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准备-何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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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的抗战准备
何艺
(广东惠州学院政法系,广东惠州 516007)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不断加深,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又把侵略势力深入到华北广大地区。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妥协的政策开始有了转变,并进行了一定的抗日准备。
南京政府的抗日准备并不充分,但它却是被迫转向抗日的重要行动标志。
本文试就此专题作一些初步的评述。
一、整理军务加强国防
(一)成立国防决策机构
1936年7月10日至14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五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国防会议。
《国防会议条例》规定:“为整理全国国防特设置国防会议,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备重要问题。
”
蒋介石任国防会议议长,会员有阎锡山、冯玉祥等32人。
1937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
《国防委员会条例》规定:“国防委员会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其责任。
”同时规定:“国防委员会为便利决议之执行,得直接秘密指导国民政府之军事及行政各高级机关,并督促其完成”。
国防委员会设正、副主席各一人,以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副主席兼任之。
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的设立,表明了国民党政府从国防决策机构方面开始初步调整。
(二)拟定国防作战计划,确立国防区域和划分战场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1935年度防卫计划大纲》,在上年度国防计划大纲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了国防区域、阵地线和兵力部署,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区域:
第一线有察冀晋绥区、山东区、江浙区、福建区、粤桂区;
第二线有察冀区、山东区、河南区、安徽区、江西区、湖南区;
第三线有晋绥区、宁夏区、甘肃区、陕西区、湖北区、四川区、云南区。
到1936年,《1936年度国防计划大纲》又进一步将全国划分为4个大区:抗战区,警备区,绥靖区,预备区。
并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机关,设冀察、晋绥、山东、江浙、福建、粤桂6个国防军总指挥部,1个预备军总指挥部。
至1936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已完成规定了预定战场的阵地设置。
1936年底,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又拟订《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1937年3月修订完毕。
至此,战前备战的战略设计已完成。
(三)整建陆海空军
1.整理陆军
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是由若干个新军阀集团的松散联盟所组成。
这些新军阀集团各自拥有一支以个人为中心的私人军队,有相对固定的地盘,割据一方,自成体系,军队的编制、武器装备、教育训练各不相同。
全国除新疆、西康、西藏外,计有180个师、又94个旅、40余个独立团。
为适应对日作战的需要,必须加以整理。
1935年1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军事整理会议,布置整军工作。
3月,在武昌成立陆军整理处,任命陈诚为处长,负责全国陆军的整顿和训练。
至1937年7月国民党政府对陆军实际调整、整理共85个师又9个独立旅,此外已适用调整编制但尚未充实的有5个师。
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对特种兵进行了整建。
迄全国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陆军已整理与未整理部队共计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加上特种部队,共约170余万人,预定使用于第一线作战者,计步兵80个师又9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炮兵2个旅又16个团。
2.扩建空军
随着国民党政府对全国抗战筹划的开始,空军建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
1934年以前,国民党政府原有空军8个中队。
1935年增编了6个中队,1936年又增编了17个中队。
至1936年底,国民党政府空军增至31个中队,编成9个大队和5个直属中队,此外尚有4个运输机队。
总计全国空军共有各类飞机600余架。
全国有飞机场262个,飞机修理厂6个。
并与德意进行军事工业合作。
同时,完成了空军区的划分。
海军建设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建设中,以海军建材最少,“为经费所限制,未能作大量之建设。
(四)修筑国防工事
修缮要塞及修建防御工事。
1936年春季前后,国防工事构筑大部展开。
主要是在全国十个地区构筑阵地。
国民党政府修筑的国防工事和整建的要塞,大部分在不同程度上为尔后的抗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五)实行征兵制度,推行国民军训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通过了《请改良兵役制度,实行征兵案》和《应速行全国征兵制》案。
1936年3月1日,国民党政府明令实行“兵役法”。
当年底,首批征集新兵5万名入营训练。
与征兵制相关的是建立师管区。
1936年3月1日,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划分全国为60个师管区、10个预备师管区,每一师管区配置一个调整师为主,一个整理师为从。
师管区的基本任务是:现役兵之征集补充,各兵役召集教育,动员计划实施等。
在实行兵役法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对壮丁和学生推行了国民军训。
1936年,国民党政府发布《壮丁训练实施纲要》,并予实施。
同时订立《县军训教育官遴选办法》,由中央统一训练各县军训教官,分配备省任用。
但是,国
民党政府的所谓壮丁,绝大多数是强抽和抓捕来的,难以收到应有的训练效果。
与此同时,1935年国民党政府对大、中学生全面推行集中军训制度,每期3个月,授以预备役军士和候补军官教育。
1937年度,国民党政府拨出普通军费和国防建设专款共6.34亿元。
其中空军建设费7000万元,陆军建设费约1.2亿元,海军建设费228万余元。
然而此时距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因此所能进行和完成的军事准备是极其有限的。
二、加强重工业和交通建设
(一)国防经济建设的筹划
1935年12月4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了《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
该案确立了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原则朋条。
并在第3条中规定:“国民经济之建设,应以整个民族为目标,在目前国际情况下,尤应审度各地交通地理之形势,凡基本工业之创办,重大工程之建筑,均须择国防后方之安全地带而设置之。
”
特别应该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7月,蒋介石提出:“对倭应以长江以甫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线,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中心,甘滇为后方。
从这句话我可以感觉到,民国政府战前对日作战战略可以说是有预见性的,事实证明,后来的战局发展并没有突出这一战略。
据此,1935年资源委员会在拟定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时,提出了在湘、鄂、赣三省建立后方战略基地的设想,“拟以湖南中部如湘潭、醴陵、衡阳之间,为国防工业之中心区域,并力谋鄂南、赣西以及湖南各处重要资源之开发,以造成一个主要经济中心。
国民党政府确立配合国防的经济建设方针,对抗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经济资源调查和工业建设计划
为调查研究全国各种资源状况和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并提出相应计划,1932年11月1日,国民党政府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
该委员会经过几年的工作,调查了全国矿产、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财政经济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并对化学工业及轻工业有关部分作了分业调查,拟定了统制计划。
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为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
主要任务是从事资源的调查研究、开发和动员。
拟定了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重点进行重工业建设。
1936年度开始,国民党政府大量拨款,作为建设重工业的经费。
同时军事委员会批准统制钨锑矿出口贸易,所得盈利充作建设费用。
于是,资源委员会便开始着手工业建设。
资源委员会所拟定的重工业三年建设计划中筹设的厂矿大部分已经动工兴建。
这一计划的拟定以及部分实施,对中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交通建设
为了适应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国民党政府比较重视交通建设,取得的进展也
较为显著。
1935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为流畅货运,要“尽量发展各县各省区间之道路交通、改进水陆货运,力谋货物流通之便利。
”规定“交通运输之建设应使其适合经济建设及国际形势之需要,”进一步整理旧路,修筑新路,并对各主要铁路增设防空设施。
国民党“五大”还通过了《请兴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
至1937年上半年,交通建设有了较大进展。
铁路:至1937年上半年,中国的铁路已建13000公里。
公路:到1937年上半年,全国已有公路109500公里,
三、寻求外国援助
(一)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战略
1934年7月,蒋介石在对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演说,在演讲中,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对中日实力对比,对日本的战略目标进行了全面的解析。
从中也可以看出,民国政府希望得到外国的援助。
(二)寻求欧美列强的经济援助
1933年夏,继热河省的沦陷,长城抗战也因得不到有力支持而最终失败,日军兵临平、津城下,国民党政府被迫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
此时,国民党政府仍希望以《塘沽协定》为契机,在北方,不惜以牺牲东北和华北为代价,稳住日本,停止它的南侵步伐,以拖延时日;在短时间内,借助欧美的援助,完成金融货币改革,发展经济。
为了谋求美国的经济援助,同意加入美元集团,并得到大量贷款。
华北事变后,英、美帝国主义对华问题态度渐趋积极,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开始着重于努力寻求外援,加强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
加快在国内进行币制改革,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获得了英国的支持后,继续谋求英国对华投资和贷款。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国民党政府在谋求英、美提供财政援助的同时,还大量从欧洲其他国家借款,尤其是德国的支持。
1934年8月23日,德国代表与国民党政府达成一个贸易协定,即中国以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品。
1936年4月8日,中德在柏林签署《易货协定之补充贸易合同》。
协定签订后,国民党政府主要队德国购买武器和军用工业物资。
国民党政府在外汇拈据的情况下获得了部分急需的军事工业品。
德国军事物资对全国军队的整编,加强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还与德国工业集团达成了数笔铁路信贷。
与此同时,积极与其他欧洲国家进行经济合作。
国民党政府在外患日甚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客观上加强了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抗衡的经济实力。
大批外汇的获得,不仅增加了对急需军用物资的购买力,而且直接充实了法市的外汇保证,使统一的市制得到巩固,有利于调整战时经济。
多笔铁路贷款合同的签订,加速了对国防具有重大意义的铁路建设。
一批军火与国防工业设备的进口,使军队装备有了一定的改善。
国民党政府多方争取外援的努力,增加了对急需军用物资的购买力,暂时巩固了法币的地位,在客观上增强了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能力,有利于抗战。
(三)改善中苏关系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对苏联远东地区也构成威胁。
鉴于中苏在这方面的共同
利害关系,从1932年2月26日,中国与苏联进行了一系列外交。
签订了中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同年12月12日,中苏恢复正常外交。
苏联以武器贷款的军事援华方针,对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具有促进作用。
同时,中苏关系的改善,也为中国抗日战争创造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抗战前南京政府的抗日军事准备尽管很不充分,但它是整个南京政府抗日准备中的最主要部分,其作用也大大超过了经济方面的准备。
对日的军事准备是南京政府政策转变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克服失败主义情绪、增强人民的抗日信心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此外,南京政府在抗战初期抵抗日军达一年半之久,使江浙一带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转移至西南大后方,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利于抗战前的准备。
南京政府的空军在抗战初期曾给日军沉重打击。
总之,抗战前夕的军事准备提高了南京政府军队的战斗力,增强了其一定的防御能力,对于抵抗日寇的侵略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1]脱脱,等.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2]徐松,辑.宋会要辑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57.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