的自由,实现人性的完满。返归自然倾向的认识论基础,中西不尽相同,一为“道”,一为上帝;但就其无形无象、博大超然、创造万物而又超越万物之宇宙本原的特性而言,“道”与“上帝”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无论“道”的想象还是“上帝”的想象,有限生命对无限自然的敬畏,中西之人是共同的,这也是道家和西方浪漫派视自然为宇宙万物最高法则的根本原因。在人类肉身与心灵所构成的有限与无限之间,心灵的理想状态,就是合于自然的自由纯朴的状态。

中国现代作家中,浪漫派作家如郁达夫、郭沫若等,既承袭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崇尚自然,又接受了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因而其对自然的感情,既有传统士大夫式的纵情山水、放浪形骸,又有与歌德相似的浪漫情怀。但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其返归自然的人生观念与审美倾向,则主要来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

废名信仰佛教,崇尚老庄,其个性与人生情态,深受佛禅和道家哲学影响,他不但有参禅悟道之癖,更有隐居乡间的实际行为,与古代隐逸派士大夫最为相似。沈从文未受过系统教育,未从理性层面接受过道家思想,亦未与西方浪漫主义发生过关系①;其对自然的推崇,源自生命体验,却与老子哲学暗合。汪曾祺的人生观念中,没有废名那样明显的佛禅思想的痕迹,也不似沈从文对自然具有一种宗教情怀。汪曾祺整合了废、沈,而又不同于二者。相对于喜欢谈玄、追求独善的废名,汪曾祺更多世俗的关怀;相对于一心为再造民族精神营造理想乌托邦的沈从文,汪曾祺又显得放达、洒脱。他融合了庄禅与儒家,清高但不孤傲,朴素而仁蔼②。

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其崇尚自然的情怀,其追求和谐的人生态度及审美倾向,在20世纪中国以西方现代化为模式,以进取、进步为特征的现代性文化主潮中,显得非常独特,呈现了中国现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