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分析

《围城》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分析

作者：刘巧芳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05期

摘要：上世纪的新文学運动中，包括鲁迅、巴金、茅盾等作家都创作了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小说，其中学者钱钟书的《围城》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行了刻画，形象鲜明。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学者对《围城》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研究热度一直未减，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将作品人物群像按其特征分类并进行了形象分析，希望由此能更加明晰现代知识分子应该继承和改善之处，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关键词：《围城》；知识分子；形象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5-0-01

《围城》是作家钱钟书一九四四年动笔耗时两年完成的作品，作者取材自他当时处在的时代、他熟悉的行业、熟悉的社会阶层，以当时的知识分子为题材，又从知识分子作为人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角度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行了描绘，展示了受病态社会的影响知识分子病态的人性，并对其病态的成因进行揭露，从而展示当时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荒芜和人性的危机，希望以此为鉴，构建现代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观[1]。

一、《围城》中知识分子的形象特征

在《围城》中病态知识分子形象大致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特征一，贪慕虚荣。《围城》中知识分子的贪慕虚荣分为对文化和物质财产的贪慕虚荣，比如小说中的哲学家褚慎明的名气是依靠外国哲学家的回信堆积起来的，比如对战争造成了财产损失的虚构，比如说在《围城》中三间大学的校长高松年不是致力于课题研究、教书育人，而是沉浸于拉帮结派、勾心斗角来巩固校长的名望。又比如有着法国博士学位的苏文纵在被方鸿渐发现抄袭后毫不知耻，仅仅是依靠一张留洋文凭来遮羞，包括主人公方鸿渐的假学历等等。特征二，怯懦无能。这一特征在《围城》中方鸿渐的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方鸿渐在感情上还未能撇清与苏文纵关系又爱上唐晓芙，在落入孙柔嘉的婚姻陷阱后，就一直处于被动位置，被孙柔嘉当面骂懦夫，甚至对孙柔嘉离家出走也显得无可奈何，在事业上其在三间大学的工作还是拜情敌赵辛相所赐，方鸿渐感情和事业上的表现都显示了他的软弱无能。特征三，崇洋媚外。当时知识分子的多以取得海外文凭证实自己的能力，甚至对拥有的是张假洋文凭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同行中都流行吹嘘自己的留洋身份。特征四、不学无术。表现在作为三间大学的教授高松年只会弄虚作假和装腔作势而不是潜心做学问，表现在讲师苏文纵作为法国留学的文学女博士其名下的专著竟然是抄袭品，而作为剑桥出身的曹元朗却以能写得一手歪诗而自得[2]。

二、《围城》中知识分子形象形成的因素

上世纪新文化运动所处的时代是我们常表述的旧社会，旧社会黑白颠倒将人变成鬼，《围城》中知识分子形象形成有其主客观的因素，但病态的社会造就了病态的知识分子现象。

（一）客观因素

书中故事的时代背景就是动荡不安、战火纷飞，人不聊生，它让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了巨变，爱面子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对文化内涵的追求，贪慕虚荣和不学无术是其必然结果。知识分子在动荡不安，食不果腹的时代，以文化知识进行谋生必然会变得怯懦无能。三四十年代正处于文化的激烈转型期，新旧文化的冲突与中西文化的碰撞并存。带着浓厚封建气息的知识分子在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纠缠中困惑、彷徨变得怯弱无能。伴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价值取向的不同让知识分子贪慕虚荣、崇洋媚外。病态的社会让社会文化形态也变得畸形，必然导致知识分子怯懦无能，贪慕虚荣、不学无术、崇洋媚外的病态表现，病态的社会必然导致知识分子成为病态的牺牲品[3]。

（二）主观因素

文中的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的文化精英，他们启蒙于传统文化，又学贯中西，本应该在新旧文化的更替与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担负创新和融合的重任，但动荡不安的时代，举步维艰的生存现状却让知识分子的荣耀和骄傲被碾压的荡然无存，自卑心理的产生是知识分子性格的必然，时局的巨变生活的艰难从某种角度而言也让知识分子变的“流氓”，病态的社会让文化流氓群体在性格上堕落的更彻底。当时只为生存下去，知识分子整体有怯懦无能，贪慕虚荣、不学无术、崇洋媚外的病态性格表现。

三、结语

《围城》作品具有的深刻思想意蕴和现实教育意义，为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进步和启迪起到了重要作用。和平的时代的现代知识分子具有了足够的知识储备、较高文学造诣、更多的人文与自然科学知识，并从事着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工作。本文希望通过对《围城》中旧时代知识分子病态形象的描述及主客观因素的分析，能有利于引导现代知识分子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推动十九大对我国现代化目标设定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徐雅娜.《围城》中知识分子形象特征、成因价值再思考[J].名作欣赏，2012（35）：32-34.

[2]王雅妮.《浮士德》与《围城》中知识分子形象比较[J].北方文学，2012（3）.

[3]王爱玲.论《围城》中的“香蕉人”困境[J].中州大学学报，2013（4）：3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